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和传说中的“空军战魂”

　　真实和传说中的“空军战魂”

　　78岁的高丽良还是满头卷发，一生都固执地盘在她头顶的卷发，使其被迫听了无数次“二毛子”的称呼，每次她都跳起来骂回去，即使“文革”时期被关进监狱也如此。

　　她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打下日军飞机的空军英雄高志航，母亲是流亡中国的白俄罗斯人葛莉亚，“可怜的妈妈，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全名”。

从她两岁始，她就和父母彻底分开，再也没见过面。可是，她的一生都和父母亲的往事纠缠不清:为父亲死亡选择了参军，在“文革”中因复杂的“历史问题”而入狱，一直到了70多岁，还几次从她居住的云南跑到吉林通化老家，为了把故居改成父亲纪念馆而奔波——她爱他们。

　　“我对得起父亲。”父亲纪念馆刚成立几年，基本是她争取来的结果，“可我对不起母亲，到最后连她的下落都不知道”。她家墙上既有父亲那张为人所熟知的照片，也有穿着中式袍子的母亲放大照片，很模糊，“我妈妈很美，看得出来吗？”在高丽良的世界里，早就离她而去的父母亲似乎并不遥远，因为“从小就听爷爷、奶奶讲他们的故事，听多了”。

　　也就是因为听爷爷、奶奶讲多了父母亲的家常故事，所以她才不愿意看关于父亲的传记，在她看来，那些传奇离真实人生太远，她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个“浪漫的、英俊的，有着强烈爱国心的空军”而已，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那个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我宁愿他不是英雄，而是一直活在我身边的爸爸。”

　　口述◎高丽良

　　采访整理◎王恺 王墨馥

　　“东北飞鹰”的早年生涯

　　1993年，张学良给我父亲的一本传记题字:“东北飞鹰，空军战魂。”我后来才看见这题词，当时就想，张学良一定对我父亲印象深刻，并不是敷衍文章，当年就是他把我父亲送到法国的航空学校学习的。

　　很多传记记载我父亲的出身不正确，我爷爷并不像他们写的那么有钱，他根本就是个穷人，我父亲上学一直靠资助。在我印象里，爷爷是个山东大汉，早年参加过义和团，就为这个逃往东北的。在东北开始时一直给人当佃农，还靠挖人参补贴家用，但他的性格很刚硬。我奶奶也是当年不多见的人物，家里有冤屈，她16岁就敢独自上府城告状，两人都是那种刚烈性格，我想这性格一定遗传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1907年出生，小时候，家里没钱，他就用草木烧成灰练写字，后来他考上“奉天中法中学”，那是所教会学校，我父亲的法语基础就在那里打下的。当时家里离学校很远，可是放假回家，他从不坐车，而是省下钱来买几个馒头回家给弟妹吃。我还记得姨奶奶告诉我，我爸爸走路回家，把鞋都走破了，他也不肯说。他是传统教育里长大的，非常孝顺，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他，居然顶着压力娶了我的白俄妈妈。

　　因为家里孩子多，所以爸爸从中法学校毕业后就上了炮科学校。当时这学校属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办，上了一段时间，张学良出于发展空军需要，要在炮科学校挑选一批学生去法国。我爸爸个头矮，直到后来也才1.67米，所以一开始就落选了，他就在走廊里哭，也没人理他。

　　后来他想出了主意，自己写了封法语信给张学良。说把名字“铭久”改成“志航”，表明了献身航空的决心。张学良让中法学校的老师翻译这封信，那法国神父一看就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高铭久写的。就这样，父亲如愿以偿去了法国木拉诺高等航空学校，那时候他才十五六岁。听奶奶说，别看我父亲个子小，可是很活泼，特别爱跳舞，从法国回来时候，把一套洋玩意儿都带回来了。

　　当时我父亲在通化县城已经很有名，人人都觉得高家的小子出息，都过来攀亲戚。我爷爷、奶奶给他订了邵举人家的女儿，并不是传记里写的县太爷家女儿，他从法国回来第五天就娶过门了，两个人关系很不好，邵家这个小姐嫌我父亲对她不好，过门半年后就自杀了。最奇怪的是，邵家不仅不怪罪，还要把她妹妹再嫁过来。

　　我父亲结婚时才17岁，他和邵家小姐都处于懵懂状态，什么都不明白呢，所以才有这种悲剧发生。不过这次，他坚决拒绝了再娶邵家之女，跑回了部队，正好东北军在内蒙古执行任务，他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不回家了，就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认识了我母亲葛莉亚。

　　母亲是白俄流亡贵族，两人是在商店买东西时候认识的，母亲只会说俄语和法语，说了半天店员也不明白，会法语的父亲上去解了围。结果两人在满洲里私下结婚，妈妈很漂亮，个子也高，所以爸爸一直不让她穿高跟鞋，这是我奶奶他们当笑话讲给我听的。

　　奶奶说，父亲带我妈妈回家，家里人都吓了一跳，爷爷、奶奶都不让他们进门，而爸爸就和妈妈一直在门口跪着，后来爸爸向爷爷求情，说妈妈的肚子里已经怀了孩子，爷爷才说“起来起来，不用跪了”。怀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我出生在1929年。

　　母亲成就了父亲第二次生命

　　小时候，记得奶奶总爱说我妈妈坏话，说我妈妈不肯吃高粱米，要喝牛奶吃面包。其实我想那是妈妈改不了的饮食习惯，她嫁到我们高家，整天忙个不停，所有家务都是她做。我最小的叔叔仅比我大6岁，她嫁过来，就要照顾全家人生活，这个小叔叔就是她带大的。

　　她爱干净，而且有白俄罗斯人的习惯，喜欢买些黑白花色的盘子回家摆，虽然我从两岁后就没见到她，但她这习惯神秘地遗传给了我，我也喜欢买各种好看的盘子在家里摆，这习惯到老都没有改掉。

　　奶奶很看不惯妈妈，说她一听见电驴子响，不管手里做什么事情，哪怕是抱着孩子，都会抛开就往门外跑——她知道那是我父亲乘车回家了。奶奶最不喜欢的是，爸爸总是在大门口就和妈妈接吻，“抱着啃”。还有就是，爸爸的飞机有时候故意从家上空飞，妈妈总是冲到院子里，拿着刚晾好的衣服使劲晃，现在想起来，爸爸、妈妈都是多么浪漫的人啊。

　　其实妈妈对我们家，对爸爸的飞行生命贡献都很大。爸爸在东北军当飞行员，当时从国外进口了一架飞机，试飞时候，操纵杆弹出，把他腿打断了。当时找了个日本医生接骨，那医生很不负责，连碎骨头都没清除就接上了，导致爸爸的腿开始肌肉萎缩。我妈妈见情形不对，跑到哈尔滨找到她认识的一个著名的犹太医生，由这医生出面给东北航空委员会写信，表示要重新治疗，航空委员会才把爸爸转院到这医生手中。

　　当时治疗要先断腿再植，一般人都要打麻醉，爸爸怕打麻醉针影响他的神经，结果是硬生生敲断的——我总在想，是什么使他如此坚强?

　　就是这次手术，才发现上次日本医生治疗马虎。妈妈精心照料爸爸几个月，他终于恢复了，但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他之后总爱穿厚底靴，死后被封为少将，人家给他一个外号叫“跛脚将军”。

　　这下连奶奶也开始服我妈妈了，总是说，没有葛莉儿，就没有高志航，她管我妈妈叫葛莉儿。

　　爸爸虽然治愈，但因为腿疾，一直不能飞。他就去向张学良请求，说他一直信奉“航空救国”，所以一定要重新上天。结果张学良批准他试飞，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当时的飞机很简陋，飞行员没有玻璃罩子，都是露在外面的。他从天上下来时，冻得满脸都是血泡，张学良因此很佩服他的精神，同意他重新回到飞行队伍——我和他太不一样了，特别怕吃苦，想来想去，是他的信念支持了他。

　　1931年，我妹妹出生，我还记得我总爱抓她黄黄的头发，也记得母亲制止我的样子。可也就在这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东北军四散，奶奶后来告诉我，父亲当天就换上便装，带着三叔、四叔，躲在火车厕所里逃往关内，而母亲则把我送回通化老家后去寻找父亲。说来奇怪，两岁的事情应该记不住，可我却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一个黄头发女人一直把我抱在怀里哭，边哭边亲我，我的身边还堆满了毛绒玩具。我当时就想玩玩具，很烦这个把我抱着亲的女人，而且她满脸是泪，可是她一直不肯停。

　　奶奶告诉我，妈妈因为逃亡中带不了两个孩子，就把我托付给奶奶了，当时她在高家门口再次跪了下来，她那是学中国人托孤的意思。这是我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

　　父亲的牺牲

　　后来听三叔说，爸爸入关后，辗转找到了在法国航空学校的同学邢铲非，在他介绍下，1932年他到了南京，找到中央航空署，见到了航空总队队长毛邦初。毛邦初表示久仰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和训练水平，“当前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中央航空署欢迎你。但是本署规定，凡空军军官不能与外籍女子通婚，听说大队长夫人系俄国贵胄之后，本署不能违背规定，还请高大队长慎思，二者善择其一”。

　　这样的决定对爸爸特别痛苦，他和妈妈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又深厚，听到消息后抱头痛哭。后来妈妈说，飞行是你的命，我可以暂时离开你。两人想出了办法，表面上分开，但是爸爸给妈妈在郊区租了民房，两人还是在一起偷偷厮守。结果被毛邦初发现了，把我妈妈驱逐出境。

　　爸爸生前一直在找妈妈，我们高家也在找她，最后听到她消息是1947年，听说她得了重病，在东北一家医院治疗，等我们找去，已经不见了。80年代我还写信到莫斯科找她，可是都没有结果了，她爱穿中国的黑袍子，和父亲在一起时，从不穿高跟鞋。

　　1932年，我爸爸再婚，对方是当时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她是女学生给空军英雄献花的代表，而我爸爸是当时万众瞩目的英雄。可是两人结婚后时常有摩擦，爸爸喜欢打猎、摄影，而她喜欢打牌、交际，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听说爸爸还动手打过她，我就想，是不是爸爸对妈妈感情太深了，导致了他不能爱别的女人？不过，我这个后妈对我妹妹很好，我妹妹是她带的，后来她又给我们高家生育了一儿一女，我也跟着他们叫她“老娘”。她在我父亲死后不久改嫁了，但和我们一直有联系。

　　父亲走后一直很惦记我，叫爷爷去上海时把我带去，1935年，爷爷和叔叔去上海，那次说好是要带我去，结果嫌我小，就没带。听说父亲在码头接他们时候，看见我没去，当场就哭了。

　　东北当时被日本占领，我们家不敢说我是高志航的孩子，正好三叔从外面回来，就说我是三叔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生的。当时整天有人骂我小毛子，谁骂我，我上去就是一拳，其实那地方很多人知道我是谁的孩子，不过并没有人出卖我们家。印象中还有个戴黑眼镜的姓潘的汉奸总到我家来，调查我爸爸下落。我不懂事，看见他来了，就大声叫:“奶奶，潘汉奸又来了。”

　　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日本人不放心我们家，是因为我爸爸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他那时进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当教员，在国民党空军中声名显赫。一次英、德、意等国派飞行员在南京表演，参加表演的中国飞行员不如他们，不在表演之列的爸爸看后主动要求上天。他的驾机特技一下子就让前面的表演都相形见绌，当即蒋介石就把自己的飞机“天窗号”奖给了他。

　　当时只把中国空军定位为单纯的防御型作战力量，而爸爸却坚持培养学员的顽强作风和品质，据说他对学员的要求近乎苛刻，连平时走路都不得漫步，必须小跑，以养成在空中抢时间的习惯——可是他们一点都不抱怨。直到今天，那些我爸爸当年的学生提起他时，都特别尊敬，他们都叫我“小师妹”，我就说，有快80岁的小师妹吗？

　　他们还告诉我，1935年我爸爸到意大利还和墨索里尼打了交道，当时他去参加国际航空订货会，会上，他驾驶一架意大利菲亚特驱逐机做特技表演，不仅征服了台下观众，也征服了酷爱飞行的墨索里尼。一向瞧不起亚洲人的墨索里尼在召见他时说:“不可思议，像你这样出色的飞行员在意大利，不，在整个欧洲，也只能找到一两个，希望你留在意大利，为意大利服务，我将给你最高酬金和最好的职位。”我爸爸回答:“谢谢阁下的夸奖和邀请，不过，我的职位在中国，我只愿做一名中国军人。”

　　当时关内关于我爸爸的报道越多，我们就越担心，记得我们偷偷听广播，凡是听见一次有关他的消息，第二天潘汉奸准上门盘问一番。终于有一次问到我是谁的孩子了，还好我三叔主动承认是他和外国女人生的，才混过去。

　　1937年8月14日的中国空军大捷也是我们在广播中听到的。当时日本空军很狂妄，根本不承认中国有空军，派遣十几架飞机去杭州轰炸。爸爸没管航委会的命令就下令起飞，首开第一炮就打下了日军的一架飞机，10分钟，他和战友一起打下了日军6架飞机，而自己丝毫没有损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下日军飞机。现在有人写不是高志航，而是某某共产党员第一次打下的外国军队飞机，我觉得这种混淆黑白没什么意思。当时蒋介石也特别兴奋，把8月14日定为“空军节”。15日，爸爸又击落了两架来袭的日军飞机，当时世界各地都报道中国“空军之魂”高志航的消息。

　　可是，这种快乐太短暂了。11月，我爸爸从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飞机，因为当时日军飞机一直在轰炸中国守军，他不甘等待就冒险带队伍来到周家口机场，准备前往南京参战。28日，几十架敌机到周家口机场上空，爸爸起飞了两次都没成功。当时日军飞机一直在扔炸弹，听三叔说，当时爸爸要是避开，是能躲掉的，可他一直想起飞迎战，结果第三次起飞前被日军投下的炸弹给烧死了。

　　说来奇怪，那年我才8岁，东北的11月已经很冷了，我晚上睡觉，就梦见一个又矮又黑的人影来扑我，我大哭，奶奶他们赶忙开灯，可是什么都没看见。过了几天，我们就从电台里听见爸爸牺牲的消息。我一直觉得，那天晚上，是爸爸来看我了。

　　我从此特别恨日本人，结果1946年东北抗日联军来了，我一听说他们是打鬼子的，二话没说就参加了，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革命队伍”的概念，反正谁打鬼子我跟谁。

　　在军队里，我一直学打字，干机要。有一次碰见何长工，当时我是黄头发，深眼睛，很像外国人，他知道我是高志航的女儿后，很高兴，说认识我爸爸，让我好好干，学父亲那样爱国。解放后，我先到北京办《解放报》，后来南下到了昆明。

　　奶奶他们就知道我投了八路，1949年，他们被蒋介石用专机接去台湾，早两年东北解放的时候，奶奶他们发表过声明，要求反对内战，因为她是高志航的母亲，这声明影响很大。大概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发生，所以蒋特意用专机把我们全家接走了，除了我一个叔叔留在当地。走之前，奶奶一直登报找我，可我看见报纸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那时也没什么感觉，还哈哈乐呢，想我在革命军队里呢，你怎么找得到我。现在想起来，那就是和奶奶的永远分离。

　　妹妹也是1988才在香港见到，前些年我因为身份特殊，经常代表大陆向台湾军方做宣传，所以台湾一直禁止我入境。我和弟妹只能在香港见面，第一次见面，还没出机场，我就看见她了，头发、身材都和我一模一样，听别人说，要是看背影完全分不出来。我大叫了一声，大家就哭成一团了。

　　尾声:为了纪念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往东北跑，想去看看我们家怎么样了，结果去看了很难受，当地人都不知道有个高志航。我们家的两层小楼楼下被一家单位占据，楼上则是私人住宅，我问他们，他们说这是反革命家的，早就捐献给政府了。我当时就勃然大怒说，谁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

　　我不能吃苦，但性格很火爆，而且一直如此。“文革”时候，我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那些当兵的打我，说我是苏联特务，让我交代，我就和他们对骂:“我当兵时候，你们还没出生呢。”幸亏当时监狱被军队管着，而不少军队领导都是我在云南当记者时采访过的人，所以没受到更重的打击报复。

　　现在听到这种话，我又想和他们打架，心里想的是，我爸爸不能白死，要让后代明白他们那代人是怎么死去的，当时我就想冲上去给那人两嘴巴，后来忍住了。我从1982年开始为归还房子的事情奔波，想把房子弄成我爸爸的纪念馆。后来中央文件下来，讲清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弃留房子的政策，我就一直缠着他们，让当年的邻居、亲戚写证词，不知和他们打了多少交道，终于在2002年才把房子改成我爸爸的纪念馆了。

　　而父亲的骨灰可能彻底找不到了，当时他被埋在湖北宜昌，可是早就被平了坟墓，现在东北老家和南京的陵园里都有他的坟墓，但都是空的。我觉得我活着终于完成了这几件事，也心满意足了。要不是我们做些事情纪念他，再过一些年，有谁还会知道当年有个空军英雄高志航呢？-

　　高家人在台湾的经历

　　“我2岁时候父亲就去世了，6岁时候母亲改嫁，离开高家，我们过的什么日子，不足为外人道。”高耀汉是高志航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他说:“虽然父亲的牺牲是我们的光荣，但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苦的。”

　　高耀汉去台湾时候14岁，母亲改嫁后他一直和高家人生活在一起，从昆明辗转回到东北老家，“1949年12月，军方让我们去台湾，他们特意派飞机把我们从东北直接接过去”。按照高耀汉的说法，“蒋中正撤离到台湾，希望有名望的将领都能跟他一起去，包括一些有影响的将领家属”。

　　高耀汉印象中，刚到台湾，军方把他们安排住在空军招待所，全家十几人分到一个小房间，根本住不下，只好睡在走廊里。按照规定，高志航的亲属可以拿抚恤金，是高志航每年薪水的一半，再加上发放一定量的粮食，在当时属很好的待遇。但是高家人口众多，要养活十几口人，生活始终紧张。高耀汉大学毕业后在《新生报》做记者，开始拿薪水，全家生活才开始慢慢好起来。

　　“我在报社最后是跑军事新闻，跑了20年。”因为父亲的缘故，高耀汉到军方采访会得到一些便利。在蒋中正、蒋经国的时代，高家享受了表面的荣誉。每年的“八一四空军节”都会请高志航的亲属参加。高志航的母亲李春英当选过空军模范母亲，蒋中正和宋美龄在60年代还曾亲自去台湾嘉义给她贺寿。现在回想，也不过是在利用高志航身份做宣传的一种方式。

　　高耀汉在1967年，首次为父亲举办了“殉国30周年”纪念活动，以后每10年办一次，今年是70周年。“以前军方还有经费补助，近几年都没有了。来的人也不多，我们自己办活动，请的都是亲朋好友。”谈起这种变化，他并没表现出失望，“事事就是这样”。

　　高耀汉第一次回大陆是在1990年，这一年，高耀汉的亲生母亲叶蓉然在深圳去世，他借给母亲办丧事机会首次回大陆。1996年，李登辉上台后，高耀汉主动提前退休，“在经济上，这是个很大的损失”，但是退休后，他可以经常回大陆，看望一直在昆明的大姐，并且和大姐一起，回吉林老家为父亲故居的事情奔波。

　　蒋经国当年曾对外说，有的人是牺牲享受，有的人享受牺牲。“烈士牺牲了自己，烈士的子女则享受牺牲。”但在高耀汉看来，他和高家并没有享受父亲的牺牲。高丽良常常听弟弟说:这么多年来，他已经看透了很多。-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

　　民国初年，空军和飞机对于军队的实战作用还不大，处于摆设品状态。中国也始终缺乏一支能抵御外敌的空军，地方政府于是各自建立空军部队。1925年秋，奉系组成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出任司令，事实上，早在一年前，张学良就从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拔了18人去法国学习飞行技术，高志航是这第一批成员中的一名。

　　组建东北空军司令部后，张学良又挑选多名学员赴法国木拉诺高等航空学校学习。东北空军是民国初年组建的地方空军势力中最强大的，但仍然不能抵抗外敌——“九一八”之后，这支队伍四散，大部分进入关内，成为日后抗击日军侵略的中国空军主体。

　　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军飞机在上海上空如入无人之境。不能抑制愤怒的空军飞行员石邦藩上尉起飞迎战，在空战中被击断了一只手臂，这只断臂被保留下来，激励当时的空军部队。这种情况下，1931年4月16日由南京迁至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也从不被重视变成中国空军的希望，这所航校后来成为“中国空军摇篮”。

　　当时中国在短短几年内以一种极端方式建设中央空军力量:全国各地公务人员、上海的商人，以及陆军军官学校的师生，纷纷捐钱购买飞机。实际是以摊派方式把任务下到各单位，各单位的名字也被用来命名捐赠的飞机。1933年，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中央陆军学校举行了“黄埔第一号”霍克二驱逐机的命名典礼，这架飞机是学校师生从2月到9月间的捐献成果。

　　1936年蒋介石生日时候，送给中国空军的礼物是多架新式的霍克三驱逐机。这些捐赠的飞机在日后战斗中洗刷了“一·二八事变”中的耻辱。

　　1936年6月，黄光锐率广东空军归附南京政府，中央航空学校培养的正规飞行员队伍不断扩大，空军实力与当日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1937年8月14日，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鹿屋航空队的十几架重型轰炸机飞向笕桥航空基地，妄图将中国空军扼杀在摇篮中。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发现了敌机，迅速驾机跟上去，不等敌机发现，就扣动机枪将敌机击落——这一行动由此被载入史册:中国空军首次击落了日军飞机。

　　8年抗战中，牺牲的中国空军官兵有4000余人，而笕桥航空学校也留下了这样的口号:“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