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采棉花的日子(组图)

马金平（右）在给棉花过秤

张慧军（右）

采棉工们正在棉田里劳作

刚摘的棉花

采棉工们到达新疆博乐

“马文官”（着条衫者）和同伴们在吃午饭

记者（戴白帽者）和张保军（左一）等采棉工合影

　　新疆，一个充满神奇和魅力的地方。充足的光照和充沛的热量使这里成为中国最大的优质棉生产基地，年产量占全国的1/3。由于棉花是机械化种植，成熟时依旧靠手工采摘，因此收获季节是劳动力最缺乏的时候。近几年，新疆每年需要采棉工100多万人。

　　于是，季节性采棉工成为又一股人口移动潮流。每年的8月底，他们像候鸟一样，别离乡土、满怀希冀地来到天山两麓，在这里度过将近两个月的时光；立冬之前，他们又带着满身疲惫和收获的喜悦返回故里。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善良和坚强改变着生活的同时，也用双手把来自中国的温暖传递到世界各地。

　　为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记录他们的真实生活，在编辑部的指派下，记者奔赴甘肃，和采棉工一起乘火车穿越戈壁，走进棉田，与他们一起感受远离亲人、艰辛劳作的酸甜苦辣。

　　1　陇西车站初相识

　　9月5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平淡无奇的一天。这一天，太阳依旧温暖地照耀着大地，生活节奏有条不紊。但对于甘肃省定西市漳县的3300多名采棉工来说，这一天却格外不同——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将在陇西火车站踏上5000里路的漫漫征程，到新疆度过一段难忘的苦乐岁月。

　　漳县不足20万人口中已有两万余名农民在这个秋天奔赴新疆，去实现改变贫穷的梦想。漳县所在的定西市，以“苦甲天下”著称，今年又遭大旱。走出故土谋求生计，成为当地百姓的一种选择。而整个甘肃省今年将有50多万采棉工入疆，几乎占据新疆112万用工人数的一半。

　　当天下午两时许，我背着沉重的行囊来到陇西火车站的广场上。之前我从甘肃省劳务办主任王百平那里得知，今天下午有发往新疆的采棉专列。我便迅速乘车从兰州赶了过来。为了走进采棉工的异乡生活，我身兼两种身份：记录者和采棉工。但在陇西火车站，我的普通话却明显标识出自己外乡人的身份，要融进他们中间，看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等候上车的采棉工中间，20岁到50岁模样的女性占了七成以上，20多岁的青年男子夹杂在队伍中间倒显得有些另类。于是一青年男子和一学生模样的男孩成为我率先接近的对象。搭讪了几句，我拿出两支烟递给他们。让我惊讶的是，那男孩尽管年龄不大，但抽烟的姿势已经非常老练。我说我是第一次去新疆采棉花，希望他们能多传递些经验。青年男子爽快地答应下来。

　　经过询问得知，年纪大的叫张保军，小的叫张慧军，是远房亲戚，漳县盐井乡汪家庄村人。张慧军身体略显瘦弱，个头不到1.65米，还是学生打扮，穿着马甲，一手戴着护腕，一手戴着手链，脸上透出茫然却又有些喜悦的神情。问他问题时，总是怯生生地望着我。他今年16岁，家里还有两个哥哥，都在外面打工，父亲因为受到惊吓而带病在身。张保军显得成熟一些，言行举止果断利落。

　　他们都读过书，用普通话和我交流并不困难。我努力寻找彼此间共同的话题：家里有多少亩地，一年能产多少斤粮食，采棉花能挣多少钱，等等。我如实告知自己老家沂蒙山区的情况，但他俩似乎并不感兴趣。没说几句话，他们俩就又沉默不语，转身去听别人聊天。

　　广场上人声鼎沸。大家纷纷议论着田地收成及棉花行情。“俺听说今年是八毛一斤，管吃管住，临走送一床棉套，还报销单程路费。”其中一个约40岁的妇女说。“不是还有坐飞机回来的么？”旁边一个30多岁的妇女问道。“我听说人家还发奖状，”第三个接过话茬……

　　听到这些，张保军脸上透着满足的神情，微笑的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线。这时，一女子过来扭了他胳膊一下，让他不要动不动就一脸傻笑的样子。我说他应该是有喜事，那女子含蓄地笑了。原来张保军此次是和妻子一起去新疆采棉花。他俩去年1月结婚，花了2万多元钱，如今尚欠1.2万元。

　　下午两点半，随着“开始进站”号令的发布，广场上的采棉工开始按队列有条不紊地进站上车。刚开始还秩序井然，一进车厢大家就拥挤起来。张慧军显得有些慌张，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张保军一边回头告诫他“不用慌”，一边嚷着“让一下”，带着张慧军拨开人群走向各自的座位。

　　我尾随他俩登上19号车厢，一股土腥和汗臭的味道扑面而来。看着大家都坦然面对，我竭力不去捂鼻子。

　　3300余名采棉工分布在19节硬座车厢中。尽管每节车厢都超员，但大家似乎并没有怨言。对于他们来说，只要价格便宜、省心，似乎就可以接受。这趟专列从陇西出发，最终到达新疆博乐，全程票价135元。

　　除了采棉工外，车上还有以漳县副县长何永成为首的带队人员9人，其中包括两名警察和一名医生。他们将一路护送本县的百姓抵达目的地。

　　下午3时10分，列车在一声长鸣中缓缓启动，载着3300余名采棉工踏上了改变命运的漫漫征途。

　　2　五千里路云和月

　　火车出陇西站后，一路向西进发。陇西到博乐的路程长达2500公里，用时43个小时。兰新线沿途多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白日炎热，夜晚寒冷。这对于在拥挤的车厢中的采棉工来说，无疑是严酷的考验。但采棉工脸上透露出的自信和从容，让我有种莫名的感动。对他们来说，乘车的艰辛，远比在田地里劳作轻松。

　　坐在同一个车厢中的人多是同乡，有很多共同语言，而孩子似乎是每个父母都关注的话题。怎么教育孩子、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何、早点儿给已毕业的孩子说对象等话题，总能引发很多人的兴趣。

　　我说自己读过大学，这次是跟着大家前去体验采棉生活。这很快拉近了我与采棉工们的距离。

　　一位年轻女子显得颇为淳朴和坦诚。她出生于1978年，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的7岁，在上学前班，大的10岁，读小学三年级，学习排全班第三名，这让她很自豪，也是今年去新疆拾棉花的原因。“孩子要想不种地，也就剩好好上学这条路了。”我问她读过书没有，她说一个豆大的字也不认识，当时家里穷，上不起学，现在怎么也得好好让孩子念书。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周围的人都露出佩服的神情。

　　她的丈夫在兰州打工，如今自己也离家外出，孩子跟着爷爷奶奶。我问她，让两个孩子跟着老人能放心吗？她说不这样也没什么办法啊，得趁着年轻多挣点儿钱，以后好供孩子上学。

　　这是位虽没有文化却坚强的母亲。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马文官”（由于她不识字，所以无法确认她的名字）。“她是大官，专门管我们的。”旁边一位像是她同村的人打趣道。对此，她报以羞涩地一笑。

　　火车出兰州后，大地逐渐变得荒凉，暮色慢慢降临。列车员艰难地从人群中将卖盒饭的小车推过来时，人们意识到晚饭时间到了。小车推过去不久又推回来，无人问津。

　　张慧军拿出半盒饼干，隔一会儿吃一块，边吃边用右手的拇指弹着中指的指甲。这盒饼干是妈妈特意给他买的。对于第一次拾花能挣多少钱这个问题，他说当然越多越好，爸爸看病、哥哥盖房子、结婚都需要钱。

　　我们漫天扯着话题，时间慢慢过去。凌晨两点多，很多采棉工挨在一起进入梦乡。张保军钻到了座位底下，打起了鼾。

　　棉农专列每节车厢的水箱最多加1吨水，这要满足170多人泡面、饮用和洗漱等需要，难怪水箱旁边总是挤满了等待接水的人。

　　第二天上午10时，火车开出柳原站。从甘肃柳原到新疆哈密，这段路途千里无人烟。途中没有站台，火车没法补水。茫茫的戈壁，让人真正感受到水对于生命的意义。

　　时间渐渐接近中午，车厢里越来越热。一个上午“马文官”3次去水箱打开水都没有打到。因为无法洗漱，零乱的头发加上干裂的嘴唇让她显得有些憔悴。她一会儿咂一口仅有的半瓶矿泉水。

　　与昨天傍晚相比，大家都是一脸倦容。我也渐渐感到身体的疲惫和内心的烦躁。早点到达目的地，成为我最大的愿望。

　　下午近两时，列车到达哈密。从这站开始，沿途的鄯善、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站陆续有人下车，车厢内逐渐宽松起来。

　　9月7日上午8时45分，火车到达新疆精河火车站。这里距离阿拉山口不到100公里。我跟随张保军、张慧军、“马文官”等几个采棉工在清晨的霞光中走下火车，随后登上农五师八十三团的接站客车。

　　3　争分夺秒采棉忙

　　迎接我们的土地承包户在农五师八十三团一连。这里处处充满了紧张的收获氛围，连部的“三秋”（秋收、秋翻、秋灌）动员大会刚刚开过。承包户已将地头的泥坯房收拾好，准备了被褥迎接采棉工的到来。今年到他家的采棉工一共7人。

　　承包户主叫王欢乐，今年35岁。他承包的200亩地今年全种了棉花。由于地离家较远，他和妻子要在地头的泥坯房里住上两个月，每天围着棉花忙活。我跟随的采棉工们也要在地头的房子里住上将近两个月。

　　受寒流的影响，今年棉花的成熟期比往年推迟了将近半个月，而往年这个时候已是大面积采摘了。王欢乐家的棉花成熟得还算早，一部分可以采摘。

　　经过一天的休整后，9月8日早晨，大家开始下地拾棉花。我们每人分了一顶白帽子、一个拾花兜和一个大白布口袋，每人两垄棉花，从地西头赶着向地东头采摘。

　　小时候，我在家里曾采摘过棉花，印象中那个时候的棉株高1米多，我正好可以站着采摘。新疆的棉花植株似乎特别矮，也就60厘米左右。弯着腰、低着头一步一步向前挪，很快就感到腰酸背痛。我不得不经常直起腰来休息，呆呆地朝远处望一会儿，连在一起的一块块棉田望不到边。

　　我左边挨着张慧军，右边挨着“马文官”。“马文官”在棉田里蹲着，仿佛抢收一般，心思全集中在棉花上，双手齐下，一手摘一朵。而张慧军也显得奋不顾身似的，尽管双手采棉不怎么熟练，但速度也很快，惟恐比别人少采了。

　　而我是一只手托住棉桃，一只手采摘。我尝试了一下两只手同时采棉，但怎么也协调不好，手也很容易被绽开的棉壳尖扎伤。

　　刚开始，大家齐头并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拉开了距离。马金平赶在最前面。大白布口袋放在地中间，过不了多久，他就将一编织袋的棉花倒腾到白布口袋里面。

　　这个21岁的小伙子留着长发，脖子挂着时尚的链坠。他长年在外打工，每年2月出来，在鄯善、吐鲁番等地种瓜4个月，而后回家收麦子，8月底再来新疆拾棉花。今年是他拾花的第三个年头。土地承包户王欢乐是他的老主顾，张保军、张慧军和“马文官”等人就是他带来的。他们所在的村子有300多户人家，土地贫瘠，大部分还是山地，每年收入不了几个钱。外出打工成为村中很多家庭的重要致富途径，今年几乎每家都有人来新疆拾棉花。

　　新疆的阳光与内地不同，升到一竿子高后就变得特别晃眼。棉花叶子反射着太阳光，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中午时分光线最强，照得衣服直发烫，汗水顺着前胸、后背往下流。

　　我索性将外套脱下来包住脸，把袖子系在脖子上，但两条胳膊彻底暴露在了阳光下。蚊虫不时赶来袭击，胳膊上很快起了几个红疙瘩。

　　我远远地问大家：“有蚊子咬你们吗？怎么这么多蚊子在咬我！”

　　“你的肉香！”一位大嫂回头开玩笑说道，这引起大家一阵哄笑。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们每人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手和一张脸。

　　中午1时多，王欢乐的媳妇在地头大声喊：“吃饭啦！”但是没有人回应，依旧忙着拾棉花。我也跟着吆喝：“快吃饭了，吃饱了才能多挣钱。”不一会儿，七八位采棉工纷纷跑向地头。

　　午饭是面条加馒头，面条里面放了土豆和几块肉。在整个采摘季节，面条、馒头、洋芋和西红柿将成为采棉工们的主要食物。每人盛满面条后，或蹲或站地大口大口吞吃起来。王欢乐的拖拉机停在地头，“马文官”盛完面条后就蹲在车厢下躲避强烈的阳光。

　　我说我的腰疼，马金平说累过10天就好了，“马文官”直说我不是干这个活的人，拾得太慢了，连16岁的张慧军都不如。

　　不到10分钟的时间，大家又回到棉田里，装棉花的口袋逐渐鼓了起来，而我的白布口袋依旧瘪瘪地躺在地里。

　　因为与内地相差两个小时，这里晚上9时过后夜幕才会降临。晚上8时半，到了过秤的时间。人们纷纷将装满棉花的大口袋封口，然后抬到路边。对于他们来说，今天的收获还算满意。“马文官”拾了95公斤，马金平拾了96公斤，其他人多在六七十公斤左右。张慧军因为第一次出门干这种累活，显然还不习惯，但也拾了47公斤棉花。我采的棉花实在太少，干脆悉数送给了张慧军。

　　回到住处，马金平默默地将当天的收获记在一张纸上。今年采棉工的保底价是8角钱一公斤，在此基础上随行就市。照此计算，他今天挣了将近80元钱，可以买100公斤麦子或一身衣服。

　　后来，我们每天早上6时多起床，吃过早饭后匆忙下地。这里7点时东方刚开始泛红，启明星显得格外亮。

　　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张慧军也渐渐能够一天拾70多公斤，而我全身却像散了架一般，嘴里生了白色的口疮。一旦弯下腰去，就很难直起身来。我问大伙腰疼不疼，他们说腰已经不疼了，就盼望着每天多拾一点儿棉花。

　　4　人在天涯思故里

　　每结束一天的忙碌，大家便习惯性地蹲在地上。“马文官”尽管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依旧有爱美之心，每天晚上洗手时都要打3遍肥皂。我要给她的手拍张照片，她说：“你看，手都被扎烂了；能挣多少钱全靠这双手了。”

　　按目前的价格，这个采棉季节“马文官”的这双手能挣得3000多元钱，而在2006年年底，她所在的乡人均纯收入才1800多元。

　　因为在家里没干过重活的原因，张慧军还不习惯这种紧张忙碌的劳动节奏，经常茫然地望着远方。我问他想不想家，他说挺想的。我问他想不想回去继续上学，他一直沉默不语。

　　张慧军在村小学读到二年级，后来翻过一座大山到邻县的一所小学读到五年级。在邻县读书期间，一直住在舅爷家。由于一直留级，张慧军读到16岁就不再上学了。

　　吃完晚饭已是夜里10时多，凌晨以后，人们才带着牵挂入睡。地里的秋收秋种、孩子在家里是否听话、老人的健康情况等等，这些都系着他们的心。

　　这天晚上，漳县劳务办工作人员杜效甫来探望采棉工。由于今年到农五师八十三团的采棉工是漳县政府组织输出的，关注他们的利益和生活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杜效甫是“马文官”的远房亲戚，今年刚从乡里到县上工作，两年前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因为大家彼此都熟悉，说话并无顾忌。他们纷纷借他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好着来吗？”几乎每个给家里打电话的人都要先问这句话，“我好着呢！”成为频率最高的回答。

　　张慧军拨了几次电话都没打通，这让他颇为失落。我安慰他不要着急，家里人可能都出去忙了。他只是用力搓着手，抽着鼻涕，看着脚不说话。

　　“马文官”打电话时的情绪转变让大家措手不及。她是个态度坦然的妈妈，每个人和她开玩笑，她都不生气。

　　“爹，好着来吗？”她声音爽朗。

　　“我好着呢，就是苦一些，不过跟家里干活也差不多。”她一边用手捶着腰一边微笑着说。

　　“家里胡麻碾完了啊？那你在家里照顾好两个小孩就行了。我和二娃说会儿话。”

　　“马文官”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扭转头去。我看到她潸然泪下，大家也都沉默了下来。一位大嫂默默地拍她的肩膀。“马文官”沉默了好久后，说：“在家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等我回家给你带好吃的。”

　　我在一旁问那位大嫂：“马文官”为什么突然流泪？她说家里孩子想妈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两个月不见娃，谁都想得心疼。”

　　杜效甫要走时，“马文官”从深层衣服的衣兜里掏出80元钱让他带回家里。那是卷在一起的80元钱，由一张50元、一张20元和一张10元的钞票组成，尽管已被捂得有了霉味，对于一个山区的农民家庭来说却显得无比重要。“马文官”一再嘱托杜效甫，50元钱留给老人生活用，30元钱留给孩子上学。

　　后来我了解到，“马文官”这次出来带了250元钱，还是从几家邻居那里借来的。其他人也只带了三四百元钱，以便买火车票和吃的，而在未挣到采棉花的钱之前，他们几乎都不怎么舍得花钱。

　　5　深情依依道别离

　　一周的体验转眼过去。与这群采棉工一起同甘共苦，我们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离开的前一天，我提出拍张合影，大家爽快地答应了，还嘱咐我一定要寄给他们，以便让家里人看看自己在新疆的生活。

　　为了赶车，我选择在早晨离开。此时采棉工们全都走出门外，和我道别。我几步一回头地挥手示意他们回去，但他们依旧静静地站在路口看着我。在橘色朝阳的映照下，他们显得平静又坚毅。

　　想想自己可以马上回到城里，而他们为了生计还要艰辛劳作一个多月，我的鼻子有些发酸。我默默地祝福他们在这个秋天能够满载而归。这些善良的人们采摘棉花的双手尽管粗糙，却在为这个世界创造着温暖的生活。

　　在返程的路上，我经过沙湾县汽车站。很多外地采棉工正围在一起和当地的农民讨价还价。我凑过去询问拾花多少钱一斤。一农民直接要我跟他走，说包吃包住9角钱一斤。我知道他已经把我当成了采棉工。“能不能再涨点儿？”我问道。他并未显出不耐烦的样子，说：“等涨到一块钱一斤了，我就给你按每斤一块钱算。”

　　得知了今年拾棉花的上涨行情，我暗自为那些采棉工将会有不错的收成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