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试验需要法制先行

　　在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际，国家相继推出改革试验的新举措。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继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重庆市和四川省成都市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近日，《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这是由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跨省际的、区域性发展规划。改革试验由南到北、由点到面、由微观到中观、宏观，凸显出国家对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目前，各地正进行积极的探索创新，以期在体制机制等方面实现突破，为全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实践和理论指导。

　　从改革试验的实践经验看，改革开放初期是行政推动、自主创新、简政放权，在改革开放已经深入成熟、法制日益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成型的今天，积极探索新一轮改革试验的路径和方式，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改革试验首先需要法制先行。因为法制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战略性的重要特点，是巩固和发展改革试验成果的重要保证。注重在法制轨道上进行改革，充分发挥法制对于改革创新的支持保障作用，是前一轮开发开放深入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试验的重要条件。法制先行，既是现实要求，也是经验总结。如，为了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工作的顺利进行，1985年4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必要时可以根据宪法，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经过实践检验，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为了加快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1992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授权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授权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并在深圳经济特区组织实施。通过授权，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开放，保障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新一轮改革试验，主要障碍是体制机制。要实现突破，就必然涉及既有利益关系的调整，尤其是法律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复杂，而且影响巨大的问题。这就要求，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符合法律精神和原则的前提下，注意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依法有序地进行改革试验。就此而论，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改革试验，立法是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试验的探索，首先应是立法的探索和完善。如果说前一轮改革开放是行政主导的话，那么，新一轮改革试验就应是法制推进。因为，到现在为止，国家的法律法规已经比较健全完善，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法制的规范完善，一方面，依法调整和规范社会关系，协调各方利益，保证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又因为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成为改革试验的桎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与法治是一个两难选择。没有法是万万不行的，法也不是万能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对计划经时期的一些立法思想和原则，特别是法律法规涉及的一些根本制度，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适应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进行修改和完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否则，改革试验就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就难以深入进行，甚至有可能处处触“雷”，寸步难行。因此，要推动新一轮改革试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重视在法制上进行改革创新，寻找突破口。通过修改法律法规，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加强对法律法规的清理，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及时进行修改完善，该废止的必须坚决废止。同时，适时制定出台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在法制上为改革试验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创造条件。国家和地方有关机构，要根据改革试验的需要，在法律法规方面松绑放权，并适时授予地方一定的权力，允许其在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先行先试。只有这样，改革试验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实效，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的腾飞和跨越。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来源：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