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小学毕业上大学学导演 全家上阵拍电影(图)

　　一个农民导演

　　全家上阵拍电影《红裹肚》，父亲是编剧，哥哥当制片人，白浪是导演加摄影，母亲是剧务

　　“白浪太幸运了，他有一个有文化的爸爸，他爸爸有一个现成的剧本，剧情、矛盾冲突很不错。

　　原来白浪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曾当过兵，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还写过一个剧本，叫《红裹肚》。《红裹肚》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巴山区农民积极投身革命为线索，穿插了主人公的爱情抉择、命运沉浮。

　　白浪说：“那个时候，我其实根本顾不上考虑会不会火，只要能拍，不管什么内容都行。一开始，实际上我根本不理解《红裹肚》讲的那些故事。”

　　因为要拍《红裹肚》，父亲天天给白浪讲历史课，讲当地人的革命事迹，同时一家人开始不断地看电影。“那段时间电视上刚好放《乌龙山剿匪记》，这部电视剧让我找到一点感觉，它的服饰、道具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白浪说。

　　《红裹肚》讲述的是革命斗争的故事，演戏自然离不了刀枪。可是，在城固县城乃至汉中市，这些道具买不来、租不来。无奈，白浪的父亲就找来一些废旧的铁皮，自己打磨大刀。至于枪，就用木头来做。“像形广告”店紧临街道，白浪的父亲制作刀枪时吸引了过往行人的好奇，也把当地的警察给吸引过来。说明原因后，白浪的父亲到公安局备了案，总算通过。这期间，白浪的母亲也在家里踩缝纫机赶做了一件件旧式服装。

　　道具、服装解决后，接下来就是选择演员了。专业的演员是不敢想的，且不说人家愿不愿意和一个从没有拍过电影的一家农民合作，即便对方只要求一般片酬的十分之一，也足以把白浪一家人吓倒。“那些天，我和白浪天天上街，看到一个感觉不错的人就去和人家谈，问想不想拍电影。”白冰说。

　　拍摄开始了。一家人进行了简单分工：父亲自然是编剧，哥哥白冰当制片人，白浪是导演加摄影，他母亲是剧务。这个由一家4口人组成的剧组带着一批从未拍过电影的演员，来到山里。“刚开始拍的时候，镜头还没过去，演员的脸都红了。我就一个劲激励他们，不厌其烦地拍。大概是被我的认真感染了，很快就有人进入了角色。”白浪说。

　　不多久，编剧和导演发生了争执，是关于剧中一个叫王县长的角色。白冰说：“在王县长的造型上，我爸强调的是历史感，而白浪喜欢一些现代的元素，要求造型一看就要像那个角色，剧情改动还是比较大的。”“我是导演，我说了算。”“我还是编剧呢！”儿子和父亲的这次争执，最后以父亲让步结束。

　　接下来，白浪又遇到一件哭笑不得的事。一场外景戏拍完后，白浪发现破绽，去找演员重拍，结果发现那个演员上午拍完戏下午就出去打工了。这场戏用了大量的群众演员，如果换演员，意味着就得重新找群众演员。所有演员，不管是主角还是群众演员，白浪支付给他们的片酬都是每天一包价值5元钱的香烟。即便这样，拍摄这部电影的总费用已经超过7万。对于白浪他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开机3个月后，白浪的父亲发现前期投入的5万元钱已经花得一分不剩，为了接着拍下去，他只能东拼西凑，甚至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拍完以后，我感到很开心、很轻松，但马上又担心起来——电影到哪里放？”和当地电影院商量，好不容易用1000元钱租下场地，这时县文化局的人出面阻拦：《红裹肚》没有任何手续，不能放映。“我当时心想，我的影片是革命题材，心想办个手续应该不难。把电话打到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后，人家说你们农民就没有权利拍电影，如果要拍必须挂靠一个影视公司。”白浪说。

　　虽然在广电总局碰了钉子，但白浪一家人并没有放弃争取。“我们的片子是革命题材，我们免费给乡亲们放。”在各级领导面前，白浪总要强调这两句。“在城固县电影院首映式那天，人太多，武警都出来维持秩序。这是城固电影院十几年没有的热闹了。”一位看过《红裹肚》的当地人说。

　　目前，《红裹肚》已经在汉中各县演出了七十多场，保守估计看过电影的人超过10万人次。

　　一名大学生

　　中国传媒大学一副教授说：“白浪的毅力和灵气，是我看到的闪光点”

　　“史老师是我的‘贵人’，是他圆了我上学的梦。”“贵人”在民间是指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又乐于助人的人，“出门遇贵人”一直是传说中最美好的事情。

　　白浪所说的这个“贵人”叫史博公，电影学博士，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导演表演系副教授。

　　据史博公讲，他发现白浪纯属偶然。今年“五一”期间，史博公和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师生到汉中采风。来到城固县的时候，他看到街头一个宣传条幅上写着“热烈祝贺城固首部本土电影隆重上演”。出于职业敏感，史博公当时就打听电影的创作人员，但没有打听到。又过了几天，他看到一个《红裹肚》的宣传车，就叫住三轮车夫，说自己想和导演联系。

　　接到史博公的电话，白浪十分兴奋，当晚就见到了史博公。从电影本身到白浪的家庭出身、受教育情况，两人一直谈到凌晨4时。因为当天史博公就要离开城固，只好带着电影《红裹肚》的碟片回去再看。

　　“白浪，你赶紧收拾东西过来吧，学校同意你到南广学习导演，一切费用全免。”两天后，白浪又接到了史博公的电话。

　　白浪说：“我当时太高兴了！我原来给自己设计的方向，是通过自学再考入大学，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5月21日，白浪来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被安排和2006级导演专业的同学同吃同住同上课。

　　“并不是说只有上大学才能成才，但不读书肯定难成大器。把故事用朦朦胧胧的视听语言搞得那么流畅，就是我们导演系毕业的学生，也不见得能达到这个水平。我发现了这个孩子的才气和艺术潜力，希望给他提供一个机会，让他听听教授讲课，增加一些对大学、学术、文化的积累，这些对他的成才肯定有帮助。”史博公说。

　　史博公在城固和白浪谈完后，与随行的另外一位叫张慧林的老师商量，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应该帮帮这个孩子。回到南广学院后，史博公把自己的想法和导演系主任施旭升进行了交流，最后决定让白浪来南广免费学习交流。

　　白浪来到南广后，史博公向他提供了南广所有的课表，并表示所有的课，只要感兴趣他都可以去听。为了督促白浪学习，他还给白浪提出一个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自己的学习心得。

　　“‘我让你来，不是让你呆在城固当一个婚庆摄影师，是想让你走得更远’，我将终身铭记史老师对我讲的这句话。”白浪说。

　　白浪已经十几年没有上学了，他来南广后能不能适应？

　　“与拍电影有关、能立竿见影的课，他兴趣很高，领悟能力也很强。但理论性强的课如西方美学，他就容易走神，毕竟‘野路子出身’和‘科班’的不一样。”史博公如此评价他的这个编外学生。

　　白浪说，同学中有不少人有私家车，而他自己不仅家境一般，而且只念过小学，但同学们有的给他打饭，有的主动向他要电话交流，感觉大家还是挺看重他的。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同学看不上他的文化底子。

　　“有一个成语是‘如诉如泣’，在白浪口里就变成了‘如歌如哭’。剧本里有些常见的字，他都不认识，大家觉得挺搞笑。”白浪的一个同学说。

　　白浪也承认，他与同学最大的差距在于，自己编剧的能力差一些。

　　“导演的成功率极低。白浪的毅力和灵气，是我看到的闪光点，但能做多大事，关键看他被舆论追逐后会不会迷失方向。我对白浪说，今后你就是没有成为导演，我还是你的老师、朋友，不会因此不理你。”史博公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对于白浪的前途，史博公给出3种预测：第一种是白浪坚持自己的创作实践，同时提高文化素养，结果比温室里长大的那些导演成长得更茁壮；第二种可能是，白浪没有成为导演，回到普通人中间阳光、健康地活着；第三种情况是白浪在名利的簇拥下把持不住自己，最后走偏了方向……

　　农民拍电影、小学毕业上大学，这些传奇的经历让白浪迅速成为网络名人。对此，史博公表示出自己的担忧，他告诫那些打算仿效白浪的孩子：“白浪没有可复制性，首先是他有一个有文化的爹，有一个好的剧本，有一个会挣钱的哥哥，如果没有这些，仅靠白浪的灵气和毅力，同样不会有《红裹肚》。”

　　■本报记者郝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