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犯自愿捐肾给病危亲人 监狱因无法可依拒绝

　　狱政难题

　　不过，当赵家人满怀希望到监狱管理局提出申请时，出现了本文开头描述的僵局，监狱管理局否决了赵家的提议。9月14日，记者为此采访了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处长杨军民。

　　杨军民说，对赵家人的诉求，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开会研讨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宜支持”，并向国家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请示处理意见，得到的答复是：同意上海的决定。援引的政策依据是，去年四川省监狱管理局请示罪犯自愿捐骨髓应如何处理，国家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明确批复：“在国家对罪犯自愿捐献人体组织、器官作出规定前，不宜在罪犯中开展类似工作。”（司狱字〔2006〕第194号）

　　当记者把这个请示结果转告赵三丽时，她很伤感地接受了事实。在司法部的批复面前，赵家人理解了监狱管理局的决定。但检索公开报道，近年来各地监狱里的受刑人自愿要求献血、捐骨髓、捐肾的新闻时有出现，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狱政管理如何应对？

　　在杨军民看来，监狱管理局否决赵家的提议至少有三个理由：一是捐肾后赵四凯身体状况应被列入残疾犯，可能免除劳动；二是计分考核要按照残疾犯的宽松标准计算，相比普通管理的罪犯，比较容易达到减刑、假释的目的，可以提前出狱；三是如果捐肾后出现较严重的后遗症，可以提出保外就医。

　　一言以蔽之，可能预知的结果是，捐肾行为将人为地改变受刑人接受法律所规定的刑罚惩罚的法定义务，削弱了对他的刑罚。客观上，捐肾这个善举必将为受刑人“松绑减刑”，那么，对这样的捐赠行为能支持吗？杨军民告诉记者，他非常同情赵家的遭遇，但他自己给出的答案与监狱管理局的决定一致，“刑罚责任的履行具有优先性和国家强制性”。

　　“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是，犯人入狱，家里的主心骨就没了，而抚育子女，赡养老人是社会美德，那监狱应该把犯人放了吗？当然不可以。家属需要肾源，与这些情况本质上是一样的。”说到这里，杨军民跟记者讲起一段难忘的经历——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前来探狱，她唯一的儿子是重刑犯，老人步履蹒跚的样子让杨军民心里非常难受，他让干警过去搀扶老人，施以力所能及的帮助，“老人来看儿子可能就是最后一面，当时儿子也痛哭流涕”。

　　不过，捐肾行为并不等同于释放犯人，而且刑罚并不是目的，改造人才是狱政的根本目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条便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问题是，捐肾善举算是一种教育吗？如果算，监狱管理局是不是应该支持？

　　杨军民答复说，监狱对罪犯善举的支持必须在不影响法定职责的前提下，比如罪犯把劳动所得的酬金捐献给贫困孩子读书，监狱管理者就非常支持，但赵四凯之举却会影响监狱的法定职责，影响罪犯刑罚责任，不能予以支持，“对监狱来说，没能切实地对罪犯实施刑罚惩罚，以及各项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是渎职”。

　　杨军民还提出：监狱的身份是“执法机关”，狱政管理属于公法领域，“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决不能做”，这与私法领域“只要法律不禁止就可以做”有着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家人质疑监狱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是因为不了解对方是“依法行政”。

　　赵二德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即国家有责任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因此监狱管理局有责任支持弟弟的捐肾行为，以保障他的生命权。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狱否决赵家提议，是否对公民生命权的轻视？

　　杨军民回应说，监狱的决定与赵二德的生命权“没有因果关系”，理由是赵二德的生命权问题是自然疾病造成的，“这好比有人在河里游泳，因不谙水性而溺水死亡，在岸上的人出于各种原因没能出手相救，但你能把死亡的原因归咎于岸上的人吗？”还有一个理由是，保障受刑人生命权也是监狱的责任，换肾手术如有闪失，谁负责任？

　　“罪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监狱不支持他们自愿捐献人体组织、器官，也是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保护，体现人道主义。”杨军民说。

　　命运难测

　　因为对这个新问题感兴趣，杨军民给自己的导师、曾被派驻联合国工作2年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晓薇打电话，“问了国际上有没有犯人捐肾的案例，答复是没有。”可以说，“无法可依”和“没有先例”是监狱管理局否决赵四凯善举的法理基础。

　　杨军民曾反问：“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女儿，他们为什么不捐？赵四凯捐肾不是拯救其哥哥生命的唯一性选择。”

　　当记者问起赵二德时，他一脸苦笑：这是捐一个肾啊，又不是捐一百块钱，这个口怎么开，而且能开吗？他说，为了寻找肾源，妹妹赵三丽已经费了不少心血。赵三丽找过一个表弟和一个堂弟，对方一开始都答应的，后来又反悔了。而医院里的肾源更是枯竭。

　　赵二德已经开始血液透析，每次透析花费数千元，还是好不容易才排上队的。医师告诉记者，瑞金医院“二十多台血透机器三班倒，全部排满”。

　　2007年5月1日，国务院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令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条例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此前，尽管器官捐献制度滞后的肾源枯竭，但有患者可以通过购买肾源来做肾移植。这条“出路”被堵之后，在合法途径下，赵二德延长生命的办法，只有靠定期做血透。这项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也容易出现心血管并发症，随时有生命危险。

　　“如果没有找到肾源，就是等死。”赵二德现在走路已经弓着腰了，采访那天，记者看到他的晚餐是无色无味的藕粉汤。在医生的建议下，他的“菜单”已经与健康人完全不一样了。

　　寄希望于从弟弟那里获得新生的梦破灭之后，赵二德更怅惘若失了。为了救哥哥，赵三丽开始在网上找“捐肾者”。她告诉记者，已经请一个山东济宁的小伙子到上海验血配对，她称之为“配肾源”。遗憾的是，配对时出现排异，不适合做移植手术。小伙子这一来一去，包括一笔“精神补助费“，花去了7000元。

　　“医生说找10个配对，有一个能配上就不错了。”赵三丽说，如果按这个概率算，找到那个相配的肾源，至少就要花去7万块钱。到时候配对成功，还要给一笔数10万的“康复疗养费”，这不是一笔小钱。赵三丽没有否认，她说为了救哥哥的命，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