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因铜而生，因铜而兴，用铜打造出了城市，用铜铸造了城徽。铜都的历史像它的矿脉一样很长很长。
穿越历史，当东川的先民把第一块矿石投入炉子时，鼓铸炉里流出的铜汁也许就是耕作大地的第一把铜犁，收割田野的第一把铜镰，砍伐森林的第一把铜斧。
倒入泥范或石范的铜液也许还为战场准备戈、矛、刀、剑；准备了战士的血性也准备了战争的血腥。
穿越历史，东川滇铜为中华民族的青铜时代奉献出了用铜元素精炼出的象征国家重器和代表着帝王权力的——铜鼎、铜尊、编钟……铸造出了一朝朝、一代代“九鼎之尊”，勾践剑铸出的是卧薪尝胆，三星堆鼓目人的眼神让后人看见了巫师们穿透凡尘的思维。东川铜元素浇铸出了古滇国的气魄与气韵，浇铸出了先民们的生活场景，浇铸出了一个多元民族政权立体的文化和历史。
穿越历史，东川矿脉远行的元素支撑起历朝历代国家货币的江山，他的铜元素铸造出春秋战国的刀币布币，秦半两、汉五铢，开元通宝、宋元通宝、至元通宝、永乐通宝……的灵魂。滇铜在云南马背上，远走北方和雪域……滇铜打上国家财富的铭文，货币的重量,铸造了中国的铜币时代，传递着朝代更迭的历史记忆，支撑起中国封建王朝的金融市场。
大规模的开采和冶炼“京铜”、“官铜”、“商铜”、“民铜”，确立了东川的“铜都”地位，“滇铜运京”的车轮与马蹄，“滇铜运京”的船工与号子，使得东川府的大道小路出现了“山皆有塃，场有鼓铸，薪炭飞涨，车皆铜运……自雍正初年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铜产量虽数有起落，然年产平均在700余万斤。”小江、金沙江成了一条流淌和输送金子的河流。可是，国家得到了财富，东川却付出了代价，《续东川府志》记载：“东川向产五金，乾（隆）、嘉（庆）年间，铜厂大旺，有树之家悉伐，以供炉炭，民间炊薪几同于桂。”百吨林木烧十吨炭，十吨炭炼一吨铜，“伐薪采铜”、“伐薪鼓铜”，东川森林越砍越少，越伐越稀，中国的铜钱越铸越多，铜走了，留给小江流域的却是一座座常常爆发泥石流的荒山秃岭、一条条泥石流的河床。
历史走了，遗留下了现实。
战后满目疮痍的共和国建设需要铜矿，为了共和国的工业建设，一群踏遍了白山黑水的军人放下了手中的枪炮，拿起了钢钎铁锤，炸药不再是炸毁碉堡的武器，而成了崩塌矿石的利器，冶炼炉又冒起了青烟，鼓风机替代了风箱，焦炭渐渐顶替了木炭……东川进入了更大规模新生期。铜矿在勘探、在采矿、在选矿、在输送中复苏；铜矿在一代人的理想与抱负中，构思与设计下大展鸿图，万人探矿的成就续写出了东川铜矿富饶的储量，发展的远景，东川复活了，以矿业立市，以铜立市，把东川带入了现代工业城市的队列。在一个个的“五年计划”中，东川用矿冶结合的文字，向国家交出了一份份重工业城市的答卷。然而，东川却在计划经济拐弯时闪了腰，资金断裂，设备老化，技术落伍，工厂停产……东川的发展如同遭遇泥石流爆发的冲击，寻找新出路如同寻找富矿一样艰难……
东川在疗伤的同时，智慧地开出了一张自我复苏的良方。他们从当年金沙江铜运的航道上发现了前人留下的光芒，冲破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隘，像当年金沙江运铜的船舶——“打破行政区域经济壁垒，构建金沙江下游经济圈”，将一个县域的经济发展与跨地域的金沙江下游经济带连接起来。
铜犁铜镰铜斧已成文物，但大地还在继续着耕种的历史，森林还在护卫着山岭，红土地已被耕种成了镜头下一张张五彩缤纷的风景，绚丽的山花和红土覆盖了古冶铜业的废墟，轿子山的积雪中不仅开放着杜鹃，也会绽放出游客们惊诧四月飞雪的笑容，小江的河床也许还会酝酿泥石流，但“汽车拉力赛”的车辙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艰难险阻……需要重新认识的东川已制作出了新名片，正像花石头山顶上那棵见证着东川的昨天，也聆听着东川的今天，还将注视东川明天的老神树那样，面对太阳它永远期盼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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