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送了一本自己的书给一位老先生。他翻开来,见到扉页的题签,笑了:阁下这印章想必是在马路边小摊上刻的吧?这倒也让他猜个正着。
过了一些时日以后,此老将一方镌有我名姓的印石和另一块闲章,送了给我。
果然,出手不凡,印出样子来多了一点书卷味,少了一点匠人气。
“您老的手艺?”
“老来无事,玩些雕虫小技,向你卖弄卖弄。”
那闲章怪有趣,不圆不方,什么形状也说不上,字刻得不篆不隶,四脚巴叉,自成一体。四个字:“始终如一”,我虔心看着那朱红印泥的“一”字,好有力,好醒目。虽然常见之语,倒有很多意思够我琢磨的了。老人说了,共勉共勉,看来,他是很想把一生心得,与我共享。
如一,而且始终,容易吗?自始至终,做到如一,其实很难很难。我乃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活一辈子,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在不停调整中使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适应的过程。你想一,未必一;你不想二,偏要你二;人在矮檐,你想不二,行吗?人微言轻,你要如一,行吗?所以,“始终如一”,是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然否?”
老者笑而不语。
这枚闲章,便当做我的书印,放置案头,提醒自己尽量如一,作为座右铭,起一点警示作用,也有益处。做人也好,为文也好,要尽量做到这个“始终如一”的“一”,也就是“一贯”的“一”。格物致知,读书治学,要做到如北京话说的“死磕”精神的那“一心一意”的“一”,也还是要下一点力气,用一点功夫呢!
因为有了这两方图章,便常把玩,也对治印这种纯属中国文人的器玩,感到兴趣。我很奇怪,外国人到琉璃厂,常买这类印石,有钱的,花大量外币,竟敢问津田黄鸡血,甚至倩人刻了,带回国去。尽管如此,好像至今在西方世界里,还处于学不来和用不上的阶段。这很可能与中外文明的形态,东西文化的背景,不甚相同有关。
西人求实,重物质,讲实用,签名不易模仿,能够鉴别真伪,故而处处签字;而且拉丁字母,曲里拐弯,也很适宜于笔走龙蛇。但签出来的名字,可能反映签字人的某些性格,却谈不上成为艺术品。国人尚虚,信精神,重然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盖上印章,只不过以示郑重,所以,篆刻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一门艺术。
这与宋以后,至元,至明,而清,文人画大兴有很大关系,文人作画,与宫廷画家工笔重彩不同,多用水墨写意,因而画面通常表现得比较素雅冲淡,韵味是足够的,色彩则略嫌不足,有几枚鲜红印泥的图章,摧眼地盖在画作的边幅或一角,是会令人生出一种视觉上的快感的。于是,印章、题签和书画三者,遂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治印,便是文人画家们的又一技巧和专长,齐白石篆刻更是一绝,有印曰:“三百石印翁”,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这些有灵性的顽石了。
一幅画上,总不能横七竖八都盖上自己的名章,于是,闲章便出现了,成为文人借以表达思想情操、志趣爱好的一种方式,画面上多了个人意气的朱印文字,画也就更好看耐看了。偶读清人《冷庐杂识》卷一《印章》条,提到了明、清三位文人的闲章,颇为别致。一为袁枚,不足四十岁就告别官场,刻“三十七岁致仕”印,表示出这位文人的风雅脱俗,不恋凡尘的清高。一为郑燮,刻“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印,大概是对于科举应试,蹭蹬三朝的自嘲了。
当然,一个人要做到前后如一,表里如一,对人对己如一,对上对下如一,也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手上的这枚闲章上的四个字,“始终如一”,虽是应该达到的境界,也许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但多多少少,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就不负老先生的好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