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历史应被完整保留 记录特殊时代(图)

访谈现场

    国外摄影大师带来深刻影响 自拍纪念时代的印记

    主持人：还是您说的几十年的经验的积累，这个经验包括职业的经验，也有生活阅历的经验累计起来的。这个东西可能是慢慢形成的，最早的时候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是对摄影艺术的理解还是其他的东西，最早拍出比较好的照片。

　　李振盛：我从初中的时候爱好摄影，当时我读中学的时代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很难想象中学生能爱好摄影。

因为学校里的物理老师组织学生兴趣小组，成立了一个摄影小组，我参加了，因为我爱好绘画，我的画画还不错，物理老师说，你有绘画基础学习摄影会学得更快，你把握构图会比别人更好。这样，就把我拉到摄影小组，我确实是借助绘画使我的摄影构图受益不浅。我的早期照片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次在平遥和弗兰克大师办联合展览的时候，我的策展人普雷基确立的“1956年及其以后”的理念，1955至1956年弗兰克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现在被誉为现代摄影“圣经”的《美国人》的拍摄。普雷基在纽约问我女儿说，你爸爸有没有1956年的照片？我说有，这就符合了他的“1956”的理念。还有三位年纪不同的美国摄影师，一位年轻摄影师是1956年出生，叫爱德华•基廷，他拍了66号公路和这次在平遥展览的《纽约人》。还有一位是在1956年以拍摄歌坛巨星“猫王”艾尔维斯照片而著称的艾尔弗雷德•沃斯米尔，还有一位年轻摄影师艾利克•哈斯是拍摄弗兰克的《美国人》中所没有拍到的印地安人。普雷基把这几个本来并不相关的摄影师用“1956”串联起来了，构成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策展理念。

　　主持人：同一年，在世界摄影界发生的重要的事情。

　　李振盛：普雷基在他写的影展前言中说了，当弗兰克在1956年完成了《美国人》这个项目时，一个16岁的中国年轻人李振盛在这一年拍摄了他第一组照片。另外一个年轻人在这一年出生了……

　　主持人：非常有趣，在同一个时间。

　　李振盛：这是相互有关联的一个年份。策展人这个职业并不是像我们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只是把别人的照片拿来翻翻看看就算是策展了，策展人是要深刻地理解被策展的摄影师的作品，深刻地了解摄影师的人生经历，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一个展览组织起来，而且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普雷基在布置我的影展作品的时候，把83幅照片挂在两面长长的展墙上，第一面展墙上的照片是高低错落的波浪形式，这是在说李振盛的前半生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生活中有很多坎坷，有很多波澜。到了后半生，在第二面展墙上的照片摆挂得很有秩序，很平稳，这是在说李振盛到老年的时候，生活相对是稳定的。这确实是体现了一种思想，也符合我的人生历程。

　　主持人：要把这个思想理解，用形式把它体现出来。

　　李振盛：对。

　　主持人：刚才提到像您前半生是在波动中的，摄影圈的朋友知道，李先生有一个非常有意识的习惯，总会在拍自拍照，在这本《红色新闻兵》画册里，用一些黄色纸张印刷讲述李先生的生命故事，在每一段故事里，都会有李先生的几张自拍照，其中有一幅非常特别，就是年轻的李先生把衬衣拉开，露出自己的胸膛，这张照片不光是在当时，就是放在现在也是比较前卫的。

　　李振盛：这次在平遥展览的时候，有些人说你在40年前就有现代青年的意识，在拍摄挺前卫的照片。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并无超前的意识。我做记者的时候，每人有两台由报社配备的照相机，一台是120胶片的“大机器”，还有一台是135胶片的“小机器”。最初的时候，我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次采访结束了，要回到报社冲胶卷了，我通常要看看相机把胶卷拍光。有一次在回报社的路上，遇到了一次突发的车祸，看着车祸现场，想把它记录下来，结果拿“大机器”没有胶卷了，拿135的“小机器”也没有胶卷了，这就像士兵到了最后时刻没有子弹一样。当时觉得很遗憾，用现代年轻人的话讲就是很郁闷，看着车祸的场景不能记录下来，能不着急嘛。

　　李振盛：从那次事件以后就多了一个心眼，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不管多么紧张的采访，最后在两台相机中总要确保一台相机里剩下一两张底片，准备回去万一再遇到突发事件就会派上用场。但是95%乃至98%、99%的时候是不会遇上突发事件的，回到报社，我的同事们都是一看剩下一两张或者两三张不值得剪下来再用，就直接冲卷了，把剩下来底片冲成透明的“白板”。我的习惯是在冲胶卷之前，先把这一两张底片自拍了，相机上都有自拍机，放在窗台或办公桌上，自已摆个姿势，或者是故作打电话状，或者假装在看书，摆姿势自拍了以后再卸下来地冲胶卷。这样天长日久就有了积累了很多自拍底片。《红色新闻兵》画册就编辑进去很多自拍照和家庭照，这次在平遥我的《摄影50年》展览中也有一些自拍照和家庭照，我把普雷基原先选定自拍照片删除了三分之二，现在仍觉得有点多，因为这是在中国展览，不是在国际上展出，总要适应中国的国情才好，展出太多的自拍像和家庭照会让人说突出个人。而国际摄影界普遍认为自拍像和家庭照也是历史，这次在平遥弗兰克大师就对我说：“我很喜欢你拍的照片，很喜欢你拍的大场面接片，尤其喜欢你极富有个性的自拍像……”

　　李振盛：你或许会想这个老爷子，你来办自己的展览，用那么多自己的自拍照，好像有点太突出个人了吧。后来，普雷基说自拍像也是历史。在说这张自拍照片之前，我先告诉你，国际媒体给我扣了两顶大帽子，其一说“李振盛是自拍之王”，这是意大利的摄影专业媒体说的。其二说“李振盛是接片之王”，因为我40年前搞摄影的时候没有广角镜头，只好用120或者135相机的标准镜头来接片，一张接一张地联接起来，拍大场面的时候，拍一张觉得不能表达气势，就用两张三张以至五六张底片联接起来，国际间的观众看了我的环球影展之后说我是接片之王。这都是国际媒体在瞎评论，哪来的那么多“之王”啊。

　　李振盛：你说的这张自拍照片，你问为什么要敞开胸膛？因为我每天都在采访，剩下的底片都要拍纪念照，反复拍过各种自拍照，有时拍得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新意，总是看书，总是挂电话，或者总是在整理相机等等，那些实在没有意思了，就产生一个要“创新”的想法，因为我在长春电影学院学是学电影摄影专业，本来应该毕业后从事电影事业，当年我们有一个豪迈的口号，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担任班长，我们在教室后面墙上贴着大标语“把青春献给党的电影事业”，这是多么豪迈的口号啊！但是我们学院是在大跃进形势下创办的，后来大跃进产生的恶果造成经济大箫条了，又要下马了，我们心有不甘，大家都不愿意离开电影战线去搞新闻摄影，我们有点瞧不起照相这一行当，都不愿意去当新闻摄影记者，而愿意做电影摄影师，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李振盛：我拍这张自拍像是有感于学电影而没有搞上电影，心里一直很不痛快，用现在年轻的话就叫很郁闷，怎么排解自己的郁闷呢？我就想自拍一张照片，按照电影里经常说的集多种职务于一身，自编，自己编剧；自导，自己导演；自演，自己扮演；自摄，自拍自己。这张照片就是集编、导、演、摄四种职务于一身自拍的一张照片，就像是愤青在发泄一种不满情绪。我把120相机放在窗台上，自己设计了一个形象，那个时候正好看了一部电影，电影中的英雄人物都是敞开胸膛，怒目面对敌人的刺刀，或面对敌人的枪口。而且我故作怒目而视状，正好是看着相机的镜头。有的年轻人问我，李老师我拍照片的时候，尤其是给女朋友拍照片的时候，特别希望我给她拍的照片，什么时候我看照片中的她，她什么时候都在看我，怎么才能做到呢？我说，这个很简单，拍照的时候让她看你的镜头就行了，有的人拍照时总是一手拿着相机，举起另一只手让被摄者当视线目标，这样拍出来的照片眼神就从相机上边飘过去了，照片中的她就不会是什么时候看她，她什么时候看你了。

　　李振盛：看镜头拍摄就会达到这种效果，比如我给你拍张照片，让你看着镜头，我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将来印放出来了，谁看这张照片，照片中的你就在看谁，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有的年轻人第一次给女朋友拍照片，洗出来的照片中的人总是不看他，就是因为你拍照时没让她看镜头。我40年前拍这张以自己的胸膛面对敌人的枪口的照片时，纯粹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之作。这张照片用在《红色新闻兵》画册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我与普雷基在纽约合作编这本书的时候，普雷基用三年多时间里看过我的三万多张底片，有一次他突然发现了这张底片，从底片袋里面拿出来，马上就兴奋起来，因为我们都坐在灯光台上看底片，我一看就说这张不能用，因为我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张底片，40年前，我自拍后冲出底片就放在底片袋里，从来没有再动过。当时我女儿在场为我做翻译，女儿一看就说，爸，决不能用这张照片。我说，爸已经表态了，不能用。后来，普雷基就反复劝我同意他使用，他说这张照片非常棒。

　　李振盛：我女儿一看普雷基坚持要用，就给她妈妈挂电话，她说我爸爸太不像话，还有那么一张照片，普雷基非要用，她不同意用。我说不是你不同意，是爸不同意用，我觉得这张照片太疯狂了。她妈妈也听不懂到底是什么照片，女儿说那张照片太不像话，还露点呢。普雷基为了这张照片足足劝说我三个月，他反复说这张照片非常棒，一定要用在书里和影展中。他还说，你这张自拍像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摄影师公认的经典照片。摄影师为自己拍照片的人很多，但一个摄影师能够给自己拍出来极有个性的照片，不是很多的。他执着地说服了三个月，最后我只好说，你实在想用那就用吧， 2003年6月由法国文化部主办我的环球影展在巴黎首展时，这张照片展出了，很多观众都站在照片前面也敞开衣襟，有的人真的把扣子解开，敞开胸膛与这张照片合影，还有人拉着我一块站在照片前边照相。

　　李振盛：这张自拍像也引起很多国际媒体的评论，等于是回答了你提出的问题，他们说，李振盛为什么能够拍下那么多的文革照片，为什么能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些照片。从这张自拍像中看得出来，他具有叛逆精神，有独立的个性，有不屈的人格，还有什么什么的，说了一大堆，是用排比句连续说了多项照片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他们认为从这张照片已经得到答案了，国际媒体对这张照片的这些评论，就是对你所提的这个问题的回答。

　　主持人：实际上用作品解释了这个问题。

　　李振盛：在我大量的自拍照当中，这张照片算是最抢眼的。我女儿说，为什么抢眼，就是因为老爸当年太疯狂了，还露点呢。

　　主持人：不知道您看没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照片，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拍照片，这种自拍照已经非常多。

　　李振盛：现在自拍照已经不稀奇了，在我年轻时的那个年代，我虽然不是“老夫”却在“聊发少年狂”，拍了露点的自拍像。

　　主持人：你怎么看现在年轻人的行为？

　　李振盛：张扬个性是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追求的，人人都希望张扬个性，都希望体现独立人格，都希望展现自我。而这一切在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受了很大压抑的，受到莫名的制约。我是属于在那个时代当中比较另类的人，有时是顽强地在突破体制对我的束缚，所以我常常不讨领导喜欢，总也入不了党，领导动不动就批评我，说我好高骛远，异想天开。为此，我就想用我的一生来证明“异想天开”不是个坏东西，而是个好东西。十年前，我异想天开去采访香港回归，我写了一篇文章，收在刚刚出版的这本《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李振盛见证香港回归》画册里，文章命题为“异想天开见证香港回归”，因为当年采访香港回归的事跟我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十年前我已是一名退休教师，早已不在媒体做事了，采访香港回归根本轮不到我头上。但是我在美国的时候，纽约新创刊的华文媒体《天下华人》杂志邀请我做总编辑，创刊号出版后我于1997年4月回北京休假，看到中央电视台有一条新闻简讯，说全球各国新闻媒体采访香港回归的报名日期还有最后七天，看到这条新闻简讯之后我为之一动，想到央视新闻中提到的全球新闻媒体，就想我任总编辑的《天下华人》，自知这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华文刊物，但也算是一家美国华文媒体嘛，何不以此名义申请采访呢？

　　李振盛：我看完了央视的新闻联播之后，就伏案写了一份申请书，第二天就寄给香港政府新闻处。一家人都拿我开涮了，说我异想天开，说我突发奇想，说我白日做梦。我女儿在香港《文汇报》工作，当时是香港文汇报政治新闻首席记者，她在电话说，老爸呀，您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做采访香港回归梦，全球仅批准八千名记者来港采访，怎么会轮到您的头上呢？中国大陆几千家报纸批准来港采访也只有十几家。但是，我这个人一向信奉人生不能没有梦，快乐尽在追梦中；不敢异想者，永远看不到天开。后来经过百折不回的努力，终于把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可能，把一个白日梦变成现实了。

　　主持人：我还以为是因为您的名气所以把您请去。

　　李振盛：十年前我还没有现在的名气。这本《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李振盛见证香港回归》的书里有我的三则人生信条，请你看一看。

　　主持人：给大家念念，人生最怕没有梦，快乐尽在追梦中。世界许多事直线不达，曲线则通。不敢异想者，永远看不到天开。这是李先生的三则人生信条，这确实很有意思。我在看您的人生简历的时候，您自己也讲过，您一生一直在突破，有很多束缚，包括您在找工作的时候，当时那个年代大学毕业都是统一分配，让你去哪就去哪，你经过许多波折，自己找的工作。

　　李振盛：1963年我大学毕业时，就是采用今天的大学生们毛遂自荐的方式，找上门去自谋职业。前一段时候我在中国网做访谈时，编辑在文字实录中为我添加8条文内小标题，其中一条是“第一例自谋职业的大学生”，没想到44年前我的不安分竟然也创下一个“第一”。在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都是靠统一分配工作的，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把你拧哪儿，就在哪儿闪光，能闪光就闪光，不能闪光也要锈死在那里。我就像国际媒体评论所说的有叛逆精神，或者有不屈的个性，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现在国内摄影界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李振盛好的有，说李振盛不好的也有。我认为一个人能被人称赞，又能被人贬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毛泽东曾说过，有两种人不会犯错误，一种是没出生的人，再就是已经死了的人。凡是活着的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算是一个有很多毛病的人，也是最不安分的人，但是，我是一个敢说真话、绝不说假话的人。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