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富豪犯罪能得到缓刑吗

　　本报记者 郭永刚

　　一周之内，韩国法院宽恕了两位有罪的企业总裁——有期徒刑暂缓执行，但法院要求两位大企业总裁必须投身公益事业。

　　这两位总裁分别是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和韩华集团总裁金升渊。郑梦九因被指控挪用公司1300亿韩元（约合1．39亿美元）设立秘密基金，向政客行贿，被判有期徒刑3年，最终缓期5年执行；金升渊因涉嫌使用暴力为儿子报仇，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最终缓期3年执行。

　　“如果判郑梦九有期徒刑，会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法庭不能冒这个险。”郑梦九案的主审法官李在洪说，与其把郑梦九投入监狱，还不如让他拿出家产贡献给社会，这对国家更为有利。

　　金升渊被判缓刑，一方面因为这位韩国第12大富豪过去对韩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升渊的健康状况不适合坐牢。此外，金升渊报复的当事人也要求法院不要给金进一步的惩罚。

　　韩国法官一向有对大企业领导人犯罪从宽处罚的传统，但短短一周内，给两位有罪富豪如此轻的处罚，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担心，郑梦九、金升渊案会成为可以援引的先例，是否会纵容有钱人犯罪，而且这也是对普通民众的不公平。在中国，对经济贡献特别大的某位企业家如果也犯了同样的罪，能否得到赦免？

　　国家一级律师、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岳成告诉记者，如果两位大企业总裁符合法律规定的缓刑条件，他们又愿意回报社会，没有什么对普通民众不公平的地方。

　　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兼中国会长郑雄伟则认为，两位大企业总裁能得到宽恕，更主要的是人们认为他们的过错在可容忍范围内，而且认为他们的“赎罪”行为足以弥补过失。

　　大企业总裁获减刑

　　韩国现代汽车集团9月17日宣布，会长郑梦九已经成立一个由7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履行他为“赎罪”而许下的向公益事业捐款的承诺。委员会7名成员来自商界、学术界和法律界，他们将于10月22日“上岗”，并于12月公布有关郑梦九捐款的细节。

　　郑梦九于今年2月被首尔中心地区法院判处3年监禁。69岁的郑梦九在申诉中希望能够保留自由身，他说这样他能“最后一次为公司和全国经济作出贡献”。他同时表示，今后几年他将每年捐出约1亿美元个人财产用于慈善事业，捐赠总额将达到11亿美元。

　　9月6日，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决定给予郑梦九3年监禁，缓期5年执行。法院要求郑梦九在缓刑期间完成社区服务，同时要求他履行向公益事业捐款的承诺。

　　韩华集团总裁金升渊是继郑梦九之后，第二名受法院优待的韩国大企业总裁。

　　今年3月初，金升渊的二儿子在首尔与某俱乐部员工发生纠纷时受伤，金升渊随即带领十多名保镖和不明身份人员持械报复伤人。金升渊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9月11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判处金升渊一年半的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并命令其进行200小时的社会义工活动。

　　司法公正向国家利益妥协？

　　英国《金融时报》驻韩记者9月12日总结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现代起亚汽车总裁郑梦九、韩华集团总裁金升渊的案例后发现，韩企业总裁逢难必坐轮椅逃脱。

　　据该报报道，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在检方刚刚开始着手调查他对儿子三星电子专务李在镕变相传送财产一事时，便突然飞往美国，之后从未出现在法庭上。目前该案件几乎被搁置下来。郑梦九被指控涉嫌筹集1亿多美元的秘密资金时，坐着轮椅现身法庭。9月6日，法庭判处郑梦九缓期执行。金升渊9月11日也是坐着轮椅出现在法庭上，甚至还穿上了患者服。同样，他也被判处缓期执行。

　　现代汽车集团是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也是仅次于三星的韩国第二大财团。在韩国经济总量中，汽车出口的比重约为10％。现代汽车集团和郑梦九之子郑义宣领导的起亚汽车集团年销售收入之和，约占韩国GDP的6％。因此，现代汽车对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对经济影响大，在法律面前就可以公开地不平等，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几乎一定会引起抗议浪潮。但郑梦九的终审判决公布后，韩国一片静悄悄，连一向敏感的网络也没有形成议论的风潮。

　　李在洪透露，为了完成对郑梦九的审判，他和同事们有过长时间的激烈讨论，还广泛听取了各阶层人士的意见。除了问过检察官、律师、记者、企业家的意见，甚至还问过出租车司机和餐厅服务员的意见。他们的多数意见是应该判缓刑，而且有更多的低收入者主张判缓刑。

　　“这表明老百姓多么关注就业和温饱问题。”李在洪说。

　　还有报道称，郑梦九被起诉拘留后，现代汽车工业协会向法院递交请愿书，并发动人们签字，希望还郑梦九一个自由身。最后，签名者达到200万人，名册送到法院时需要动用3辆一吨卡车。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出这种判决是妥协的产物。”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方面要考虑法律的严肃性，要顾及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也要较好平衡国家的利益。

　　“司法公正与国家利益有冲突时，当然还是应该考虑司法公正。”岳成律师说，如果两名大企业总裁符合法律规定的缓刑条件，而且他们又愿意回报社会，应该会得到缓刑。这不涉及司法公正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问题，也没有什么对普通民众不公平的地方。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则提出了质疑：好像韩国法院认为，不管企业总裁在背后干什么事情，帮助其继续经营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让企业总裁遵纪守法，同时建立起对所有国民公平的司法体系，不是更符合国家利益吗？

　　是不是花钱赎罪

　　据报道，郑梦九案的主审法官李在洪表示，针对此次缓刑判决，肯定会有不少反对意见，“这些批评意见我都清楚，本审判厅也欣然接受。”

　　韩国《韩中商报》社长黄先生分析称，这种判决措词，先不管它是否具备法律精神，至少体现了韩国人的整体实心眼的文化性格。换作任何其他国家，即使事实的确如此，也不会在判决书中这样明目张胆地说出来，完全可以寻找另外的借口，如认罪态度好、退赔积极、有立功表现等等，哪一个说法都比这个说法更令法律有尊严。

　　“这不是明摆着允许富豪用钱赎罪吗？”供职于北京某公司的王先生说，对有钱人的过分宽容，其实就是对普通民众的犯罪。

　　“对以钱赎罪的表象理解，是对刑罚目的和当今世界刑法发展不了解所致。”国浩律师集团合伙人、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常务理事费国平日前撰文指出，当今各国对犯罪者行刑，已经从传统的惩罚和威慑为主的阶段，演变发展为以矫正为目的的阶段。矫正是为了帮助犯罪者重新回到和谐社会，矫正可以在狱中和社区进行，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均被纳入社区矫正范围。

　　费国平说，监内矫正还是社区矫正，一是看是否符合法律的条件，二是看监狱内外的矫正形式，哪个对社会危害最小、社会成本最小，收益最大。

　　据介绍，美国是世界上罪犯人数最多的国家，全美700万犯人中，处于关押中的仅为220万人，缓刑和假释的人超过480万人。芬兰约有66％的监禁刑被缓期执行，瑞典有82％的人被宣告缓刑，韩国为46％、俄罗斯为45％，而我国不到20％。

　　费国平认为，郑梦九虽然涉案金额巨大，但对他施行监内执行，可能会使现代汽车失去现有的市场地位，将给韩国经济和汽车行业带来致命性的后果。根据郑梦九以11亿美元回报社会的悔罪承诺，对其实行缓期执行，进行社区矫正，符合现代法律的发展原则。

　　岳成也表示，在中国，如果一个人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不是累犯，也是可能获得缓刑的。只要在缓刑期内没有再犯罪，到期后一般不会再执行。

　　“从法理角度讲，韩国也应该会有类似制度。”岳成认为，对郑梦九和金升渊缓刑，应该不会影响司法公正，更不会对普通民众不公平。普通人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投毒之类的恶性犯罪，而且符合缓刑条件，应该也会得到缓刑。

　　郑梦九们在中国能得到缓刑吗

　　“如果有罪的中国企业家在狱外仍能为社会作贡献，就不一定非要关进牢内。”岳成说，国内法律界很早就开始呼吁对经济犯罪从轻量刑，并取消死刑，使对经济犯罪行为的处罚更加人性化。

　　费国平则认为，郑梦九在中国是不可能获得缓刑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5年的一组数据显示，2005年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在所有犯罪人数中占比达到82.83％。在矿难渎职犯罪中免刑、缓刑占比高达95％，2005年职务犯罪案件缓刑占比达到66.48％。

　　费国平说，虽然没有数据说明商业贿赂等白领犯罪的缓刑比例，但从平均缓刑率和缓刑率极高的职务犯罪所占比可以看出，企业领导等白领犯罪的缓刑比例，不仅低于其他国家，更低于我国的平均比例。

　　费国平指出，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主导力和对企业的控制力、影响力虽然正在减少，但对企业的隐形控制和对资源的配置权利仍然随处可见。将一般商业贿赂与职务受贿的构成要件混同，将职务犯罪和一般商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同，弱化了对职务受贿的打击，助长了潜规则下的职务隐形索贿行为屡禁不止。而根深蒂固的父母官执法和司法传统始终在居高临下管理着社会和市场的运行，被监管者的不同政见或稍许反抗均有可能遭致压迫和打击。对白领犯罪行为的随意性、暴风式执法也就随之而来。

　　“如果是李嘉诚这样重量级的企业家犯了和郑梦九类似的罪，中国法院可能会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他对社会的巨大贡献。”郑雄伟说，但如果是一名普通的民营企业家犯了同样的罪，得到缓刑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小，因为这会引起其他民营企业家群起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