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俏丫头”溃围记
地图上,大兴安岭和云南正好是一条东北——西南对角线,空间直线距离约有3500公里。2006年7月的一天,从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市来了几位客人,他们径直奔到云南省曲靖市西北郊,来到一个冶炼厂。
他们要看这个冶炼厂的烟囱是否冒烟儿,是否有那种冶炼厂特有和必有的怪味儿。
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客人“一无所获”——在生产却静寂的厂区,天空是蓝天白云,厂区是绿树鲜花。客人看到的是这个冶炼厂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未发现印象中冶炼厂的滚滚浓烟和刺鼻怪味。后来他们到昆明,找到了冶炼厂的上司——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以下称“云冶”),郑重邀请云冶到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安营扎寨”,合作建一个有色金属冶炼厂。
其实,此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就先声夺人,把云冶请到那个美丽的草原去了。“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是我国环境保护度最高的地区,动一棵树都不允许,他们为何要千里迢迢来找我们?”云冶董事长陈智说:“他们看中了我们的环保成果。”
“我这儿哪有废物啊?废水废气废料我都要回收处理,循环生产,废物全部是再生产的原料,我哪儿舍得排放啊。”9月12日下午,云冶下属的驰宏公司总经理陈进对记者说:“我们当初搞环保耗费将近3.5亿元,力求建成国内第一,国际一流的绿色冶炼厂,没想到竟然墙里开花墙外香,香飘千里之外,给我们的原料战略平添一份厚礼。”
在集团公司领导层眼中,狠抓环保是保障工人权利,构建和谐企业的一个有机部分。云冶旗下的云南铝厂的环保工作获得了“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的桂冠,陈智自豪地说:“这是目前全国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第一块,也是唯一的一块奖牌。”
10年前的云冶可不是这个样子,颇有些“晚云黏湿,正吴峰惨淡,雨迷烟接”的况味。
1998年3月底,陈智从云南省地税局副局长的职位上出任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在他的记忆中,那时的云冶可怜得很。“当时销售收入不到20亿元,有色金属产量不到20万吨。那年亏损1.65亿元,银行天天上门讨债,我们的账户被冻结,工资也发不出去,”陈智说,“当时我们集团规模最大的企业就是会泽铅锌矿,效益最好的企业就是云南铝厂。”
与陈智搭档的是总经理董英,这位干练的总经理与陈智有着许多合拍的经营理念,面对集团存在的问题,他们构建了“6大板块战略”,这就是以传统的铅锌铝锰为核心,着眼于新兴的钛和硅,围绕自己熟悉的行当做。当时云冶最重要的两张底牌是会泽铅锌矿和云南铝厂,相对于其他几个“小弱散”的企业来说,这两个企业算是云冶的“俏丫头”。陈智、董英决定在积极争取打“破产牌”尽快解决亏损累累的昆明冶炼厂的同时,先用这两个“俏丫头”溃围而出,为云冶获取再生的希望平台。
1998年4月8日,云南铝厂在深圳成功改制上市,募集到了企业急需的发展资金。与此同时,面临资源枯竭的会泽铅锌矿采用新工艺发现了储量大、品位高的新资源,为改制上市创造了条件。2004年4月20日,驰宏公司在上海成功上市。两个“俏丫头”的“初长成”为云冶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云铝和驰宏的成功上市以及昆冶的成功破产,标志着云冶突围成功,获得了再生,到1999年,集团盈利9000万元左右,而头年的亏损是1.65亿元。
以人为本的“逆向改革”
集团公司机关的汽车司机梁伟民是1969年就参加工作的老职工,他在年届退休时又获得了相当于机关干部副科级的薪水,梁师傅提起公司领导赞不绝口:“机关工人就十几个,但董事长没有忘记我们。到1998年我工作了30年,月工资才900多块钱,现在是3000多块,从900多块涨到3000多块10年不到。”
和梁师傅有同感的,其实还有整个集团的31873名在职和离退休职工。
陈智、董英到任时,适值国企改革如火如荼之际,当时全国通行的改革模式基本都是“下岗分流”。以裁减工人为主要目标的“下岗分流”改革其实隐含着一个无法言说的“潜台词”,那就是视工人为国企发展的“包袱”,而同时却罔顾工人在过去几十年对我国工业基础及社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样的做法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却把大量职工推向社会,实则推给了党和政府,加剧社会冲突。
陈智对“下岗分流”有自己的看法:“工人就是靠干活挣钱养家糊口,你把他的劳动权利都剥夺了,他怎么生存!”陈智决定不搞“下岗分流”。当时集团公司机关有186人,有人建议他以待岗方式“减员”,陈智问:“你说裁谁?”结果是一个没裁。但陈智不是不改革,陈智的方法是严把进人关,以退休等自然减员方式达到精简的目的。目前机关有152人,10年里,自然减员34人。
云冶人性化改革10年,经济效益连年攀升、集团领导认为这和22473名在职工人、9400名退休老职工的贡献有着密切的关系,让他们享受改革成果是其权利。
云冶职工的人均年工资在1998年不到1万元,到2006年已上升到3.2万元。1998年陈智到云冶时,集团公司领导的住房也就八九十平方米,矿长才住三四十平方米,工人普遍住房条件很差。“十五”期间,云冶建了5000多套住房按成本价出售给职工,记者在云冶位于曲靖市的冶金小区看到,2840套房子,面积从82平方米到148平方米不等,售价每平方米最高价仅800元,最低到750元。
按理企业没有解决职工子女就业的义务,但陈智认为,矿山职工子女由于环境的原因,就业极端困难,“二三十岁的孩子在家待着,作为父母是什么滋味?”陈智问道。他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注意吸收矿山职工子女就业,“我们关心了职工的子女也就是关心了职工,他就能安心生产,提高工作效率。”
云冶的1.2万退休职工总是在社保之外还有一块收入,这就是随着企业的发展从企业享受到的每月近200元的补贴。陈智认为这些老职工过去为企业发展有贡献,以前的工资过低,受当时的政策制约,只能在企业补贴上做文章,设法给老职工增加收入,使他们在社保那一块之外,还享受了企业给的各种补贴,等于拿着双份工资。
为职工做了这些事,集团公司领导似乎意犹未尽,他们把目光投注到更为深远的未来,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从2007年起,集团公司领导要求逐步实行补充养老保险的“年金”制度,就是在国家的养老保险之外,以个人交纳小部分,企业交纳大部分的方式为职工购买了国家养老保险之外的补充养老保险,集团公司工会主席焦苏华介绍说:“这样职工退休后,可以拿双工资。年金制特别受年轻职工的欢迎,因为他们受益最大。”
“和谐企业”落脚保障职工权利
39岁的刘海涛是驰宏公司曲靖冶炼厂电铅分厂的职工,现在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他很后悔2005年从昆明新立公司调到曲靖冶炼厂时没有买房子,“当时工资很低,我的期望值就是能够月收入到一千三四百元。”他没想到仅仅两年,他的工资就比两年前几乎增加了两千元,“第一期房子没有了,只有等下一期了。”刘海涛对企业很有信心。
或许刘海涛并未意识到,他的工资收入的增加和住房问题的解决其实都是云冶集团公司领导围绕保障“职工权利”这个核心价值所做的系列文章之一。
在陈智、董英等领导看来,国有企业的社会属性代表公平正义,意味着社会责任,而“工人的权利”不是云遮雾罩的抽象概念,它是职工的票子、房子、子女就业、养老保险这些具体实在的东西。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不仅仅是工会的义务,企业领导层更要有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使命感。企业要和谐,关键在于职工作为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尊重。云冶始终把构建和谐企业的节点放在关注工人既有权利的保护和应有权利的获得上。
云冶坚持职工不“下岗分流”的逆向方式改革,自然受到了有关领导的多次不点名批评,“知道是在批评我们,但我认为我们做得对,所以我不怕。”陈智说,“有人说改革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但牺牲的往往不是讲话人的利益,而是工人的利益。我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牺牲工人的利益?工人怎么就是国企发展的负担?”
“我认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当对党的事业负责任。我们不让一个职工下岗,靠发展企业解决职工出路的改革,才真正是对党和国家事业负责的改革。”这是陈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一次记者提问时的回答。
陈智告诉记者,2007年云冶的发展更加喜人,估计金属产量在72万吨,销售收入逾160亿元,利润有25亿元。而10年前的1998年,亏损是1.65亿元。采访之际,正值云冶进入“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公示阶段,如无意外,这将又是云冶值得骄傲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