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
我不是一个天生的环保主义者。2001年，我在一次论坛上还非常起劲地论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分水岭。我就在那个春天被调至国家环保总局。去了之后的第一件事是翻阅内部资料。
翻阅完这些触目惊心的环境现状报告，我非常难受。我开始认真思考单纯的GDP增长与国家综合发展的区别。如果有更多的官员看到这些材料也会“重新思考”。
今夏连续爆发的水污染危机最令人关注。自从松花江污染事件起，我国平均两天就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近年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50%以上因水而起。在“水”的问题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短兵相接，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一直以来，媒体和公众都在问：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决心，大江大河大湖的水质还是没有根本好转？其实，不是没有好转，而是好转了又被第二轮、第三轮地污染。当不少官员仍然肤浅地认为只要GDP增长了就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时；当官员政绩考核还是以单纯GDP增长为主要指标时；当推动GDP的仍然主要靠传统重化工业时，当尚未完成的行政体制改革导致水管理机制还是条块分割时，当一套可操作的环境经济政策还没有研究出台时，当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公众与舆论有效监督时，我们只能说，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四年以来，媒体把环保总局的执法行动称作“风暴”。这个名字很浪漫。但现实却是一场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漫长而艰辛的拉锯战。从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蓝藻之后的流域限批。每一次，“风暴”都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被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
很多记者问我，你到国家环保总局之后做过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期待我回答是环保风暴，其实排在我心中最重要位置的，是圆明园听证会。虽然这只是一个小项目，两三千万的投资，争论的问题仅仅是该不该在湖底铺膜。但它唯一的意义，就是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把听证会展示给大家看，公众第一次真实地参与到了环境决策中。
公众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环境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道德话语权，而是财产和健康。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决策无条件地都由公众说了算，而是要创造一种机制，让包括公众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按照法律的框架去博弈。这既能补充行政监管，也能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一个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应是一个能把在“上街”和“下跪”两个极端间摇摆的公众纳入理性、建设性参与的机制。这一机制的起点，就是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不仅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也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
国务院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这将是历史上的重要一笔。国家环保总局在各部委中第一个发布了《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坦率地说，这些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但至少创造了一个法律上的空间，只要不断地用它博弈，就一定会变成硬制度，就像环评法一样。
环保是一只小小的麻雀，剖开它，看得到中国所有的沉疴。在它身上，也可以试验所有治病的良方。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环境与市场机制、环境与社会公平、环境与公众参与、环境与文化伦理……重建环境治理体系，其实是重建社会体系与核心价值的过程。由此引发的种种曲折，既是科学发展与传统发展的角力，又是现代文明和体制现状的碰撞。
生态学者利奥波德说：“人们不断地回到起点，以重新开始寻找那些永恒的价值观。”“永恒的价值观”就是人类最终的目的地。现代化，我们比西方晚走了300年，但最终的目的地，却未必比他们后到。只要我们选对方向，只要我们已在路上。
(作者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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