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康夫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 中日互惠可望强化

　　福田康夫主政扶桑 中日互惠可望强化

　　9月23日下午，日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揭晓：福田康夫以高出麻生太郎133票的330票（占全部选票的62.6%），毫无悬念地当选党的第22届总裁。按日本法律，在本月25日的国会上，福田将被指名为日本第91任首相（任期到2009年9月），与此同时，安倍内阁总辞职。

　　福田的当选，终结了因安倍辞职而造成的短暂的政治空白期。虽然从政权的承袭上，被看成是“后安倍”政权的出发，但如果联系到福田其人的政治因袭和背景的话，新政权的成立，或许标志着日本当代政治的一个新的，却也是严峻的拐点：从日本在21世纪所面临的国家战略目标及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角度而言，新政权作为戛然落幕的安倍政权的延续，上承小泉所开辟的“构造改革”的政治资源与“道统”，与安倍内阁一样，同属改革政权的性质；但同时，自民党作为执政党，政治凝聚力空前涣散，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关头，党的改造与整个国家的改革几乎已不容分开来考量，任何机遇延误和政策误判，都足以导致政权更替、江山易手局面的提前。

　　对此，福田本人心知肚明。在选举结束后的两院议员会上，他不无沉重地表态说，“自民党正面临巨大的困境。首先期待以党的再生而重拾国民的信赖，切实地推进政策实施，本人将身先士卒。”

　　整整一年前，高喊“摆脱战后体制”的年轻的安倍晋三，在国民追星般的一片喝彩中构筑了“美丽国家”政权，在小泉改革的正面和负面两种“遗产”中起航，结果不到一年便触礁，不但没能消化、克服小泉的负面遗产，连其正面遗产都未能尽保：不仅“贫富格差”、“下流社会”等社会问题依旧，而且党政也遭遇了此前被一度“去势”的派阀和族势力的复权、反动，离心力大于凝聚力，几乎“党将不党”。尽管在对亚外交领域，安倍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在国民最为关心的财政经济等领域，几无建树。不仅如此，国民对“改革倒退”的失望及基于其上的对执政党信任沦丧的严峻现实，更抬高了继承政权执政的民意门槛——在所有的意义上，“后安倍”政权所面临的，无疑是一次艰难的出发。

　　对新内阁来说，延长即将于11月1日到期的《反恐对策特别措置法》，继续维持自卫队配合美军的印度洋上供油活动，以回报盟国的期待，是目前最重要、最紧迫的课题；安倍曾对国民庄严承诺“务必尽快解决”的国民年金记录遗失问题，事实上已“让渡”为新内阁的绩效指标；如何消解构成自民党参院选举惨败要因之一的都市与地方的经济落差，彻底整合、重构党政，以回应国民和在野党的批判，重建执政党的凝聚力，是福田政权的当务之急。而所有这一切，都要在“分裂的国会”（即众院由执政党主导，参院由在野党主导）的矛盾中艰难推进。如此现实，乃该党史上前所未有，其如履薄冰可想而知。

　　就对外关系而言，福田“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表态及其平衡、稳健的国际观，基本上保证了中日关系在其任内不会出现大的变数；其明显倾向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和政治理念，也会在相当程度上“矫正”安倍保守的国家主义对日美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其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谋求问题解决的“向前看”的灵活姿态，对推动日朝关系走出死结，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利好。

　　1978年8月12日，正是在福田康夫之父、福田纠夫首相任内，中日两国复交后难产了6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以签署。乃父所倡导的与亚洲国家“将心比心”（Heart to heart）的“福田路线”，不仅从心理上拂拭了为日本欺辱过的国家对历史的阴影，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

　　而大器晚成的福田康夫，其在作为内阁官房长官长达1289天的超长记录中的所作所为表明，贯穿父子两代的注重对亚外交的政治遗传基因，必将有助于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进一步强化。

　　对此，不仅中国舆论普遍表现出善意的期待，而且，美布什政权也不掩饰对这位在构筑了日美蜜月同盟的前小泉政权内长期担任官房长官的政治家抱有的“良好印象”。（刘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