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戛然而止的艾滋孤儿救助之旅

　　一次戛然而止的艾滋孤儿救助之旅

　　■本报记者　周益　本报实习记者　王建明

　　【周末报报道】有人问现在防艾工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说，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第一位的是孤儿问题，其它问题次之！否则，可能导致民族的灾难！——高耀洁

　　李丹在前往河南某艾滋病高发村之前，曾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扑面而来的竟然是漫天谣言。

谣言的版本有很多，目的只有一个：让当地人相信李丹和他的团队是“骗子”。

　　2003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太阳物理专业研究生李丹和他的伙伴们成立了一个以救助艾滋孤儿为宗旨的“东珍”文化传播中心。他们把活动的主要地点定在了河南省，他们的设想是，为不被普通学校接受的艾滋孤儿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猜疑、愚昧、封闭……在完成这个梦想的征途中，李丹和伙伴们不得不翻越一座又一座“人性的荒凉山岭”。

　　穿蓝色制服的“骗子”们

　　“当时最过分的一个谣言就是，说我们去骗村民接受抽血，然后把他们的血样本卖到国外去赚大钱。于是，许多村民都有意地躲避我们。”李丹回忆说。

　　何建章是黑龙江大学的学生，为了帮助艾滋孤儿，主动申请休学一年。他向记者表示，刚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很多村民都对他很戒备。“村民对我们很客气，但无论问什么，他们都说‘不知道’，也不欢迎我们到家里去。”

　　在不信任的情绪影响下，志愿者在当地甚至屡屡遇到暴力事件。李丹说：“我2003年刚去河南的时候，曾经受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的阻挠，甚至在一个村子外面被一群大汉追打过。”

　　碰了几次壁之后，李丹和伙伴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进村都统一穿着印有“爱心助人，公义务实”的蓝色制服。

　　“从心理上说，很多村民都渴望得到外界的帮助，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面临绝境。”刚从长沙民政学院毕业的朱昭武告诉记者，“穿统一的制服，是为了让村民们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正规的组织，从而相信我们的能力。”

　　在志愿者耐心的讲解下，一些眼看他们连挨打都不怕的村民渐渐转变了态度。

　　在最初接纳志愿者们的村民的帮助下，李丹在村里找到了一个被闲置的房子，并把它修整一新，当作“东珍”的活动室。这个活动室里放满了玩具和书籍，朱昭武告诉记者：“村里的小孩看到有好玩的，很感兴趣，随之也把附近村的小孩们带了过来。活动室还有很多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我们会组织孩子在里面看书、上课、做游戏。许多家长看到其他的孩子都来了，也就放心让自己的孩子也过来（接受教育）了。”为让村民相信志愿者们不是为了骗钱，他们制定了相对丰厚的救助办法。李丹说：“我们对那些来活动室玩的孩子进行调查核实，只要属于艾滋孤儿，或者父母亲中有艾滋病人的，我们都会给孩子的家庭按一个小孩每月100块钱的份额发放救助款。”

　　渐渐地，村里的大部分艾滋孤儿都进活动室玩了，而村里的大人也接纳了这群年轻人。

　　“至少能吃饱穿暖”

　　年轻的志愿者们努力与当地村民打成一片，同时，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当地落后的物质条件。

　　在采访中，很多志愿者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初到当地的感受。

　　朱昭武进入某艾滋病村之后，发现很多艾滋病人的家基本上是家徒四壁，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进门，看到的就是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能卖掉的都卖掉了，当地人基本上没有看见过电视，有的家庭连收音机也没有。”

　　朱昭武还发现，这里的农户跟他熟悉的北方农户不一样，院子都没有围墙。他后来才知道，砌院墙的砖都被拆了拿去卖钱了，连砌灶头的砖都未能幸免，很多艾滋病人是用几块砖头支起一个简易灶，生火做饭。“有些病人干脆连家门板都不要了，只要是能换钱的东西，统统被卖掉。”朱昭武说。

　　志愿者们的生活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

　　“之前我想，条件再怎么差，学校应该也有个学校的样子，有教室，有操场，有办公桌吧。”何建章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期望。结果，出现在这个小伙子面前的“东珍”学校只是一栋很不起眼的两层小楼，一楼是教室，二楼是睡觉的地方。

　　“第一天晚上，根本睡不着。”何建章告诉记者。在不到90平方米的二楼房间里，挤着20多个艾滋孤儿和7名志愿者，没有一张床。在河南的一年间，何建章都是和大家一起将被褥铺在水泥地板上睡觉的。

　　这个东北小伙子到了河南后，对于当地的环境并不是很适应。“由于当地空气干燥，我有一段时间经常流鼻血。另外，刚去的时候头老是疼，晕晕的。”

　　让志愿者们惟一感到欣慰的是，由于有援助机构的资金支持，“所有人都至少能保证吃饱穿暖”。

　　艾滋孤儿姗姗的故事

　　为了能救助这一带村落的每一个艾滋孤儿，志愿者们除了靠活动室吸引主动上门的孩子外，还要四处寻访辍学在家的孩子。

　　“最远的时候，我曾经徒步一口气走过20多公里，花了大半天时间。”朱昭武说，“去年一家北京的公司捐助了一批山地车，我们才告别了步行时代。之前，所有的志愿者都是‘竞走运动员’。”

　　而与艾滋孤儿的遭遇相比，朱昭武觉得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他告诉记者，当地很多孩子被艾滋病毒夺去了父母和家庭。就算是父母尚在，也基本丧失了生活能力，活着的日子不多了。这些孩子大都处于无依无靠的地步，“很多孩子辍学在家。”何建章这样描述这些艾滋孤儿：“（他们）生活很困难，前途也很迷茫，心理上也遭受着很多折磨。”

　　志愿者们向记者透露，艾滋孤儿内心由于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并不是每个孩子进入救助范围后都能够积极地接纳志愿者。

　　何建章至今对他帮助的第一个艾滋孤儿姗姗（化名）印象深刻：“她是一个很端庄的小女孩，但就是对谁都不说话，整天板着脸。”刚开始的时候，姗姗甚至故意躲在厕所里面，不肯到教室上课。

　　为了让这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重新开朗起来，几个志愿者天天都陪她说话，和她一起唱儿歌。“几个星期后，姗姗比原来开朗了很多，甚至喜欢在课堂上发言了。毕竟是孩子，当我们真诚地和他们交流时，还是会让这些孩子打开心扉的。”对此，何建章感到很欣慰。

　　据统计，接受过“东珍”各种方式帮助的小孩，到现在已有500多人。

　　“挪用捐款”风波

　　随着救助活动渐入佳境，志愿者们又开始遇到新的困扰。

　　2004年，网上出现了一些谣言，说“东珍”内部的员工私自挪用受捐的资金，利用“东珍”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尽管作了很多努力，一些员工和志愿者还是选择了离开。”想到这些，李丹依然气愤不已。

　　他向记者表示：“‘东珍’的运作，自始至终是完全透明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东珍”文化传播中心是在北京市西城区工商局注册成立的，此前民政部门一直不接受他们的注册申请。“有别于普通的公司企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东珍’就是一个非盈利性机构，我们的活动全部都是非盈利性的。”李丹解释说，“‘东珍’的日常运作和孤儿资助计划，都有着严格的项目预算。”

　　“所有捐资的来源、数额、用途、受助对象的情况，我们都会在‘东珍’的网站主页上公开，同时艾滋孤儿的个人资料我们都会全部保密。”李丹说，“我们的钱都是直接用在项目上，绝对不经过第三方。”

　　记者还得知，目前“东珍”只有7名正式员工，主要的工作更多是由大学生志愿者承担着。

　　梦，戛然而止

　　在李丹的设想中，要设立一所正式的学校，提供小学乃至中学的全程教育，然后给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艾滋孤儿颁发文凭。

　　“因为普通学校很少愿意接受这些他们眼中的‘问题’儿童。”李丹说，“但是我们这个设想一直没有实现，在向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申请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他们一直不批准。所以我们就以活动中心的方式开展活动，提供一个场所，让孩子们经常来玩。”

　　就在李丹还在为这个设想四处奔走的时候，“东珍”的河南项目却忽然在最近停止了活动。

　　2007年8月29日，“东珍”北京总部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并向外界发出了《东珍河南艾滋项目暂停声明》。李丹在这份声明中写道：“暂时停止位于××市的河南艾滋病项目（AIDS孤儿资助项目和艾滋病高发村活动中心项目），并开始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就此事进行沟通。”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当地的那些艾滋孤儿。”李丹叹了一口气。

　　［名词解释］

　　艾滋孤儿：指艾滋病患者死亡后留下的未成年子女，他们本身并没有感染、携带艾滋病毒。（高耀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