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
“九一八”后的张氏家族
与大伯最初的见面，虽已隔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但那一次特殊会面，却给张闾蘅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
“1954年。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夫送我一张纸条，说母亲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到了诊所，看见一家人都在楼上的病房里。神情有些紧张。母亲告诉我，因为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从山里到台北，我才知道原来一家人都在这里等着看大伯、大妈。
”
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她回忆中的大伯、大妈，便是那时仍处于幽禁状态的张学良、赵一荻。“一会儿，听到走廊那头有动静，家人都紧紧地贴在门缝上往外看，我也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妈的模样，但只看见了大伯的背影。那一天父亲不在，是母亲带着两个奶奶(注：指寿夫人和马夫人)一起去的，她们都非常难过，大伯肯定不知道我们偷偷看他。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
从很小时候起，张闾蘅就模糊感觉到，自己的家族好像多少有些特殊。那时一家人住在天津法租界一幢3层小楼里。楼上房间里有个香案，上面供着一张张作霖的照片。“从家里大人那里知道，我们本是东北人，原来在沈阳有一个很大的家，"九一八"之后流落到天津，我还有位大伯叫张学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一直被国民党关押在某个地方。”
张闾蘅的祖母寿懿是张作霖的五夫人，是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女儿。“我的奶奶虽然没受过现代教育，但很有见识。记得很小时候，她就带我去股票市场，那个年代的女性，这是很少见的。”张作霖去世后不久，张学良到北平赴任。沈阳的张家就由年仅二十几岁的寿夫人掌管。1931年9月，寿夫人觉察到沈阳的局势有些不正常，就在“九一八”前两三天，她专门赶到北平找张学良，商量怎么安排这个大家。
关于张学良在“九一八”当晚的行踪，有各种各样传言。其实“九一八”当天晚上，张学良在前门的“中和戏院”看一场为辽西大水举行的赈灾义演。在座的客人中有英国公使，还有张学良的部下何世礼与他的父亲何东。后来因为马君武那句诗“赵四风流朱五狂”，张学良背了很多年黑锅。“1991年大伯在美国过90岁生日，我特地跑到夏威夷为他祝寿。生日会上，何世礼将军特别提到此事，他说可以作证，那天大伯是和他一起看戏的。”张闾蘅回忆。
“九一八”时，张闾蘅的父亲张学森只有11岁，而张家的两个主心骨——张学良与寿夫人都不在沈阳，家里乱作一团。张家的几个孩子被家里的佣人化了装、乔装打扮后，连夜坐火车逃到天津，几天后，佣人领着几个孩子才辗转到北平找到寿夫人。
“奶奶经常说：等到戏看完了，才知道家已经没有了。”日军在1931年9月19日上午占领了张府，张家所有财产都被日本人掠去，一夜间什么都没有了——“奶奶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真的很孤苦彷徨。她出来时，没带什么家产，只有靠在劝业银行还有的一些存款勉强渡过难关。”
山中10年
1948年，母亲带着张闾蘅姐妹先去了台湾，寿夫人则搭乘天津解放之前的最后一个航班离开，辗转一年以后才到台湾。
“初到台湾，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全家借了一个日本式房子，破破烂烂，又臭又旧，房顶还被白蚁蛀过，稀稀拉拉往下掉渣。奶奶起初不肯买房，也不肯将她随身带到台湾的几个箱子打开，她总是说："再过半年我们就可以回去了"。”那时张家一大家子人全住在地板上，半年后寿夫人彻底死了心，才开始找自己的住房。
到台湾后，家人便听说张学良已被送到台湾关押，可是关在哪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张闾蘅回忆，她上学时的课本也提到张学良，说他是“叛贼”。但学校老师也知道她的身份，所以凡是讲到这段历史时候就很含混地带过去。但对那时候的张闾蘅来说，“张学良”只是一个很遥远而朦胧的大伯。
根据张学良日记记载，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了台湾，自此进入了更秘密的幽禁。他们被国民党军统局幽禁的第一站是新竹县井上温泉，住的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旧式木板房里只有简单家具，冬天潮湿阴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处漏水。周围都是台湾山地原住民，他们平时不能随便越过警戒线。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果遇到暴风雨，人和车都无法通行。
1949年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又被突然转移到高雄，秘密藏在寿山要塞的兵合中。由于走得匆忙，他在井上的书还未来得及搬走。后来据一些军统特务回忆，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后，曾表示要“释放张杨”。尽管各界呼声很高，但没有蒋介石首肯，谁也不敢出面办理此事。保密局毛人凤以不知道张、杨的下落而推托。但此时，因为外界已经知道张学良在井上温泉的幽禁地，为“安全”，他们遂紧急将其转往高雄。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为担心高雄已成为空袭目标，1950年1月，张学良又搬回井上温泉。“那本书(注：指《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出来之后，我也听到有一种说法：有人还觉得大伯过得不错，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好像过着"田园生活"，其实他们那10年过得很苦，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也能熟练用缝纫机自己缝衣被，以抵御山中寒冷。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几年里，大伯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弄着小猫打发时间。那十年完全与世隔绝，没人知道他的生死。”
1956年12月是西安事变20周年。蒋介石想起了张学良。负责看管张学良的刘乙光从台北带回蒋介石的命令，让他“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而张学良本已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但身在囚笼，又不得不写。这篇文章本是张学良作为私人信函给蒋介石的，但被蒋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他亲笔重抄一遍。这篇文章后来还流传到外部，成了所谓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从张学良的日记看，当年这些“奉命之作”让他几度情绪失控。
重新回归的张学良
1960年，张学良迁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刚过完60岁生日不久的张学良，按宋美龄的吩咐，与董显光(注：台湾原所谓“驻美大使”)到台北士林礼拜堂。这座礼拜堂是蒋宋夫妇时常去的，被外界称为“私人礼拜堂”。每逢做礼拜，这里总是聚集了很多国民党元老及上层人物。那天，张学良与董显光最后一个到场，他们悄悄坐在最后一排。礼拜结束时，蒋介石与宋美龄一同缓步退出，宋美龄边走边与众人打招呼，走到最后一排，她忽然向张学良伸出手。这一举动，让所有在场者目光都惊讶地投过来，他们发现与宋美龄握手的，竟是“失踪”多年的张学良。
蒋、宋离去后，张群、何应钦等纷纷上前祝贺。张学良后来悟道，这是宋美龄为他设计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以后每次做完礼拜，他都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一起叙旧，原来严密的看管也有所松动。
“大伯经常说，如果没有宋美龄，他的命运可能改写。宋美龄一直对大伯比较照顾，她经常给大伯写信，信的开头称之"Dear汉卿"。有时还会随信寄来各种礼物。”宋美龄原本就与张学良、于凤至很熟悉，上世纪50年代时，宋美龄几次去美国看病，都特地找机会与于凤至及其子女见面。回台湾后，她把见面情形写信告诉张学良，每次提到于凤至，她都称“凤姐姐”。也许因为宋美龄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那时对赵一荻几乎只字不提。而张学良最终与于凤至离婚、与赵一荻结婚也是在宋美龄提议下完成的。自这一次公开露面后，张学良的生活有了些变化。在宋美龄和蒋经国安排下，他自己出资选地设计，在台北市近郊北投复兴路建了一栋西式二层楼房，院里有假山、鱼池、花房等，条件改善了不少。
“但那时大伯还是不能轻易与家属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曾任蒋介石私人医生的卢志德约我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听说那天大伯、大妈到董显光家做客，隔着大玻璃窗。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儿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坦率地说，我有些失落，这个形象与大伯在我想象中的"英俊少帅"的样子相差太远了。”
直到1961年9月，大伯才在“当局”批准下，与家属见面。而这一面，他与寿夫人及弟弟张学森等亲人之间，整整隔了25年。
此时张学良的“自由”仍有限，来往朋友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干等几家可以走动。“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他在外头不可以随便跟生人讲话，否则会被警告。有时大伯在外面会被人认出来，那些人或者想问候他，或者好奇，但一靠近，马上被身边的那些便衣拦住。”
“每次到我们家，身边总是有七八个便衣跟着。伯父来之前，他们先进屋，每个犄角旮旯都看一遍。如果看见有陌生人，就会逐一盘查身份，或者把陌生人赶走。我们一家人聊天时候，他们就坐在旁边听着。我那时刚从美国回来，对此也特别反感，经常对他们说：可以了吧，你们可以下楼了吧!到了吃饭时间，我直接下逐客令，他们就下楼自己吃饭。”
而那时的张学良对此已经很淡然，他总是跟张闾蘅说：“行了，你别跟他们冲突了，我们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为了避免给大伯他们找麻烦，张闾蘅平时也不常去，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
张家兄弟中，张学良与张闾蘅的父亲张学森走动得比较多。“大伯特别喜欢到我们家来”，张学良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经常通过姐妹俩了解外面的世界。有时一呆就是半天，吃了晚饭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时上楼来催，赵一荻有些紧张，可张学良正聊得兴头上，故意装听不见。“大伯曾跟我们提起，他在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可当年风云一时的"少帅"，眼下连基本自由都没有。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36岁的赵一荻在幽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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