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学子失踪事件：国际平台造成心理落差(图)

在爷爷家里，尹日强从小获得的奖状贴了一墙。

　　“尹日强失踪迷雾”全记录

　　记者实地探访还原香港科大内地学生尹日强失踪之谜 事件折射出部分赴港内地学生的特殊心理困惑

　　文/图 本报特派记者邱瑞贤、李颖

　　在失踪15天后，在动用了深、湘、港三地警方专案组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向全市百万老乡发出协查请求后——浏阳学子尹日强悄悄地自己回了家。

　　这本来也没有多大问题。可是他的归来却和当初决定“逃学”一样，沉默不言。

　　于是，“前后矛盾”、“谜团重重”、“失信躲避”……这些词语成为尹日强返家以来各大媒体报道中的关键词。

截至昨日，依然有媒体在质疑“尹日强失踪迷雾”事件的真相。

　　当初父亲广泛求助媒体寻找儿子，找到儿子后却又神秘地保护其再次“失踪”，同时三缄其口。保护还是掩饰？无奈躲避还是有意失信？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连日来本报特派记者辗转长沙市区、浏阳、黄花等地探访，并直面对话事件中多位关键人物，也许能助你拨开笼罩多日的“尹日强失踪迷雾”。

　　9月15日，尹父通过几家好不容易在家“堵”到他的媒体，透露9月16日中午将专门举办一场记者招待会，宴请所有关注该事件、数日苦等的媒体记者。

　　可是，就在9月16日上午，他向本报记者承认，实际上儿子不会出现在这个场合；大半个小时后，他告诉记者，招待会取消。第二天，他被数家媒体指责“失信”。可是他早就告诉记者，实际上操办那场招待会本来就不是他的主意。

　　到此为止，在9月13日得知尹日强返乡后第一时间赶到尹家并苦等近一周的数十家媒体记者中，绝大多数没有看到尹日强的真正面目。他们说，尹日强回家后“躲”着不肯见人，肯定别有隐情。

　　尹日强的父母显然已不愿再花时间解释。“别人相不相信，说什么我管不着。”对绝大多数媒体记者的来电，他们一概拒接或者三言两语打发了事。“太烦了，让孩子安静一下。”尹日强的一个亲戚说。

　　他们忙着做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事——三天以来，每天尹日强都跟着父母辗转于浏阳的数十个大小寺庙之中。“我失踪那段日子，也不知妈妈到底去求了多少个寺庙的神保佑，所以她现在要一个个地去还愿。我这几天都要跟着，一家家地去。”

　　在尹日强的身后，是一大群闻讯而来慰问的亲友。尹日强母亲罗金再说，昨日儿子的中学老师都来家里看望，还带了一万元给儿子。

　　在网吧呆了45小时

　　尹日强十几天没有洗澡了，身上带着浓重的汗味。从8月29日消失算起，尹日强在三维网吧一共度过了45个小时，消费235.50元

　　那15天里，这个逃学的孩子是怎么度过的？

　　9月9日凌晨，尹日强伸着懒腰，对着电脑屏幕深深地打了一个哈欠。网吧里还有不少流连网络不肯回家的人。键盘敲击声中，这个世界显得格外的寂寞。尹日强瞥了一眼网吧收银台下的登山包，里面装着6万元现金和手提电脑。“大概自己就是这么没有安全意识吧。”尹日强这样想着，又将目光转向了电脑屏幕。

　　从8月29日开始算起，出来这么多天了，学校该通知家长了，忘记办通关手续的事怎么能瞒过爸妈呢？尹日强每时每刻都在思考这件事，却迟迟没有找到办法。这个20岁的男孩不知道，这一天深圳市公安局已经专门为了他一个人成立了专案组。

　　此时此刻，尹日强的父亲尹湘元才刚刚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面回来，声音已经沙哑，目光中有些疲惫。这两天，这个四十多岁的湖南汉子一直在媒体上频频出现，那种饱含着父亲对儿子关怀的眼神打动了许多人。

　　5天前，尹湘元父子就在同一座城市中生活，只是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在哪儿，而且一个在寻找，一个在逃避。

　　白天，尹日强有时会离开网吧，然后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而这时，尹湘元正拿着儿子的照片，揪着车站边一个年轻保安问：“您见过这个孩子没有？”然后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他失望地离开，他还要去下一个地点问下一个人。人才市场、工棚、街边大排档……所有能找的地方，尹湘元都去遍了。

　　刚开始，他是一个人在找，尹日强的妈妈罗金再在家守着电话。后来，有10多个湖南老乡自发地跟着他在深圳火车站附近寻找。随着尹湘元在媒体上曝光的频率越来越高，帮他找孩子的人也逐渐演变成一场深圳、湖南、香港三地的联合搜救行动。深圳警方发出了“全城协查令”。罗湖公安分局已从辖区其他派出所抽调80余名警力，加上罗湖口岸派出所和专程赶至深圳的湖南民警，已有百余名警员加入专案组寻找尹日强。

　　湖南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也通过湖南省深圳商会向深圳的100万湖南老乡发出协查请求。浏阳市还发起了“在深浏阳人爱心行动”，发动在外工作的浏阳人为寻找尹日强提供帮助。9月9日，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也专门作出指示要求找到孩子。

　　然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跟着尹湘元不分时间、地点地寻找。尹湘元的种种焦急表情不断地在媒体上更换。

　　可惜这一切，故事的主人公并不知道。十几天来，他上网，但却从来没看过新闻，外面的惊天动地都仿佛与他无关。他关心的是，怎么尽快办好通关手续回到香港读书，还有怎么不让爸妈知道。

　　尹日强十几天没有洗澡了，身上带着浓重的汗味。从8月29日消失算起，尹日强在三维网吧一共度过了45个小时，消费235.50元。每天上网、趴在电脑前睡觉、上街闲逛成为尹日强每天的生活内容。截至找到他的那天，他只去大便过1次。

　　生活全被这一念之间的“失踪”打乱了。按照计划，尹日强此时此刻该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校园里，发愁这学期的课程成绩以及和好朋友夏鹏烨聊天。

　　为孩子上学欠了不少债

　　在邻居周姨的眼里，尹日强是个再好不过的孩子。每回放寒暑假，白天尹日强和姐姐都在家里开起“补课班”，给附近的孩子做家教，帮补家里

　　当记者在长沙县黄花镇不到一米宽的乡间小路上跋涉时，感受到10多年前爷孙俩脚步的沉重。从进小学那一年起，尹日强以每天来回4小时的步行，丈量用读书改变命运的人生。

　　从在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时，夏鹏烨就是尹日强的好朋友。他们都是实验班的高材生，参加数理化竞赛绝不会空手而回。夏鹏烨在长沙住，家境要好些，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尹日强是浏阳人，父亲开中巴，为了他和他的姐姐上学已经欠了不少债。夏鹏烨的英语很好，而尹日强总是为自己一口湖南口音的英语感到烦恼。然而，他们还是好朋友。

　　尹日强在家里并没有什么朋友。从黄花镇搬到永安镇的那一年，他刚好上高一，在长沙住校。那年，他是全镇唯一一个考上湖南师大附中的学生。在邻居周姨的眼里，尹日强是个再好不过的孩子，聪明、朴素、懂礼貌、听话。在周姨10岁的儿子眼里，“强哥”就是他的榜样。

　　“太不容易了。”周姨说起尹日强一家，总是这样评价。

　　尹家到底有没有钱？

　　尹日强家住的是永安镇第一批商品房，上下两层，每层大概50多平方米。一层出租给一家美容院，二层是一室一厅供尹家4口人住。每回放寒暑假，白天尹日强和姐姐都在家里开起“补课班”，给附近的孩子做家教，帮补家里。

　　晚上两姐弟一概在客厅打地铺。“每年就放假回来一下，忍忍也就过去了。”尹日强的父亲做司机，母亲做售票，跑客运天天往返于江背镇和长沙市。这条线是“冷线”，最近又在修路，每日的收入不过几十元。

　　赖以谋生的中巴静静地在尹家楼下停着，车身上下都是泥点，有的车窗玻璃坏了，尹湘元就拿一块白板挡住。其实，这辆车在尹日强失踪前已经坏掉了，尹湘元瞒着儿子没说。长期劳累，尹湘元的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再熬两年吧，等儿子和女儿毕业，家里就会好了。”周姨感慨说。抱着这种信心的，不止尹家父母，还有尹日强的亲戚。“要不怎么会有人借钱给他们？他们买房子欠了债还没还上。”

　　在周姨和旁边的邻居眼里，尹日强是个好孩子，只是不爱说话。和尹日强交流少的，还有尹日强的爷爷奶奶。尹日强是他们一手带大的。两位老人现在还住在东塘村老家。从街边公路往村子去，还要走上几里路。尹日强的爷爷说，尹日强小学时天天走路上学，路上要花上2个小时。每天天未亮，才5时，老人就带着孙子去上学，晚上8时才能回到家。

　　小时候的尹日强腼腆得像个女孩，也不找邻家的小朋友玩。每天回家，他一头扎进书本里。

　　老人回忆起来开心得不得了。黄花镇的爷爷家里，墙上挂着日历，掀开，全是尹日强从小获得的奖状，贴了一墙。据说抽屉里还有一摞奖状没有贴出来。老人有4个儿子，尹湘元是老四，孙子辈里出了不少大学生，而老人最疼爱的还是尹日强。

　　“他初中会考时考了全省第4。”老人穿着绿色的毛边拖鞋，在水泥地上蹭着。这个只读过一年“古书”的老人，很明白孙子的难处。“他最乖了，很爱护家人，老师也最喜欢他了。”

　　乡间小路上，一老一小的身影逐渐模糊。尹日强从这里走到长沙，再到香港。道路，越来越长。

　　双重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一年中只给家里打了六七个电话。打电话的次数和尹日强的成绩是成正比的。“我不想撒谎，不想骗他们，可是说了实话，他们又会担心，只好不打”

　　从今年9月份至今，作为湖南省首批赴香港高校就读的优秀学子，尹日强一念之下的“逃跑”掀起了轩然大波。背后的缘由不仅出乎父母和学校的意料，云集长沙的五六十家媒体更是措手不及。

　　在香港的学习、生活以及其他事情，只有尹日强自己清楚。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在香港的尹日强和在家里的尹日强就不像是一个人。

　　他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原因只有一个——怕家里人问他的学习成绩。到香港的第一年，他一个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到了第二年，他一年中只给家里打了六七个电话。打电话的次数和尹日强的成绩是成正比的。“我不想撒谎，不想骗他们，可是说了实话，他们又会担心，只好不打。”

　　尹日强和同学也不讲自己的事，因为觉得没面子。从小到大，在学习上，他没碰过什么挫折，即使有，也会很快恢复正常。然而，到了香港，尹日强有些无所适从了。

　　刚进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尹日强一口气选了7门课，结果2门拿了D。以后，成绩也一直没有大的起色。奖学金也因为成绩不好而被删减。学业、经济的双重压力压在这个21岁的男孩身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开始选择逃避。

　　为了忘记这些不开心的事，他可以一口气睡上30个小时，他会上网、看电影。“可这些发泄途径不太管用。也许当时几个小时、几天有效，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可能都没时间想起，但过去之后你会发现，事情还是那么糟。”

　　尹日强开始说自己的记忆力变差，他会忘记许多生活中的琐事，比如办理住宿申请，比如办理通关手续。这些事情后来都成为部分媒体质疑的焦点。

　　一个优秀的大学生怎么可能忘记这些事呢？可电话那头的尹日强羞涩地说：“就是忘了，以后还可能再犯，只能尽量记得。”

　　不过是一场逃学事件

　　直至昨日，尹日强都没怎么和自己的父亲谈过。他们之间的交谈时间，一般都不超过几分钟。对此，尹日强的解释是因为自己心里有强烈的愧疚，说得越多越愧疚。

　　昨日，在湖南长沙一家当地媒体为“尹日强失踪迷雾”制作的专题中，主持人以一句让人哑然失笑的话语自嘲。

　　事情是从尹日强自动“现身”那一天开始起变化的。看到精神恍惚、神情憔悴的儿子那一刻，又狂喜又心疼的尹湘元做了个决定，当晚就把儿子带回了湖南。儿子从初中开始就住校，终年劳碌和长期疏离让他和儿子都不怎么善于和对方沟通，但是他理解儿子。他知道儿子怕面对陌生人。

　　对此，曾经帮忙发动百万湖南人帮忙寻找尹日强的湖南驻深办党委办主任张群力，对于尹湘元的举动表示理解，他认为这样做也是为了孩子，父母希望能够让孩子不受过多的打扰。

　　看到父亲那一刻，尹日强哭得泣不成声，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对不起。”身上穿的仍是失踪前的那套衣服，黑色T恤、蓝色短裤、棕色皮鞋。随身带的两个包都在，6万元学费一分钱也没丢。尹湘元一直试着跟儿子沟通，但尹日强只是不停地哭，不怎么说话。

　　从被找回直至昨日，尹日强都没怎么和自己的父亲谈过。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们之间的交谈时间，一般都不超过几分钟。对此，尹日强的解释是因为自己心里有强烈的愧疚，说得越多越愧疚。

　　为了避开大量的媒体追踪，尹日强的一个亲戚找到了长沙当地的一个媒体，委托其帮忙，采访并向所有媒体发布关于尹日强返乡情况的“通稿”。可是，这家媒体决定做独家发布。

　　于是，在此后的一周时间里，只有这一家当地媒体的记者能接触到尹日强。但是他们描述的尹日强形象却过于阳光健康；这和当日知道消息后，尹家父母对其他媒体记者说的话却大有出入。

　　随着孩子回家后，慌乱心情的调适逐渐完成，尹家父母对媒体的感受开始复杂起来。他们言辞越闪烁，媒体越质疑。

　　“只是为了保护儿子，这有错吗？”罗金再对此的解释是，刚结束“失踪”的儿子确实有点憔悴恍惚形象脏乱，在心疼儿子的父母眼里自然会放大这种“苦况”。这个一辈子没有和记者打过交道的母亲始终没有想明白，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我就是想逃避。”尹日强最终向本报记者坦然承认了这一点。

　　“他在我面前从来都很乐观”，尹日强的导师朱力径说。“将来的路还很长，20岁的人，不要总强调他的内向性格。”

　　尹日强为何逃学？

　　他是湖南省首批赴香港高校就读的优秀学子 港校管理专家认为内地生赴港须完成两道衔接

　　文/本报特派记者邱瑞贤、李颖、武志红、谭秋明、黄茜

　　“到底来香港读书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当昨日本报记者与香港科技大学内地学生及学术事务主任朱力径交流对尹日强事件的看法时，他这样说。

　　按照香港教育局提供的数据，2002年至2003年度，赴港就读的内地学生不过633人，而到2006年至2007年度上升到2973人，5年间增长了约3.7倍。伴随港校在内地招生越来越火爆的态势，尹日强所经历的这场喧嚣多日的逃学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前赴港读书内地学子的特殊困惑。

　　与此同时，尹日强失踪15天的事件表明，内地来香港读书的大学生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精神压力。香港中文大学都安排内地新生和本地新生完成心理感知问卷，“调查显示，约有四成来港生的心理呈现高压状态。”其中，约有4%内地学生入校后，出现了极度精神紧张状况。

　　“从高中到大学的衔接，从内地到香港两种文化差异的衔接，完成并不简单。每个想去香港求学的学生都应该先问自己，准备好了吗？”朱力径说。

　　“不适应的不是尹日强一个人”

　　“像尹日强这么典型的不多，但不适应的不止一个。他如果早点跟学校沟通，一定不会弄出这么难以收拾的局面。”香港科大大学发展与公共事务处的陆锦荣表示，其实困扰尹日强的问题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如果没有及时申请到求学签证，可先凭旅游签证到学校报到，由学校开具就读证明到入境处办理签注就可以了。至于宿舍的安排，就更容易处理。“但是他没有选择积极沟通”。

　　香港大学内地事务总监黄依倩告诉记者，香港大学曾经也有内地两个学生因为不适应香港高校的生活而退学。

　　“成绩册从来都是发给学生而不发给家长的，如果学生连续三学期的成绩都低于平均分，他就失去了来年继续学习的权利。实际上每年都有被学校因为学习能力不够而劝退的肄业学生，其中不乏很多原来中学学业优秀的内地学生。”朱力径说。

　　“香港的高校非常注重给予学生发展的空间，一个学生随时可以在求学过程中申请到国外做交换生，或者申请休学去国外从事社会实践活动，但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合这种完全没有约束的学习环境，很多学生反而会因此而迷失。”黄依倩说。

　　“自控性是第一位的。”朱力径指出，在内地，很多孩子都被家长放在一条安排好的道路上，“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在家长和老师的严密管理之中，但是一到香港的高校，连班主任、班集体都没有了，学生的自控性是第一位的。”

　　国际求学平台造成心理落差

　　尹日强就读的香港科技大学又被戏称为“压力的大学”。这所高校学风严谨，对学生自主学习要求很高。从2003年开始，该校的内地学生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都是各省的“状元”。即使因全国中学物理竞赛一等奖成绩而被保送的尹日强，也感受到了求学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郁闷”，是尹日强形容自己心情时常用的词，而郁闷往往都是因为成绩不好。香港高校采用全英文教学，对于这个来自湖南乡镇的“伢子”来说，如何摆脱在家乡上学时老师那带着口音的英语口语，成为最重要的事。和大多数内地学生一样，尹日强的读、写没问题，但听、说仍然是个难关。而学生要和老师交流，要用英语，包括提问和沟通。

　　同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的2006年四川省理科状元周小天告诉记者：“如果和高考比较的话，我觉得上大学后的压力更大。”

　　“在香港高校读书的压力可以说非常大。”朱力径说，与内地相比，香港高校提供的是一个国际求学平台，内地再优秀的学生都能在这里发现更优秀的对手，过去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却发现自己仅靠聪明和勤奋未必奏效。”加上内地生普遍的英语弱势，这种心理落差可能会更大。

　　因为家庭经济环境一般，尹日强非常在意是否能获得奖学金。大一他就玩命地学习，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但没想到没能维持多久，第二个学年就拿不到奖学金了。从湖南走到香港之前，凭着天分，他走得很顺利，但尹日强低估了在香港求学的难度，失去奖学金的资助，造成了对其信心最沉重的打击。此外，他也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他想早点毕业，挣钱养家。”邻居周姨说。

　　学业压力是几乎每个内地生在港求学的共同难题。在香港中文大学念硕士的李小倩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时，是出了名好学和勤奋的学生。然而到香港以后，她说自己“爱学习”和“勤奋”的神话被破解了。“周围的香港同学通常都会学到凌晨三四时，有些课程，就算是不吃不睡也学不完。”

　　在危机意识的促使下，加上两地学制设置的不同，很多内地生要在香港高校应付高中和大学之间的衔接，就必须越来越勤奋。周小天说，在科大，内地生是长期“占据”学校里图书馆的团体。

　　“勤奋，但是也相对比较胆小谨慎”，这是黄依倩对内地学生留下的整体印象。“内地生的大批到来，给本地学生带来正面冲击。”

　　内地生独立性不如本地生

　　尹日强就坦承他很“烦”大学里各种复杂的申请手续，比如申请安排宿舍、申请入境签注，还有纷繁的电子邮件通知。在他心里，什么都不管，埋头读书，那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黄依倩一直很担心内地生的独立性不足。她说，从多年来的观察发现，内地学生普遍在创造力和独立性上与本地学生相比有差距。“内地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依赖性强。香港高校里，要自己处理的事情很多，很多内地生到了大学后就不知所措了。”

　　“把情绪表现出来的还好，我们更担心性格内向、心理上转不过来的学生。”在心理辅导上，目前香港的高校多是利用学生之间的互助，如香港大学每个宿舍都会配备一位专门负责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研究生，学校里则配有心理医生。“就怕他们不愿意说出来。”

　　学校有辅导老师表示，性格内向的尹日强还是选择一个人消化这种郁闷。“碰上压力很大的时候，他的减压方法只有没日没夜地睡觉和上网看新闻、看电影。这样可能当时几个小时、几天有效，但过去之后你会发现，事情还是那么糟。”

　　“香港高校可以提供一切协助，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自己先提出来。”朱力径说。

　　语言不通和文化背景的迥异，让不少曾经自视较高的内地生都有一种过重的孤独感。尤其是来自内地省份的学生，他们人际交往的圈子很窄。

　　香港高校为应对内地学生的增加态势，在培养模式上也在进行一些积极探索。如香港大学坚持第一年通过内地高校“委培”的模式，让学生在内地高校完成高中到大学的衔接，再到香港学习，以此减轻内地学生的不适应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