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天津疯狂进行奴化教育(组图)

1941年，在日军掌控下的天津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南市粥厂

日本占领天津后，就地生产军需物资。这是日本国务大臣藤原视察华北制铁所时的情形

　　侵夺我的财富毒化我的神经

　　日本占领天津后，就地生产军需物资。这是日本国务大臣藤原视察华北制铁所时的情形

　　日本占领天津后，对天津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并以天津作为掠夺华北的中心，以支撑其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在整个占领期间，日本对天津的经济掠夺从未放松，初期和末期尤为残暴。抗战初期，日本妄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军事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因此对天津的经济掠夺主要是野蛮的直接掠夺，抗战后期，日军垂死挣扎，对天津的掠夺是疯狂的全方位掠夺。

　　霸占企业强征军需

　　沦陷初期，日本侵略者对天津的企业实行了野蛮的掠夺，仅1937年到1938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从天津掠走了价值约64万英镑的物资。

　　日本占领当局对与战争和军需有关的企业采取直接经营、没收霸占、并入日资企业监控生产等方法实施掠夺；对其他的企业，采取种种野蛮手段加以排挤打击，直至搞垮，然后加以吞并和掠夺。日本当局把矿物油也作为军用品，禁止民间生产和贩运。

　　对军用物资和其他重要产品如钢铁、煤、棉花、火柴、麻袋等不准自由销售，一律由日伪进行“征集”，其实就是公开掠夺。如： 1944年4月，日本正准备进攻我国中原地区，需要大批的自行车，日本侵略者出动大批武装人员，对天津的几家大车行的存货全部查封，随后就借口“协助大东亚圣战”，强行“购车”，实际上是抢夺，一次就“征购”自行车一万五千余辆，后又多次洗劫，致使天津的自行车行业从此一蹶不振，并相继破产倒闭。

　　奴役农民圈地抢粮

　　日本占领者在天津周围大肆掠夺土地，勒索军粮。日本在天津的农业垄断组织主要有两大系统，即华北垦业公司和米谷编制协会。日本在天津一带共设立了一百二十个农场，掠夺土地达九十二万一千七百多亩，约占当时天津县、宁河县耕地面积的一半。

　　无地的农民被勒令垦荒，收获除纳租外，余粮悉被贱价收买，充作军用。日本侵略者对土地掠夺，使大批农民遭受深重的苦难。北仓农场有二万亩土地，原属当地九百多户农民，郑庄子、杨庄子、贾家沽道村等全被日本人圈占。日本人圈占土地后设立农场，强迫当地农民和所谓游民当佃户，从事奴隶式的劳动，或通过包租人间接对佃户进行奴役。

　　天津是华北棉花市场的中心，也是日本掠夺我国棉花的中心，日本在天津设有棉花收购站、打包厂、转运公司等搜刮棉花的机构。仅1943年，日本就从天津掠夺走棉花二三百万担，其他的农副产品，日伪也以很低的价格强行收购。

　　吞并银行哄抬物价

　　七七事变以前，大华北及天津的流通领域里，存在着共约30种货币，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为了控制华北的金融，以促进所谓“日满华经济一体化”，先后设立了伪蒙疆银行、联合准备银行，将华北地区银行一律强行吞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掠夺华北物资，日伪大量发行伪币，势如洪水泛滥。日本掠夺性的金融政策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失，造成华北沦陷区物价的飞涨，在沦陷期间，天津的总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近千倍，食品批发价上涨了七百三十倍。

　　日军深陷战争泥潭，军事资源越来越枯竭，日本在天津对战略物资的掠夺加剧。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当局多次强迫天津人民进行“献铜”、“献铁”、“献金”、“献机”运动，民间的铜铁杂物，如铜门环、铜牌匾，寺庙的铜佛、铁钟、铜磬，海河岸边及民园周围的铁栏杆，皆难逃劫运。有些华商工厂如北洋、恒源等纱厂甚至连纱锭、布机也被迫献了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