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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下的芬芳人生(图)

  主人公小传:祖籍湖南湘潭,历任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校长、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副校长。连续37年担任中华护理学会副理事长,在60多年的护理和教学工作中,培养的学生多达5000多人,其中有100多人成为国内军内的护理专家和领导。1997年获得第36届“南丁格尔奖”,是我军这一荣誉的首位获得者。

  先后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87年出席建军60周年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并在人民大会堂作事迹报告。


  如果说生命是书,这本书已经轻轻地合上,主人公的名字温润如玉地留在封面上——黎秀芳。

  如果说人生是歌,这首歌人们将永远传唱,传唱那忠诚与坚贞、光荣与梦想,描述着的人生芬芳。

  6份入党申请书,记录着她赤诚的信仰

  黎秀芳留下许多美丽的称呼和高等级荣誉,但深深撞击着人们灵魂的,是共产党员这一称号。她用整个人生在解答,为什么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有6个很平常的日子,构成黎秀芳91年的生命中坚贞的记忆:1952年7月12日、1956年1月8日、1968年7月10日、1975年8月1日、1977年6月21日、1977年7月1日。

  在这6天里,黎秀芳6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这6天时间,跨越了26年的历史。

  黎秀芳出生在烛影摇红的南京秦淮河畔,父亲黎离尘是国民党一位中将。应当说,裙裾相拂、应弦而歌的“千金小姐”生活之路已在她眼前铺展。黎秀芳当时的人生轨迹,离共产党还很远。

  但就在19岁这年,她给自己改了名字——把很有些大家闺秀韵味的黎模韫,改为非常大众化的黎秀芳。

  她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名字。

  1936年,黎秀芳考上当时全国唯一的护士学校——南京中央高级护士学校,上学才一年,日本侵略军就兵临城下。她随学校开始了凄风苦雨中的“流亡学业”,1941年在贵阳毕业。由于学习成绩突出,黎秀芳被学校留下任教。就在这时,她收到当年的老师从兰州发来的一封信,说西北很缺护理人才。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现实深深刺痛着黎秀芳,“医学救国”的志向,让她作出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到大西北去。

  其实,此愿早就萌生在心。两年前,黎秀芳在一次偶然参加的报告会上,听到了共产党人吴玉章的一次演讲,吴玉章纵论抗战形势后,向青年人大声疾呼——到西北去,保卫建设我们的大后方!这番话,像火种深深地埋在黎秀芳心底,今天,理想的火焰终于燃烧起来了。

  黎秀芳与两个同窗好友假道重庆,准备从那里去兰州。

  父亲可以同意她改名字,但却不同意她改变生活轨迹。正在重庆的父亲拦住了她,并很快为她在一家医院联系好了工作。一个月过去了,黎秀芳一咬牙,偷偷地离开父亲来到了兰州,在黄河边开始了她一生的事业。

  父女之情毕竟难以割舍。1949年初,父亲来信让她随全家一同飞往台湾。一个月后没收到回信,父亲又派人送来了机票。然而,黎秀芳还是拒绝了。眼看时间紧迫,父亲专程来到兰州接她走,并让她考虑3天。

  经过3天的慎重思索,黎秀芳的选择再度让父亲失望了。那天在机场送别时,父亲目光望断,不知是等待还是挥别的模样,让黎秀芳也禁不住泪流满面。

  送走父亲的黎秀芳很快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现在,早就对共产党有所耳闻的黎秀芳,通过解放军真正认识了共产党。她看到,解放军在解放兰州接管学校后,发布第一个公告就是继续让她当兰州高级护校的校长,其他同事也全部留任;她看到,当时的兰州经济凋敝,粮食缺乏,解放军官兵只吃粗粮,却把少量的大米白面送给医院的伤病员和知识分子……这些,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导致的民族危亡、山河破碎,在黎秀芳心中形成鲜明的对比。

  黎秀芳对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向往。三十而立,刚刚30出头的黎秀芳此刻心里“立”起的,是一个崇高的愿望,并由此开始了艰辛而曲折的追梦历程。

  不久,身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到学校视察工作,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黎秀芳:“你入党了没有?”黎秀芳不好意思地说:“还没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彭德怀说:“我们党讲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个人表现嘛。只要你积极要求进步,党是欢迎你的。”

  有了这番鼓励,黎秀芳打消了顾虑,于1952年7月12日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在她逝世后,人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这份申请书的底稿她还精心保存着,修修改改长达50多页,足见其选择之郑重。

  当时,她的家庭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期盼之后依然还是期盼。但这并没影响她的追求,她用努力工作向党证实着自己的忠诚——这些年里,她被评为西北野战军“甲等工作模范”,并多次立功。

  1956年1月8日,黎秀芳第2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历史有时会出现一些特别的考验。十年动乱期间,黎秀芳屡受冲击,可就在一次批斗后,她写下了第3份入党申请书。这是1968年7月10日。

  在以后的岁月里,黎秀芳是这样回顾自己这段心路历程的:在认真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后,坚定了一个信念——共产主义是真理,崇尚科学就要追求真理,而“追求”二字本身就包含着艰辛和坎坷。

  1975年8月1日,黎秀芳向党组织递交了第4份入党申请书。尽管她知道结果难测,但她仍选择了在建军节这天向党表达心愿。

  1977年6月21日,有关领导来看望刚平反恢复工作的黎秀芳,问她有什么要求。黎秀芳递上了她刚刚写好的第五份入党申请书,哽咽而坚定地表示:“我的请求就是入党。”

  紧接着,1977年7月1日,她向党组织递交了第6份入党申请书。

  这一次,当所在的党支部讨论她的入党申请时,有一位同志在表决中举起了两只手,因为有一个出差的党员专门打来电话,提出务必要为他投上这一票,以此表达对黎秀芳深深的敬意。

  1978年9月3日,党组织正式批准黎秀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满头青丝到两鬓白发,26年的追求与期盼,黎秀芳其时的心境记者今天已无法得知。只是在黎秀芳当天的日记上,记者看到她摘录下马克思的一段话:“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为同时代人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2007年初春,当黎秀芳在过人生的最后一个生日时,满脸笑容地告诉前来祝贺的人,自己刚好30岁。大家乍听一愣,但很快就明白了:她是把自己的入党之日,视作自己生命的一个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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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枚南丁格尔奖章,熔铸了她默默的奉献

  黎秀芳选择了信仰也选择了事业。她认定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要做好党的人,先干好党的事。

  黎秀芳不止一次地对身边人表白,自己尽管献身护理教育始于40年代,但事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创造辉煌。她把对新生活新追求洋溢出来的热情,全部投入到护理事业中。她在全国首次提出护理工作的计划性、科学性,并用自己启蒙老师严厉、严谨的治学精神精心为“洁白的事业”培育人才,她培养的学生多达5000多人,其中成为国内军内护理专家和领导的便有百人之多。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她与同窗学友和战友张开秀共同创立了“三级护理”理论(即把病人分为危重病人、重病员、轻病员三级进行护理),其论文在《中华护理》杂志发表后,很快被前苏联《护士》杂志转载,在国内外护理界引起了轰动。紧接着,她又和张开秀一起探索、创造了“三查七对”、“对抄勾对”等制度,引来全国97家医院专程上门参观学习,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护理的基础,一直沿用至今,被称为我国我军护理事业里程碑式的成果。

  数十年后的今天,这些看似简单的做法已成为我国护理工作最基本的程序和规章,惠及我们每个人。也许人们并没记住它的发明者,这对于向来淡泊功名的黎秀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创造本身,已悄然将中华护理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送去了福音。

  黎秀芳常常爱引用南丁格尔的一句话:“护士必须具有一颗同情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这也正是她献身事业的真实写照。在医疗护理工作第一线,黎秀芳倾洒热汗几十年。上世纪60年代末,黎秀芳到甘肃会宁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在一个干旱缺水的穷山村,由于卫生条件差和劳动繁重,村里很多姐妹患上了子宫脱垂病。黎秀芳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她每天晚上都跪在土炕上,一个个地为她们清洗护理,使患病的姐妹都得到了治疗。可她却连累带饿,一下昏倒在土炕上。当她醒来时,发现口袋里装满了炒豆子,黎秀芳的眼睛湿润了。她深知,乡亲们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表达心意,这一把把豆子,就是乡亲们捧给她的一颗颗心。

  上世纪80年代初,年近七旬的黎秀芳四处奔走,呼吁“军队护士学历结构和基本素质必须得到改变”,并向三总部领导做了详细汇报。根据她的意见和建议,我军首次建立了护士高级职称评定制度,并在第二军医大学设立了护理系,在全军开办了好几个护理大专班,使护理人员从经验型向知识型、专业型转变,有效提高了全军的整体护理水平。尽管年事渐高,黎秀芳一刻也没停歇奋斗与奉献的脚步——她连续37年担任中华护理学会副理事长,分别在一至六届全军护理专家组任副组长、组长和顾问。她退居二线后,也一直担任着13种社会职务,整日为护理事业的发展奔波。

  1997年,黎秀芳获得了第36届“南丁格尔奖”,成为我军这一荣誉的首位获得者。这一年的9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泽民同志把那一枚镌刻着南丁格尔半身像的奖章挂在黎秀芳胸前,紧紧地握手向她祝贺……

  向往着成为南丁格尔这样的白衣天使,本是一个近乎浪漫的理想。在对党忠诚信念的激励下,黎秀芳做到了这一点。2000年后,黎秀芳又相继被授予“医坛杰出人物奖”和“国际医学成就奖”。此前,她还先后被兰州军区授予“模范护理专家”、被国家卫生部授予“全国模范护士”称号。

  人们都说大爱无言,而黎秀芳却用辉煌的事业把对党的爱表达得这样铮铮作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辛勤耕耘,才能做出有意义的事,这样的忠诚才有价值。”

  68位海外亲人,见证了她无悔的选择

  黎秀芳和家人的团聚,就像小说里的情节——上个世纪80年代,亲人从祖国发行到海外的《光明日报》上看到黎秀芳的事迹报道和照片,马上多方打听。当确认这就是骨肉分离30多年的黎家长女时,立即寄来家书一封,除了催她尽快到美国相会,还抄录了多年前已在台湾去世的父亲留给黎秀芳的绝笔诗:“死别哀伤尚有期,最难排遣是生离。”

  同事们记得,黎秀芳收到这辗转万里的家书后,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可即便是这样,门里传出来的阵阵抽泣依然让大家为之动容——在海外,她有68个血缘至亲,在这里却是孤身一人啊。

  黎秀芳第2天就递交了去美国探亲的报告,并得到党组织的批准。

  1981年6月,在美国的家中,已经60多岁的黎秀芳终于可以像个小女儿一样抱着母亲,洒着积淀了几十年的泪水,一声声地叫“妈妈”了。

  她的弟弟妹妹们记得清清楚楚,和姐姐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34年前。多少牵挂和相思,多少亲情和挚爱,今天终于四代同堂,全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黎秀芳显露厨艺,几个拿手菜被侄儿侄女们称为“黎氏私家菜”。

  但就在第2天,黎秀芳执意前往一所儿童医院参观考察;第3天,又和另一所护士大学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在美国11所著名的护士大学和医院里,她重点考察了护士教育和医院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记下了32本笔记,买了一大堆护理书籍。弟妹们开玩笑说:“大姐哪像是来探亲,分明是来执行公务的。”

  一晃4个月过去了,黎秀芳归期将近。母亲欢笑了许久的脸上又垂落下泪水:“我80多岁,你也60多岁了,留下来吧,咱们相互有个照应,你爸爸留下的遗产足够咱们花了。”

  父亲去世前,专门交代把她年轻时的一张旗袍长发的照片洗印了几十张,要68个亲人每人都保留着,找机会寻觅她。天将晓,情未央,这番亲情怎一个思念了得。可在黎秀芳生命的天平上,最有分量的是她的事业。亲友们挽留她的说辞总是谈到物质条件,且“底气”颇足,可黎秀芳同样理直气壮,言之凿凿:“在美国我可以拥有许多,但难拥有自己的事业,这就等于失去了精神的重心……我的心在中国。祖国需要我,我更需要祖国。”

  黎秀芳去意坚定,一如几十年前。

  最终,她的这一决定赢得了家族成员的敬重。在送别家宴上,满头白发的母亲湿润着眼睛说:信仰了共产主义就应当对中国共产党忠诚,选择了护理事业就应当成为一生志向。黎氏家族,以此为荣!

  10月18日,黎秀芳带着用母亲给她的美金买的一捆护理书籍和资料,回到了黄河母亲身边。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1992年,黎秀芳的母亲在台湾去世。她前往台湾送别,并祭扫父亲的墓。跪在墓前她放声一唤:“阿爹,我来了。”

  黎秀芳在晚年对身边人说过这样的话,自己做事业是成功的,做女儿是失败的。但她的同事和领导却异口同声:黎秀芳做女儿同样是成功的。她把亲情升华为大爱,化作了爱党之情、报国之志、为民之行。她既是党的好女儿,也是父母的好女儿。他们还告诉记者一个“秘密”:黎秀芳几十年间始终戴着同一块机械手表,在她病重期间,由于不运动表停了,照顾她的护士要把表取下来,她坚决不让,一直戴着它走完了人生之路。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块表是父亲临别时所送。

  陌上花开,缓缓归矣。黎秀芳生命的花朵在亲人心间异样美丽。她旅居美国的侄女黎烈芳是这样缅怀亲人的:“姑姑有一个最温馨的家,这就是祖国;姑姑有一个最坚实的依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姑姑有一群胜似儿女的亲人,这就是像她一样热爱护理事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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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份遗嘱寄托了她永恒的忠贞

  话说身前身后事,人们对黎秀芳生活的评价离不开这几个字——“节俭而不吝啬,简单而不枯燥。”

  记者走进黎秀芳的家,遗物俭朴得过目难忘——家里用的还是18英寸的“金星”黑白电视机;皮箱是60年前的“古董”;碗柜是用微波炉包装箱改造的;就是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南丁格尔奖”时穿的那件红毛衣,也是赴京前学生们从兰州的批发市场花58元钱买的……

  她过日子的俭朴故事身边的人也都能说出几件来——吃药有“三不”原则:不吃补药,不吃价格昂贵的药,不吃不是必需的药;她过生日不让祝寿的学生定做蛋糕,只允许买小铺子里做的寿桃馒头;作为全军护理专业组组长到北京开会,因觉得飞机票贵而只坐火车……

  对这些近乎苛刻的节俭,人们向记者诉说起来却充满敬意,因为大家同时还知道她更多的慷慨和大方的故事:她听到病残儿童的生活状况,马上拿出10万元捐给了兰州市儿童福利院;她老家在南京夫子庙有20多间房产,落实政策时政府要归还,但当她看到老房子里住满了居民时,便说服家人放弃了这份房产……

  然而,黎秀芳用她留下的4份遗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里演绎的决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乐善好施的慷慨、勤俭助人的大方。

  黎秀芳的第一份遗嘱是和老战友张开秀一同立下的。1986年12月14日,黎秀芳赶到生命垂危的著名护理专家张开秀病床前,两个情同姐妹的老人没有悲戚之声,却有金石之音。她俩共同商定起草一份《黎秀芳张开秀联合言志书》——“我俩献身于护理事业五十余年,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现均已年逾古稀。生壮老死,系自然规律、人之常情,愿趁我俩健在人世、神志清晰,将后事书面于下:我俩现有银行存款及国库券四万元,去世后共同捐赠给兰州军区以作护士班优秀毕业生和医院优秀护士奖金之用,个人不作私产保留;遗体如有医学研究的需要,可捐作解剖……”

  赤诚之心,可昭日月。这笔钱是两位老人一生的积蓄,更是她们毕生的心血,遵其愿望,兰州军区正式将其命名为“双秀基金”,每两年评选奖励一次优秀护士。目前,获得该奖的护士已近百名。

  1992年5月28日,突感身体不适的黎秀芳写下了第2份遗嘱。

  黎秀芳在这份遗嘱中一是交待后事从简,二是对自己的财产开列了5项捐赠的对象:“双秀基金”增加;捐款给宝鸡育才学院;捐款给敬老院;捐助生活困难者;捐助学生困难者。

  2003年,黎秀芳写下第3份遗嘱,除了和上面相同的内容外,增加了对照顾她的人感谢之意,对海外亲人的思念之情。

  2005年,再度病重住院的黎秀芳委托医院政治部协理员雷波为她写第4份遗嘱。可当雷波精心写好后,黎秀芳却没表态。几天后,她打电话把雷波叫到病床前,轻轻叹了一口气,神情严肃地说:“我这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党的培养,你怎么把这么重要的内容给忘了呢?”

  雷波的心灵被震撼,他流着热泪字斟句酌,按老人的心愿,再次修改了遗嘱。2005年10月19日,黎秀芳在这份遗嘱上郑重地签下了名字——

  “我一生崇尚护理先驱南丁格尔,倾心致力于护理教育及管理,躬身耕耘六十载。效仿先贤,专注护理,我亦终身未婚,宗亲均居海外,膝下无一儿女,孑然一身,了无牵挂。生壮老死,乃自然法则,我已年届耄耋,去日不多,皆无怨无悔。我为党没做多大贡献,为念念不忘党的关怀和培养,当以护理未来为己任,不遗余力,谋求发展,弘扬人道,激励创新。要把永不熄灭的火炬一代一代传下去。故在我下世后,遂将平生所有积蓄全部捐赠医院,用于为部队伤病员服务。以绵薄之力,献仁爱之心,了平生所愿。并倡议业内有识之士,携手同心,共图护理发展之大业。”

  临终前,黎秀芳再次叮嘱自己的学生,把身后留下的80余万元存款全部捐给兰州总医院,设立为兵服务奖。她还不无遗憾地告诉学生,本来想凑一百万的,但自己实在是没有了。

  为了弥补她的这一“遗憾”,黎秀芳的学生、同事、战友和领导纷纷主动捐款,最终设立起了“为兵服务奖励基金”。

  2007年7月9日,黎秀芳秀美芬芳的人生落幕,永远地走了。

  此时此刻她应毫无遗憾——在她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这是她临终前的申请:“我死后,请在我身上盖一面党旗。”

  她覆盖着党旗远行。她无愧于这份光荣,她属于这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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