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黑熊刑事责任”背后的生存权呼唤

　　8月31日，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头乡农妇鱼香花野外遭遇黑熊袭击，一只眼睛被夺走、脸被撕破。就在她住院治疗期间，这只黑熊再次出现，咬死了鱼香花丈夫的亲哥哥。由于连发黑熊伤人案，当地村民要求公安机关将此事故作为刑事案立案，并通过司法程序追究黑熊的刑事责任（9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动物非人类，没有人的意识，伤人是它的本能，判其极刑也不可能“杀一儆百”。这个道理村民并非不懂，为何村民会提出追究黑熊的刑事责任的可笑要求？在我看来，这实则折射出了我国在处理野生动物伤人事件方面法律制度的缺失。

　　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固然重要，但人的生命安全无疑是第一位的。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在保护人和保护野生动物方面却存在着完全颠倒的价值标准。此前，也就是9月8日，一匹普氏野马倒在了新疆216国道疾驰的车轮下，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肇事司机将为此承担价值81万元的价值赔偿。人伤害了野生动物赔偿81万元，野生动物伤害人赔偿多少万元？答案却令人一声叹息。

　　虽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也同样规定，“（野生动物伤人）经调查属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给予补偿。”但并没有明确那一级政府，即使一些省对此有明确规定，基层乡镇、县、州一级政府也缺乏补偿能力。

　　野生动物的生存权至高无上，而人的生存权却几近乎无。处在“我是野生动物我怕谁”生存状况下的村民们，岂能不发出追究黑熊刑事责任的呐喊？

　　权利与义务应当是对等的，生态利益的受益者是全人类，不能只让“当地政府”为此买单，更不能让老百姓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存权。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范围的延伸扩展，野生动物栖息地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区发生交叉的面积在不断扩大，采取科学的手段和办法来减少危害，积极寻求法律措施以实现“物我两旺”实在是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作者:纪卓瑶）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