中新网9月16日电 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提起位于巴黎南部110公里外的蒙达尔纪小城，不少法国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当地的一座教堂，这座位于市中心的教堂，因为圣女贞德的光顾，而成为了教徒们心中的一处圣地。
中国人熟悉蒙达尔纪，则是因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那里勤工俭学的一批年轻人：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陈毅、邓小平、李维汉、李富春、萧三、李立三、蔡元培等等，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让这座小城拥有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圣地”的美名。
80多年过去了，善于保存历史记忆的法国人，在这座景色别致的“小威尼斯”城区内，将当年勤工俭学者们生活和战斗过的十几处地方，连接成一条红色旅游线路，并在每处景点前设立了中法双语标牌，向后人介绍那段历史。
今年8月一个晴朗的夏日，应蒙达尔纪法中友好协会会长王培文女士的邀请，王若飞之子王兴，与夫人张延忠带着小孙女鸣鸣，来到了这座父亲曾经勤工俭学的小城，沿着“红色线路”，追寻父辈们留下的伟大的足迹。
父亲是个豁达包容的人 关于王若飞，在王若飞百年诞辰纪念集《关山渡若飞》中有这样的描述：王若飞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生于1896年10月，贵州安顺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2年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回国后，王若飞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装暴动。1927年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1年回国后，因叛徒出卖，王若飞在内蒙古包头被捕。在长达5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坚贞不屈。1937年王若飞获释，1938年起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0年春至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4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王若飞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月，王若飞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和叶挺、邓发、秦邦宪、黄齐生等一行17人遇难，终年50岁。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政治家、活动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王若飞，为中国人民的民主、和平事业壮烈献身。
官方记载中作为革命家的王若飞,为了追求真理与信念，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作为父亲，独子王兴眼中的王若飞，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去蒙达尔纪的车上，已经年近七旬的王兴，一边轻抚着孙女鸣鸣的头发，一边回答记者：“父亲遇难时，我只有8岁，只记得他对我非常宠爱，就像今天我对自己的小孙女一样”。
王兴有一张老照片，照于1940年8月1日，照片上的小王兴骑在一匹战马上，父亲王若飞牵着马头。“小将军”，“老马夫”，王若飞在照片背面写下的字迹，充满了舐犊之爱。
王兴10岁以后才知道父亲牺牲的事情，还是一起玩的小朋友说的，当时他听了很难受，就回家问母亲，母亲便把实情告诉了他，并安慰他说，爸爸死了，还有妈妈，有毛主席在，天就不会塌下来。
后来，王兴通过查阅王若飞的各种材料，包括那些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及身边人的一些回忆、传记等资料，对父亲有了更多的了解。而王兴的夫人张延忠，更对王若飞的历史资料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
“父亲包容豁达，与各种人都能交朋友”。王兴说，王若飞是在1919年11月下旬抵达法国的，随后在法国枫丹白露公学进行了4个月的法语学习，当时身上带了800法郎，一般人一个月用100法郎就够了，但王若飞却要花掉200法郎，“因为钱都用在郊游交友上了”。
也正是因为他善交各种朋友，经常与持各类观点和政见的人来往，使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能够为当时的各派人士所共同接受，并在他们中间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那个时候，由于所持政见不同，分别形成了由赵世炎和蔡和森为代表的两大派别，彼此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一直处在针锋相对的状态。后来在王若飞、萧三等人的努力撮合下，两派人马才终于肯坐下来举行会谈。就这样，这些充满热血激情的年轻人，经过3天3夜的连续争论，最终取得了一致的观点。这次会谈成果非常重要，为后来成立中共少年共产党奠定了基础。很多当事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讲到了王若飞豁达包容的性格特点。
王若飞为人豁达，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含糊。当年张国焘在离开中共之前，临走时最后的一顿酒，就是和王若飞喝的。两人在莫斯科曾是一个班上的同学，当年王若飞就曾对张国焘说过，你迟早要成为一个反革命。即便如此，张国焘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了很多人的坏话，却唯独说了王若飞的好话。
在中共党内，有人曾把王若飞看作是陈独秀的死党。陈独秀担任中共第一任总书记时，王若飞曾任秘书长。陈独秀非常喜欢和信任他，甚至视其为自己的儿子。在中共六大上，王若飞严厉批判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因为在强行发动的农民起义和暴动中，牺牲了大量党内优秀分子，其中包括被敌人斩首的赵世炎。在会议中，王若飞提议恢复陈独秀中央委员的职务而遭到攻击，有人说陈独秀是没有群众的，他的群众就是王若飞在江苏时的那些班底。但是，在1942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时，毛泽东曾特别对王若飞讲，看来若飞的意见是对的，当时不但不应开除陈独秀的党籍，还应当让他担任中央委员。
就陈独秀与王若飞的关系，张延忠曾问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王若飞和陈独秀的关系很“缠绵”，与陈氏兄弟的关系非常好。邓小平说到的陈氏兄弟，是指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延年在党内被称为“小列宁”，29岁时在龙华刑场偏不下跪、站着被乱刀砍死，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后一年被屠杀。本来在陈延年被害后，党决定派人去顶替身份尚未暴露的陈乔年，当时也有一位狱中难友共产党员是南洋华侨，得了肺病将死，愿意去顶替他，但陈乔年得知后，坚决反对，主动到法庭说自己就是陈乔年，结果很快就被杀害了。
王若飞不但为人宽厚，而且乐于助人。在延安时期，不论官职高低，很多人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摄影家吴印咸的孩子进保育院，就是王若飞给开的“后门”。吴印咸的夫人后来见到王兴，还常常提到这段往事。而王兴小时候的许多照片，也正是出于这位摄影大师之手。
人们都说我的性格像父亲 当然，父亲的形象不仅仅来自外部的描述，其实，在王兴自己的身上，便处处体现着父亲的影子。王兴说：“人们都说我的性格像父亲，他在党内那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人骂他，张国焘写文章不骂他，郑超麟还说他好话。我也是，没什么跟谁过不去的。”
文革当中，王兴被王震带到江西农场保护起来，那是江西红星农场，“那里面没有"好人"，所以我这个"坏人"在里头也不会被歧视，那时在农场过得挺愉快的。”王兴还说起，当时有个河南人，曾经在四川管理俘虏，因为一时心软，放走了一名国民党高级军官，结果被发现，开除了党籍，下放到农场。而随和的王兴却跟这个没人搭理的异类相处得得很好，是很好的朋友。
王兴说，“父亲爱喝酒，我也喜欢喝，而且每天都要喝，法国红酒喝不惯，要喝还得是二锅头。”说起王若飞爱喝酒，萧三曾经有过一段回忆，当年他们在蒙达尔纪一起开会时，萧三让王若飞去买点吃的，结果左等右等不见人回来。原来王若飞在路过一间小酒馆时，忍不住到里面喝了几杯，结果越喝越高兴，喝得把买东西的事给忘在脑后了。
在蒙达尔纪的小街道上，王兴夫妇每见到酒吧都会仔细看看，“也许，当年父亲就是在某个小酒馆里，与朋友们一边饮酒，一边讨论着中国的未来。”
实际上，父亲遗传给王兴的还不仅仅是性格和爱好，就连他善于谈判的天赋也传给了儿子。退休之前，王兴曾担任兵器工业总公司外事局局长，经常要与外国人进行谈判。王兴不但是一位谈判桌上的高手，还能把谈判对手变成私下的朋友。特别是俄罗斯人很喜欢他，每次都要和王兴喝上几杯。“俄罗斯人的酒量可不行”，王兴如是说。
舅甥情深的传奇往事 王若飞在蒙达尔纪的时候，曾在城郊的一家橡胶鞋厂做过工，当时他每天工作很辛苦，回到家，却只有睡地铺的份儿，床要留给二老。这二老都是教育家，一个是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另一个则是徐特立。虽然王若飞每天对二老毕恭毕敬，但仍时不时要受到舅父的“训斥”。
看起来舅父似乎有些霸道，实则不然，他们舅甥之间感情之深，远远超出常人。由于家庭变故，王若飞从7岁开始便由舅父抚养。当时到舅父家的王若飞还不会说话，最初在舅父开办的贵阳达德学校扫地，有一次舅父翻他的床，发现床垫下都是他写的字，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从未上学，一问才知，都是他趴在窗户上听来的。
从9岁开始，舅父开始对他进行悉心培养，也从此基本上再没有离开过他。黄齐生带着王若飞参加辛亥革命，让他送信送情报，而黄齐生开办的学校更曾是贵州辛亥革命的指挥中心。后来，聪慧过人的王若飞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考取了日本官费留学，舅父陪着他去了日本。王若飞到法国勤工俭学，黄齐生也跟着一起来。直到王若飞到苏联去，黄齐生无法陪同，才回到了上海。
等到王若飞回国之后，他们二人就再也没有分开过。就连王若飞坐监狱，黄齐生也赶到包头去照顾他。
黄齐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与黄源培、马寅初、柳亚子是很好的朋友，更桃李满天下，像国民党的何应钦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学生。在王若飞坐监狱时，黄齐生去北京找了何应钦，所以当时没有把王若飞送到南京去，还可以在监狱中研究易经。王若飞出狱后，黄齐生就跟着他一起去了延安。
国共重庆谈判时，黄齐生本来不需要去的，但他认为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不少人脉，可以做些工作，出份力，就又随王若飞去了重庆。后来与王若飞同机返回延安时，一起遇难。舅甥二人情深似海的往事，从此成为传奇，更被搬上了荧屏。
中国现在不该是这个样子 漫步在蒙达尔纪的街头，王兴夫妇一直在想象着，当年充满理想和朝气的父亲，也许就曾经步履匆忙地在面前的某个地方走过。
有小“威尼斯”之称的蒙达尔纪，处处都是小桥流水的景象，一座座桥梁的栏杆上都装点着淡雅的鲜花。王兴夫妇一路看得很仔细，还不时拿出相机把眼前的景色拍下来，再评说上几句，话题自然回到了今天的中国。对比国内被破坏的环境，更让他们十分感慨。
王兴的夫人张延忠的父亲张鼎丞，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张延忠本人在退休前也曾担任国家人事部党组成员。夫妻两人都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他们又是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社会呢？
说到这个问题，两人的表情都变得有些凝重，“中国现在不该是这个样子。特别是当前存在着这么大的贫富差距，山西发生的黑煤窑事件，没地方洗澡的外来工，常常在北京河里淹死等等，他们所反映出来的生存状态，很像当年恩格斯分析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虽然一两句话很难讲清楚，但是现在都在讲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因为需要和谐，所以才要讲”。
看着正在河边兴奋地追逐着小鸭子的孙女鸣鸣，他们似乎有着更多的感受：“现在最令人头痛的就是中国的教育问题，孩子们没有阳光、没有朋友、没有玩耍的场地，每天一早起床，下午回到家里，院子还没转上一圈，就要一直写作业到晚上11点多。现在的孩子们不会上树，不会打架，没见过昆虫，没见过漫天的星斗，只会念书。这是中华民族的大问题”
“社会腐败之风，教师腐败、医生腐败，连卖菜的、看车的也"不拿白不拿"，当年上街游行反腐败的学生，自己成了官员却也腐败。有人也笑话我们，说我们有那么多资源，却过得不比别人好，拿的也不比别人多。”
“但我们和朋友们的想法都差不多，觉得自己为国家做不了什么，也没想出来什么好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就尽己之力，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吧”。
此时，略微倾斜的阳光依旧显得那么清透，张延忠看着院子里的一株参天松柏，又念叨了一句：当年在父亲他们的身上有多少青春澎湃的热情啊！(赵成)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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