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我一直说我是个业余导演

“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直说我是个业余导演，我跟电影界混得很少，我跟电影混得也很少，好多片我没看过，我喜欢看的就几个，完全凭兴趣。”

“太阳”第二段故事最能唤起中国式记忆：露天电影、红色娘子军、抓流氓。黄秋生被抓了，清白了，上吊了图片由剧组提供

　　姜文：我一直说我是个业余导演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袁 蕾实 习 生 黄 婷 发自北京

　　黄秋生没有得到一句他想要的话，于是他开始觉得陌生，对人间已经陌生了，一个朋友说他是：散散步，摸摸屁股，顺便上上吊。我觉得“顺便上上吊”挺帅的，是黄秋生这么回事。所以我没把里面任何人的死处理得那么恐怖，都是歇会儿、睡午觉的感觉。 ——姜文

　　投资8000万元的《太阳照常升起》成了今年的第一部大片。

其中没有刀剑飞舞，虽然枪声大作，但只有一杆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四桩死亡,一起出生……

　　“我七年没拍戏了，我准备拍完这部戏，真正找个坐标，然后开始正经玩。这回算一次火力侦察，可能火药用得猛了点，咣当一炸。”姜文说。

　　姜文自称被王朔的小说炸过，“就像是引线，或者是炸点，把我心里的东西炸开了”。1992年，29岁的演员姜文关掉BP机、电话，待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里，把王朔6万字的小说《动物凶猛》，改成了9万字的电影剧本《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阳光”，这个新导演被称为“天才”。

　　2000年，37岁的姜文拍完了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影片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同时，也成了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禁片——姜文被推成了“英雄”。

　　此时，中国观众开始习惯痛骂大片，人们在批判大片导演的同时，树立起了很多“榜样”，“天才”+“英雄”的姜文也是其中一个。

　　2007年，“榜样”姜文推出他的第三部“姜记”电影《太阳照常升起》，老朋友王朔在大半年前就把他称为“拳王”：“姜文应该是最后一个大师了，拳王……姜文气壮如牛，艺术野心更大，只怕没有他的舞台了。”

　　姜文像“太阳”里上吊的“小梁”黄秋生那样，把手插在裤兜里，温和地解释：“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没有逻辑，每顿饭都吃得那么没逻辑，电影为什么非要有逻辑？这也是冒险的一面，他们却说‘我操，怎么能这样？’”

　　本来要拍酒，结果拍成了酒精

　　《太阳照常升起》里，黄秋生对着听筒说的粤语脏话 “丢你老母嗨”，出自姜文的妈妈。

　　几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姜文的妈妈听到家门外吵闹不止，打开门，一群群广东兵经过家门，每个人只反复说两句话：“丢你老母嗨，夯旮肠；丢你老母嗨，夯旮肠……”

　　下半夜，一群群东北兵经过家门，每个人只反复说一句话：“操你妈、操你妈……”

　　“她听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中国就解放了。”姜文说，他一直想为“丢你老母嗨”拍一部战争片，后来战争片没有拍成，他忍不住就先放到了“太阳”里。

　　看到大家热闹的反应，我欣喜若狂。我原来说过，一个作品面对观赏者的时候，其实是观赏者在表达自己。人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人表达深一些，有的人表达浅一些，浅不是错，像我妈是拒绝深，我闺女是不知道深在哪儿。

　　一个华纳的人打电话给我说你是最会拍女人电影的，他说这电影里有女人所有的阶段，从小孩到老太太，恋爱前、恋爱中、恋爱后，怀孕生孩子偷情都有，而且非常来劲。这是他的想象，我没把它当成女性电影来拍。

　　我在讨论剧本的时候确实这么说过：其实这个电影没那么多人，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男人会分成不同阶段，女人会分成不同阶段，这是一种比喻的形容。

　　我见过几拨人在为这个片子吵，有画图的、猜测的、打架的……电影不过就是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把每个人的储备、精力、世界观都调动起来了。

　　调动起来了就有强劲的想象，强烈的说服人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所有的表达，要不就像林大夫对小梁的表达，要不就像阿蕾对小梁的表达，或者是吴主任的表达，都是在表达自己，这些都没有错，大家花痴般地表达自己，以为是在交流，或者以为是在说对你的感受，实际都在表达自己。

　　我爸说我老想弄酒，但有些部分弄成了酒精，酒精不能直接喝，不然就中毒了。他说让我以后弄点低度酒，喜欢喝酒精的毕竟是少数，要替国情考虑，可以稀释一点。

　　我可能有点非分之想，一个演员来当导演，老老实实拍些让大家开心的其实很容易，像“我恨我恨”那样的，你只要让他乐，他一定觉得好。我可以把度数弄得低一点，三十多度，但是愿意喝酒精、愿意喝高度酒的又不高兴了，他们不高兴会用精彩的文字来攻击我。有这样的高手，他料定你会在那里转弯，就在前面路口等着，知道你的弯是怎么拐的，让我惭愧的是他们是对的，我就是这么拐的。

　　怎样跟观众调情，这功夫还确实得练。

　　要稀释很简单，其实就是把故事抻直了说，把人物都顺着说，那一定是个长篇小说，要拍6集，《赤壁》不就是拍了上下集吗？我其实好多事情都藏着没说，大家都从远方来，从妈妈搞对象开始，然后是老唐和唐妻搞对象，大家都在搞对象，完了在新疆见面，分开，这个去了学校，那个去了农村，过了若干年，出了各种各样的事，夫妻分居了，老唐跟林大夫胡搞了，那边妈又疯了，老唐又下放到农村，把小队长一枪打死了。来源是两个方向，然后跟立交桥一样交叉过一次，然后分开，再交叉一次。这是长篇小说，没有心理的、生理的、物理的、空间的巧妙的玩法，就如常了，也许那样反倒可以“贺岁”了，还有一段可以飞檐走壁，还有爱情戏……但似乎都不是我想做的事。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会付出代价，你弄个满堂彩会付出代价，你弄个金什么奖也会付出代价，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我们选择冒险。

　　确切地说，这电影不是看不懂，是难归纳，我妈就这么说，不习惯。

　　不习惯也难怪，弯拐急了，肯定要甩丢几个人，再拐个弯再甩丢几个人。甩丢的人分两种，一种是你别以为能把我甩丢了，我一定追上你，这种人比我还轴；有的人被甩了两圈，说算了吧，我凭什么一定要跟着你玩啊。

　　这也算一个代价吧，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会为我的选择承担所有好的、坏的、习惯的、不习惯的、高级的、让我惭愧的后果。

　　其实我都不好意思说冒险，我不像那些实验电影，两个钟头就一直是一个人开辆车，或者就拍一个人睡觉。我只是有节制的冒险：能不能把一半故事交给观众去想像？我其实没加东西，只做了一件事，把不该拍的尽量都拿掉了，做了减法。

　　电影确实比其他的艺术容易爬行

　　“其实这电影不该叫《太阳照常升起》，叫《却道巴山夜雨时》，大家就明白了？”

　　姜文喜欢古体诗，以至于拍“太阳”的时候，他总会跟摄影赵非、李屏宾用手机对发诗词——有人记录了下来，厚厚一叠，准备结集出版。

　　姜文说自己40岁才开始懂诗，他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父辈督促着背诗，他反感、记不住，“原来听过的东西其实是记住了，但没理解，40岁以后反刍出来了。古诗词是，《毛选》也是。”

　　我为什么要拍这个时代，因为我迷恋“红色娘子军”，我放在别处不能让他们看《红色娘子军》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也有“红色娘子军”，我想我将来的所有电影里，只要有电影，我就要有“红色娘子军”。

　　小时候《红色娘子军》那芭蕾看得我触目惊心，舞台上几十条大腿啊，当然脚尖我也看，情怀我也看，革命意志我也看，音乐我也喜欢，那是挺棒的一个芭蕾舞剧，我还看过真人跳的。

　　我记得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还来中国跳《红色娘子军》，法国导演拍了一个《解放军占领巴黎》，里边还有巴黎演《红色娘子军》的，我觉得那电影特别棒，特有想象力。

　　我七年前就想过要重拍一个《红色娘子军》，在海南拍，或者在非洲拍也行，在热带雨林，找上八个美女，不一定都是演员，选美选出八个美女，而且长得是南洋型的那种。我是只能演南霸天了，可以把金城武找来演洪常青，洪常青是那个时候南洋回来当红军的华侨，那时候革命者当红军的好多是南洋的华侨，这戏会很好看。

　　我平常看字比较多，看电影比较少，文字能表达的太丰富了，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我就跟他走了，这看一眼用文字可以写5篇东西。

　　我的非分之想就是，怎么能让电影在写实的基础上多一点想象力。比如说《琵琶行》、《长恨歌》，那都是中篇小说，现在要�筻碌匦闯沙て�也可以，但那老哥就写成七言长诗，也就两三百字，你会有很多?

　　疯妈为什么在屋顶念诗？她也有自己心理世界，没法跟儿子说。任何孩子的父母，都热恋过、疯狂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很少能跟孩子讲清楚是怎么恋爱的，他们对孩子的叙述会有某种阻断。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父母的恋爱故事都是通过各式各样的物品拼凑起来的，即便父亲跟你讲一遍，母亲跟你讲一遍，之间也是不一样的。

　　疯妈也可以念别的诗，但我更喜欢崔颢这首，李白看到这首诗就不敢写诗了，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崔颢这首诗看上去是白话，“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前面四句，听上去全是白话，还真不是白话，实际上对仗非常工整，平仄非常讲究，韵脚也非常对，而且敢重复用字，四句里面三句用了“黄鹤”，所以李白到那里说：大哥你牛逼。它很简单，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字，但你不甘心让它这么简单，可是你不甘简单的时候也能得到满足，甘心简单的也能得到满足。所以往往都放在介绍唐诗的第一首里面。

　　但你注意，我没让她念最后几句，我不喜欢最后两句，后两句太像一般的诗了，太没度数，有点像方便面。

　　有可能我受这个影响。古诗里的时态和省略非常漂亮。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有几个时态：“君问归期未有期”，是现在时，什么时候不知道；“巴山夜雨涨秋池”，但下雨了，“涨秋池”了，回不去了；“何当共剪西窗烛”，想到将来时，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是将来时的过去时。四句话里三个时态，很帅啊，其实现在我这电影不就是这样吗？为什么还不习惯？

　　好的文字能给你留下想象的余地，看了一本小说，十个人有十个人想法；电影先天不足，它太实，啪一照，想要的不想要的都在里面了。还赶不上话剧，话剧里人是假定的，人主观来修理哪要哪不要，追光一打，有独白，有各种手段引起人们的想象。一百多年来，诸多能人实验，试图让电影多一点想象力，但电影确实比其他的艺术容易爬行行走，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杂耍。

　　将来我也会做几碗方便面

　　“‘太阳’整个故事抽掉时代背景完全可以，李铁梅就是现在的李宇春，当时叫李铁梅，现在叫李宇春，我拍的时候就该让她叫李宇春。”姜文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只提到了一次毛泽东——“回到毛泽东的话，百花齐放”。

　　在姜文看来，拍一部有想象力的电影不难，只是“麻烦”。

　　“一个电影这样就行了，我已经决定开始要忘记这件事了。”姜文说。

　　国产电影就像你刚才说的，写实。写实的东西保险，观众容易接受，但也会付出代价，就是大家是太容易接受了，紧接着就自信了，自信就踩你了。

　　有些电影是把观众看出自信来了，就像方便面电影。我的电影是让人看出自尊。有的时候，如痴的那些，一两个弯可能跟丢了，可能有点伤自尊。伤自尊的好像也没找出合适的词来聊这事，但我觉得状态很可爱，习惯了在影院里那么自信，为什么要让我伤自尊啊。我觉得偶尔伤自尊也没事，我也有伤自尊的时候，或者偷偷再看一场，也挺好，但他知道我这电影是尊重人的，不是不尊重人。

　　我不满足于那种爬行式的叙述，爬行式的结构和表达，我希望旋转起来，有舞蹈感，或者high，或者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人们的内心调动起来。我以前是煽动情绪，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情绪被煽动，《鬼子来了》除了煽动情绪还有点勾心的东西。这样的片子可以勾起心里乱七八糟，对于看惯了写实的，尽管他不满足于写实，但多少还满足了自信。就像很多人看电视就是为了骂电视，骂完了还挺舒服。

　　中国观众的选择性比较少，不像国外，三级片、打片，看去吧，好的片也有，费里尼的片子我是在电影院里看的，现在国外影院还放黑泽明的片，于是观众很自然地就分流了，中国是所有观众都扎在一个堆里面。

　　大不了我就不拍这样的片了，就拍点保险的方便面，大家都保险。但是都不来劲，或者会挣钱，买房买车啊，都可以，但那样我觉得这多少丧失了搞艺术的良知吧。我记得过士行说过那么一句，社会可以世俗一点，但做作品的人本身不能那么世俗吧。

　　有的人天生就是拍方便面，我没有一点贬低的意思，我觉得很好，将来我也会做几碗方便面。方便面应该在市场上占的份额较多，因为方便，也没什么不对。我想发明方便面的人还是有良知的，但方便面也有好有坏，为了谋取暴利，拼命弄得很方便的，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什么样的电影都OK。但别扎堆，别仅仅为了谋取私利而往里面扔一些最廉价的东西，克隆，你看他正吃着，我再给你送几碗，就是省事嘛。

　　人们随着生活水平发展，自我意识加强，或者对自己身体更热爱，我想人们还是愿意吃点手工的，好吃的东西吧。

　　有人敢于冒冒险是好的，回到毛泽东的话，百花齐放。我觉得拍电影不是什么难事，对我来说电影是一个大的玩具。麻烦，这是肯定的，但它不难。麻烦在于，你知道是能做成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掉链子就耽误了做成的时间，这跟难不是一回事。难是想想不明白，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劳身吧，腿脚累，不是脑子累。

　　不可否认我们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吃了大量方便面，这也不是他们的错，但是吃惯了方便面，突然给他们酒喝，确实有点猛。但请注意，我是热情的，是尊重观众才上酒的，不然我也给方便面让大家吃去。

　　有人说我怎么能用这么热的办法拍一个这么冷的片子，我觉得他说得挺高的；我也跟人说过，我如此悲观以至于乐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