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均称台湾要做“胜利”选择

　　中新网9月16日电 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刊发对台湾《天下》杂志创办人高希均的专访，在访问中，高希均认为，现在台湾竞争力不断下降，需要创造商机、减少危机；扩大全球化来克服边缘化；要用“两岸共同市场来替代海峡战场”；每个人做“跳出颜色”的选民；那么“另一个台湾是可能的”。

　　三十年前，高希均在报上发表《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引起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共鸣，那是奋发、纯朴的年代；三十年后的今天，台湾经济起飞了，人民的生活却没有更美好，道德与希望日益倾颓。有感于台湾的边缘化，高希均写下《我们的V型选择》，坚守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为社会指引胜利的道路。

　　这本书分几个面向：首先提出“V型选择”的架构，然后提出七个选择，首要的选择是台湾的愿景，在其余的六个选择中，主要是对当政者的评价与期许。高希均并列出掌握大中华经济的二十个大趋势，并指出台湾应追求、掌握之处。全书维持一贯的“高氏”写作风格，充满理性与感性。

　　以下是高希均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摘要：

　　写《我们的V型选择》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两年前，我写《八个观念》改善台湾之后，我觉得时间完全没有站在台湾这一边，这话怎么说呢？在全球的竞争力中台湾地区在倒退，过去多年来不管是IMD(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或者WEF(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调查，台湾地区几乎很少在十五名以外，约在五名到十名之间，从来没有出现中国大陆领先台湾的事情，而在二零零七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全球竞争力综合调查中，中国大陆名列第十五名，台湾是十八名，第一次落在十五名之后，这是很大的警讯。

　　第二、欧商在台商会不久以前很直率地说台湾地区已经完全失去了竞争力，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话，美商商会也警告说，台湾如果不赶快“三通”的话，有更多的外商会离开台湾，除了这几个指标以外，台湾在全球金融效率的排名在一百名以后。总的来说，任何重要的指标，台湾都是越来越往下走，而且台湾几乎很难请到世界经济级的大师，而这些人络绎不断地出现在中国大陆。今天北京开个会，可以四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同时出现，台湾一个也请不到。

　　整个的趋势是台湾的边缘化从四面八方出现：在亚洲四小龙中，两年前韩国的人均所得超过台湾，台湾地区沦为四小龙之末，现在是二零零七年九月，大概到年底之前，韩国的人均所得会超过台湾三千美金，从今之后，台湾地区不可能再超越韩国，当然它本来就远远落后香港、新加坡，当年经济奇迹的光芒已经日薄西山了。

　　在这种处处不利的情势下，台湾能做什么？

　　所以我说我们要做一个“胜利的”选择，这不像今天要盖个大机场、大工程，这是一念之间，也就是所谓的软力量，当你想通了、有共识了，就可以做了。我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愿景(Vision)、诚信(Integrity)、承诺(Commitment)、人才(Talent)、开放(Openness)、和解(Reconciliation)、年轻一代(Youth)，合起来就是VICTORY、就是“另一个台湾是可能的”。

　　为什么台湾会逐渐边缘化呢？

　　有七个原因：“愿景”模糊、“诚信”衰退、“承诺”破产、“人才”折损、“开放”萎缩、“和解”僵持、“年轻一代”迷惘。这个大家都同意，现在要把这个东西变成往上走的话，愿景要很清楚、诚信要不打折扣等。这也就是我这本书出版以后，希望两党的候选人，马英九先生和谢长廷先生能告诉我们你们要的愿景是什么、你们怎么样恢复诚信、你们的承诺是什么、怎么样使用人才等。

　　V型选择具体要怎么做？

　　两个地区领导人候选人具体怎么做我不知道，可是我认为有四个策略可以讨论，第一是创造商机、减少危机，也就是要改善投资环境；第二、扩大全球化来克服边缘化，其中当然包括改善两岸关系；第三、最重要是用两岸共同市场来替代海峡战场；第四、台湾每个人做一个“出色”的公民，也就是“跳出颜色”的选民。我相信台湾的理性会日益抬头，理性所需要的不是蓝跟绿，理性所需要的是告诉我们到底台湾的方向在哪里，我们今天遭遇什么问题，有什么对策，我写这本书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一起认真来讨论，形成共识，在二零零八年以后大家一起前进，时间真的不多了。

　　你认为台湾陷于困境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我要很率直地讲，如果陈水扁的政绩很好，如果陈水扁跟他家庭没有涉及贪污案的话，我觉得他不需要操作这种情绪、操作省籍情结，因为他要维护他下台以后不用坐牢，所以他一定要不断地挑拨这个情绪。

　　没有一个地区领导人在他下台前七个月能够像他这样呼风唤雨，全世界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台湾慢慢进入一个文明社会，慢慢在摸索民主与法治的道路，民主与法治在台湾是残缺的。在我们台湾社会里，出现这些论调，而我们不以为怪，什么论调，就是一个快下野的地区领导人，绝不做重大的决定，绝不做争议性的决定，他就把自己任期稳稳做完以后交给下一任，不管是本党或非本党的，不可能兴风作浪，历史上没有过，一个民主成熟的地方是不会这个样子的。

　　你提到台湾陷于困境的原因，正好都是民进党的痛处，你认为它会接受你所提的论点吗？

　　当然没有用，但我不相信，假设我们真的有50.1%的老百姓听不进我的话，那我只能认了，我就giveup(放弃)。很多知识分子现在不出来讲话、不写文章，因为他们认为讲的话没有用，干嘛浪费时间？我已经到了这个边缘，我也会这样子。很多人问我写书写这么多年，为何有这种动力，但这本书几乎是我最后一个测试了，如果明年投票结果，仍然是操弄民粹而能够赢的话，表示我的力量太微薄了，我只好退出来做别的事情，不再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

　　在这本书中，你对“开放”(openness)这个议题着墨很多，这跟台湾目前的锁台政策刚好是一个对照，能否说明你对开放的追求与向往？

　　开放包括心态的开放、脑袋的开放、政策的开放，今年三月我跟十几位企业家到迪拜访问。二十多年前迪拜就像深圳，深圳本来只是一个小港，就因为的改革开放今天变成一个很象样的城市，但还远远比不上迪拜，迪拜三十几年前只是一个渔港，夏天温度高达四十五度，不是人可以活下来的。温度改不了，但人定胜天，当他们发现迪拜的石油十年要用光以后，产生危机意识，他们有一个开明的、受过英文教育的酋长，他就“借脑袋”，这三个字是关键，有愿景、有执行力，在三十年之内，他把一个落后的渔港转型为全球度假、购物及金融中心，它马上还会变成文化艺术的中心，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迹，太不可思议了，这是化不可能为可能的例子。(童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