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的新困惑 全球化时代非洲面临被边缘化

　　“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跑得过跑得最慢的瞪羚，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这是一句在非洲流传甚广的谚语。然而，就是在占世界总人口13.6%的非洲，经济总量仅为世界的1%，贸易额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全世界50个最不发达国家中，34个是非洲国家；38个重债国中，32个是非洲国家。

　　虽然，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表现为你死我活，但是当太阳升起时，非洲国家不开始奔跑，就会被世界发展的大潮远远抛在后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国家的人类发展差距扩大。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发展停滞不前，而其他地区的国家都在发展。在人类发展属于低水平的31个国家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占了28个。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一的挪威比排名最后的尼日尔人均富裕程度高40倍，人均预期寿命要高一倍。

　　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曾经说过：“大规模的贫困和令人憎恨的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世界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以及财富积累上去的激动人心的进步的时代——可怕的苦难，它们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一样是社会的毒瘤。”

　　邦国林立，为什么有的国家如此富裕，而有的国家却那样贫穷？

　　“老版”的原因：环境与习俗

　　哈佛大学历史学、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在他所著的《国富国穷》一书中对气候和环境对国家贫富的影响有着详细的分析，该书第一章的标题就叫做“大自然的不平等”。

　　法国著名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这样阐述：“如果把一个人放在闷热的地方，……他会感到精神萎靡……炎热地带的人民就像老人一样胆怯；寒冷地区的民族就像青年一样勇敢。”这段阐述后来被一些人认为带有某种种族主义的色彩。

　　那么，气候和环境对一个国家的贫富究竟是否有影响？《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几位在全球化和非洲问题上颇有研究的知名专家和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全球化问题专家唐任伍教授认为，“今天赤道线周围的国家大致都是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热带本身对人的性格影响是很大的。”

　　同时，唐任伍表示，炎热对财富创造的影响主要反映在生存成本方面。“热带地区人们的生存成本很低，比如说每天睡觉都不要被子，只要一条被单就行。一年四季都是阳光雨露，什么时候播种都行，也不怕被饿死。天气太热对人的体力消耗也非常大。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容易造成疲劳，产生惰性。这种惰性容易导致竞争性的缺乏，泯灭人的竞争精神。”

　　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秘书长李保平教授看来，非洲的气候环境也确实给非洲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消极作用。他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高温，非洲大陆的平均气温在20℃以上，而在炎热的季节有些地区甚至会达到四、五十度。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论是对人的体力活动，还是脑力劳动的效率而言，都会有很大的制约。无论是对技术水平和劳动效率的提高，还是在精神产品的增进方面，高温都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是干旱。“在我们的想像中，热带雨林地区往往是高温多雨、植物繁茂，但是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是热带草原和热带沙漠，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而且热带的降雨也非常有特点，属于暴雨，非常集中但很短暂。雨水还没有被作物吸收，就流失掉了，还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并不利于农业发展。”李保平说。

　　1920年，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辞世。同一年，他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认为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该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有着内在的关系，从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来思考一国经济发展状况。78年后，戴维兰德斯在他所著的《国富国穷》中，也持类似的观点。

　　那么，一个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否真与该国的文化相关？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李保平给记者讲了个小故事：在博茨瓦纳最豪华的总统宾馆的建设中，中方承包人员雇佣了很多非洲工人。但令包工头纳闷的是，每个月发工资之后，当地工人就都不见了。第二天不来，第三天也不来。原来他们是去喝啤酒、买东西去了。吃光、花光了，然后又回来继续干活。包工头很感慨，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听说过有“月光族”，当时就有些吃惊；到了非洲更吃惊，原来个个都是“月光族”。

　　李保平说，“勤劳节俭、重视教育、重视储蓄，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中国传统理念，拿来与非洲相比，简直就是了不起的美德。非洲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欢乐是非洲人的天性，他们无忧无虑，可以做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无忧"，喜欢载歌载舞。遇到快乐的事情就歌唱起舞，遇不愉快的事情也起舞，不愉快也就在歌声和舞蹈中化为愉悦。尽管生活清苦，但这种乐天性格使他们活得不累。然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它导致非洲人进取心不强。”

　　另外，在非洲的传统中，由于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环境里，原始的道德风尚、平均主义、重义轻利的理念对非洲人影响非常深。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存在着互助分享的传统，一个富足的家庭无论从钱财上还是住房上接济帮助众多穷亲戚的情况十分普遍。

　　同时，现代意识、商业意识和长远眼光的缺乏，也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李保平还指出，生育观是另外一个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洲人主要信仰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传统宗教。限制生育的呼吁会受到宗教和习俗的抵制。非洲人也相信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据李保平教授介绍，非洲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平均可以生10个孩子，存活率为65%。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活质量就会受到影响，相应地家庭积蓄、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都会很少。

　　 殖民之罪：精神上的失利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认为，不同国家的人，在创造财富的欲望和冲动面前没有差别，文化与性格也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潘维教授指出，同样是在非洲，博茨瓦纳却能够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除名；同样是在非洲，也有像毛里求斯、加蓬、南非这些发展起来的国家。在潘维教授看来，“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文化不是变量，而是定量。这里边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这是精神的问题——一个民族在精神上被打垮了还怎么发展？”

　　落后民族在精神上被打垮，正是源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扩张和统治。今天全球50个最不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曾沦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牺牲品。

　　历时400年的血腥奴隶贸易史，使非洲失去了一亿精壮劳动力，直到今天，非洲人口也才8亿。然而，殖民和奴隶贸易对非洲的破坏不仅在于当时的生产和发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李保平教授认为，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为当今非洲国家的种族冲突埋下了祸根：“制造非洲黑人各族之间的仇恨、挑起族群战争是西方奴隶贩子的惯用做法。他们通过提供武器或其他商品收买土著首领作为代理人，诱使他们发动族群战争，并将抓获的俘虏作为奴隶提供给西方贩奴者。”

　　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加重了非洲种族间的积怨，这使得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的民族整合非常艰难，有时甚至会引发新的冲突。

　　1994年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无疑是最极端的例子：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卢旺达的两大部族，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85%和14%。两个部族原本相安无事，但欧洲殖民者到来后，却支持图西族来统治人口众多的胡图族，而且强化不同民族的分野，从而造成了两个民族的宿怨，终于酿成了亘古未有的悲剧。

　　实际上，很多非洲国家的出现本身就是由殖民统治人为设定的。以尼日利亚为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尼日利亚，1960年独立的这个国家几乎完全是“拜英国殖民者所赐”。英国人把豪萨族、伊博族、约鲁巴族等200多个民族纳入这个新国家的疆域里。而在独立以前，英国殖民者正是奉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

　　在李保平看来，殖民主义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在尼日利亚，很多人并没有把尼日利亚视同为一个统一民族，也没有把自己的第一忠诚献给尼日利亚民族。一事当前，更多地想到我是一名豪萨人或者我是一名约鲁巴人，然后才会想到我是一名尼日利亚人。倘若一个国家没有完成民族的整合，没有形成一个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来建立自己国家的理念，整个国家的建设就会很受限制。”

　　新的困惑：更自由，也更贫困

　　二战结束，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热情高涨，殖民主义的阴霾终于逐渐散去。然而在新兴国家种族仇恨的创伤尚未痊愈之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民主第三波”来袭，使本已落后的国家面临更尴尬的局面。

　　1990年，大约有18个原来实行一党制的非洲国家已宣布实行或准备实行多党制。这里面有着来自西方的压力，也有“穷则思变”的希冀。可以肯定地是，“民主化”在非洲发生了——却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绝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族整合运动是很不充分的。在进行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极具非洲特色的现象：一个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个政党，而一个政党领导人得票率就与他所在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吻合。

　　以刚果(金)为例，在1990年蒙博托总统宣布实行多党制后，很快冒出了近300个政党。4年多时间里，蒙博托更换了9届政府、7位总理，还一度出现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1997年爆发了军事政变，直到今天该国的局势依然处于动荡当中。

　　由于多党民主制引入而导致的政局变化，使一些原本经济较快增长的非洲国家也陷入社会动乱。曾被誉为“非洲瑞士”的多哥，进入90年代后社会骚乱和暴力活动频发，全国经济一度陷于瘫痪。曾创造经济奇迹的科特迪瓦在推行民主化之后，反政府运动不断，1999年还发生了军事政变，导致外部势力介入，目前的和平局面十分脆弱。

　　2002年6月《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名为《非洲悄然迈上民主之路》的文章，对非洲的民主化这样评价：“虽然很多非洲人比以前更加自由，但同时也比以前更贫困。”

　　李保平教授认为，“非洲政治发展有两大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如果将选举界定为民主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采取民主的方式解决不了民族一体化的问题，因为民主是一个发散的力量。选举往往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面临亟需发展经济的严峻任务，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来实现国家的发展，来凝聚举国人民的意志，来同心同德地搞经济建设。盲目追求民主化并不能保证这一点。”

　　大国的“篮球”规则：扶强抑弱

　　对于今天的非洲国家来说，发展经济甚至要比当初追求独立更为艰难。它们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的竞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公平的竞赛。不只是起点的不同，还有国际规则的“扶强抑弱”性。

　　每年稻子生长的季节，对萨丽芙来说总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期。她是加纳的一位农民，同时还是5个孩子的母亲。白天要顶着43℃的高温，背着孩子在田间劳作；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把孩子们喂饱，晚上还得心痛地听着孩子饿了抽泣的声音。

　　然而，即使在水稻收割以后，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对萨丽芙这样的农民来说，面对的是美国大米的竞争。美国对农业实行了高额补贴，以2003年为例，美国给稻农的补贴为13亿美元。进入加纳的美国大米虽然比当地产的大米要贵，但是颗粒饱满，质量好。

　　而加纳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补贴稻农。对萨丽芙这样的农民来说，连一台联合收割机都没有，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靠手来完成。有时候，他们甚至把稻穗铺在马路上，用卡车把大米碾出来。这样弄出来的大米自然颗粒破碎，满是沙子。

　　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强迫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这种不公平的国际规则给不发达国家农民造成巨大的冲击。

　　然而，这只是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冰山一角。在李保平教授看来，“从国际经济秩序上讲，不平等交换是最突出的。贫穷国家要发展自己，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要有积累，要有外汇。外汇从哪儿来？由于它在国际分工上处于低次序、低端的位置，主要靠自己的农产品和矿产品。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压得非常低，而且很不稳定。”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把初级产品买过去后，经过加工后创造了附加值，又以极高的价格销售到这些国家。因此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

　　技术转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保平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工业得上去，也包括农业技术，如灌溉、培育良种等技术的提高。贫穷国家往往不具备自己开发技术的实力，但是技术转让、专利的费用却很高。因此非洲国家增进本国技术含量的努力就会很困难，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制约。

　　针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性，潘维教授给记者打了这样一个比方：“这就像篮球比赛一样。比赛规则是依据西方人的身高定的。篮球框就是那么高，人家跳起来就能把球装进去，而你就比较吃亏，跳起来还装不进去。所以我们玩不过人家。”

　　唐任伍教授则把这种规则的特点直接斥为“扶强抑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谁出了钱，谁就有权决定游戏的规则。美国提供的资金占到18%，它就拥有了将近1/5的否决权，而且该组织在采取每一个重要措施时，美国还几乎拥有完全的否决权。世界银行中也是股份越多，表决权越大，迄今为止行长全部由美国人担任。而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重大决策也必须首先征得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四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肯。

　　即使在具体规则的制定过程当中，穷国往往因为人力和财力捉襟见肘而影响甚微。例如在WTO多哈部长级会议上，欧盟代表团的人数多达508人，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代表团人数分别为159人、62人和51人。而像马尔代夫这样的小国，只能有一两位代表，而海地则压根没有代表参加。潘维教授认为这主要是受限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这是一个大国的时代，小国不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左右舞台的也不是中等国家，而是超级大国。”

　　全球化时代：边缘化恐惧

　　“在一个东非市场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其中3尊神态各异的乌木人像格外引人注目。3尊雕像都是非洲人，都用两手遮住了五官中的一种：一位用手捂住嘴；另一位蒙住眼；第三位盖住耳。卖木雕的人解释，这代表了非洲人对全球化的态度：不说、不看、不听。这种解释虽然得不到任何印证，却表明非洲大众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的负面看法。”

　　——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非洲问题专家李安山在《全球化视野中的非洲》一文中所描述的一个细节。

　　在全球化席卷全球的同时，非洲面临着被边缘化的残酷现实。

　　社会科学出版社今年推出的《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5-2006)》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在冷战期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不断超过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948年的8%上升到1997年的26%，而非洲不但没有出现相同的情况，反而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渐衰微，从1948年的7.3%下降到1983年的4.5%，再降到1993年的2.5%、2003年的2.3%。

　　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从上世纪70年代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16%降到90年代中期的5%。1985~1990年，非洲平均只占外国直接投资(FDI)净流入的2%，1996年降到1.4%，2002~2004年非洲吸引的FDI占全球的份额分别为1.81%、2.85%、2.79%。

　　目前，非洲总产值、贸易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均占世界的2%，这些主要经济指标生动地反映出了非洲国家在全球化中逐渐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就是这样一块热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却成了“一块被世界遗忘的大陆”。李保平教授分析认为，非洲的贫困，加上它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无能为力，造就了非洲被边缘化的局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洲应该说并没有被遗忘，非洲的地区冲突后面总是有美国和苏联的影子。而冷战结束后，非洲相应地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方面，随着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出现，非洲作为世界市场一环的作用在下降，比如说用尼龙或其他材料可以替代剑麻做船上的缆绳，在其他地方种植可可、咖啡的产量并不比非洲差。“而且，作为一个投资开发的地方，有些非洲国家政局不稳，投资环境不是很有利，很多人也不愿去非洲投资。”李保平说。

　　正如全球化社会影响问题世界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所说，“在这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上，尽管全球化进程带来种种好处，但也在产生着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受益最少、损失最多的大陆。”（陈向阳丁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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