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阿雪 金九银十，九月是举办展览最好的时节，这在艺术圈也达成了共识。艺术北京、艺术长沙、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平遥摄影展、成都双年展相继推出。其中属9月14日在成都现代艺术馆举办的第三届成都双年展最为独特。国际化、多样性在博览会和年展上早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则，而成都双年展，与各类展览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大不同，主题为“重新启动”，目标直指中国画。
成都双年展于2001年起举办，在艺术圈中属于元老级的地位，其影响和学术价值可以跟上海双年展相媲美，但这次展览在艺术形式上的单一划分，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国画水墨画上，是否能赋予双年展这个特定名词更多的意义，不禁让人捏了一把汗。
同时策展团队的组建，也让人有些尴尬。受成都双年展主席邓鸿之邀，四川美术馆馆长冯斌代表馆方出任第三届成都双年展总策展人和召集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征求意见和联系，冯斌为馆方延请了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教授、著名艺术批评家沈揆一，美国著名策展人林似竹(Britta Erickson)和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共同组成了成都双年展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的策展人团队。讨论中国国画和水墨，策展人应该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而且还要研究国画很多年的才行。但这次策展团队中有一位美国人和一位常年居住在美国的华裔评论家，由此又多了一个问号，但不难看出此次双年展将国画国际化的决心和雄心。
在双年展开幕之前，有两天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的议题就是水墨、国画在当今背景下的发展。研讨会向来是评论家、艺术家发表观点、产生争论的地方。这次的研讨会更是将人们真正放在了国际化的背景下，20多位参加研讨的人员中，有近一半是海外海归人士，东西方交流，不用即时翻译，语言的碰撞带来的冲击却非常强烈。在会场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学者大都持水墨当代化的态度；而西方的学者，则更多探讨水墨传统的问题。这种的“冲突”仿佛是策展人一手安排的，他们策划了有冲突的研讨会，也策划了有“争议”的展览。
观看展览，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陈瑞林教授提出这次的展览“不闹”，笔者认为很有道理。不同于以往声色光电一应俱全的博览会，这次双年展大都是平铺的画作，即使有装置、影像等“异类”作品，也融入到了国画的意境中，甚至在布展上也有“留白”的痕迹。或许说这次展览是囊括了中国水墨近年的发展历程也不为过。传统的山水花鸟、传统的人物、反映当下人们生活的极似油画形式的工笔水墨……还有就是形形色色将水墨贯穿在作品中，却不好归类为水墨画的艺术作品。看到这里，最初的疑虑开始慢慢消除了，国画和水墨的博大精深，使其足以成为一届双年展的内容，而这种窄面的选择，也正体现了策展人对当代艺术的思考深度，他们的深度让什么是水墨、什么是国画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再次凸显在人们的视线中，强迫人们去思考。特别是对“中国人极力跳出去”和“外国人极力挤进来”这两个方面的思考。
国画和水墨的中国当代性，在不断发展中，已远不是八大、石涛、四王所在的时期了。人们每时每刻不再思索如何变，拿这次的新人特展来说，涵盖央美、国美、川美在内的12所国内主要美术学院的四十多位学生参展，他们的作品新气扑鼻，比如李婷婷将可乐瓶子作为绘画内容制成条幅，李永飞将《山海经》做成装置却含有水墨的味道，还有人将水墨与油画相结合，用油画的感觉来处理国画，使艺术类别之间的距离缩短。但有一个问题，在研讨会上也被人提出，即使再变，也是别人玩过的，虽然在国画领域中存在变化，但对于其他的门类，这种变化已成为了常用手法。这个问题，或许正是这次双年展埋下的一个伏笔。
“外国人极力挤进来”，这是笔者杜撰的说法，在展览上看到了一些非常有古典味道的作品，但不能马上认为是国内某位大师的杰作，要研究再研究，因为作品很可能是出自外国人之手。在研讨会上就碰到了一位名叫张洪的外国人，他的中国画带有很浓的临摹味道，在他看来，中国国画不要变，要保持传统，他将自己的风格命名为“美国派的现代传统古典中国水墨文人画。”从这个命名上看，似乎最重要的还是传统和古典。而另一位在美国居住很久的中国画家张宏图，从最初画油画，到后来画国画，再将两者结合起来，用莫奈、凡高、塞尚的意境配合芥子园的手法，画出了中西结合的新作品。但随即遭到在场人士的驳斥，认为这属于“唐人街”的画法。不管是何种叫法，也是一位画家在中西方文化形式碰撞中产生的想法和概念。而策展人敢于将这种碰撞大胆地展现出来，就已经比很多玩概念搞大杂烩的博览会、双年展要出色很多。
最后回到这次双年展的主题上来，笔者最初未弄清楚，双年展到底要重新启动什么，如果说是新水墨、当代国画或者国际化背景下的新艺术表现，这些对于一届双年展来说未免太过小气。看完展览、听完研讨会后，笔者逐渐有了新的认识，所谓重新启动，应该是启动一种水墨精神，这种精神是完全不同于油画、装置等表现手法，而独立存在的一种中国所独有的艺术形态，一种融会了历史和人文的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的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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