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性节目面临新拐点

　　实习生 陈昕

　　“目前，不仅仅是《走遍中国》，整个央视都在面临着一个新的困境和拐点。”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兴本在中央电视台知名栏目《走遍中国》开播5周年研讨会上说。

　　从前几年《读书时间》、《朋友》等栏目的停播，到2005年《华夏文明》、《地球上的故事》惨遭淘汰，再到2006年《电视你我他》的“红牌罚下”，无一不反映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竞争的残酷。

　　收视率成为主导一切的“上帝之手”。在残酷的末位淘汰制的体制之下，不仅仅是央视，许多地方台的知识性电视节目也都纷纷落马，而另外一方面，选秀类节目却是遍地开花。从2004年的“超女”到如今的“快男”、“红楼选秀”等，无一不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中国的知识性电视节目应当如何寻求发展？越来越多的业内外人士开始就此思索。

　　从国家意识上进行整合

　　安兴本认为，目前中国许多的知识性节目提供给观众的都是些零碎的信息，而缺乏一种国家意识上的整合。“比如地理类的知识性节目在完成中国基本行政地理的拼接之后，应该站在一个国家人文历史的高度上进行再一次的整合，才能真正把一个中国人文地理的局部碎片拼接为一个完整的中国。”

　　同时，在安兴本看来，知识性节目的编导还应当具有与国家意识相适应的知识储备。以《走遍中国》为例，它是以地级市为拍摄单位的，所以在拍摄的过程中常会遇到地方意识和国家意识的矛盾，作为一个国家级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至于如何进行国家意识上的再整合，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徐舫舟建议，可以通过在影像表现之后请专家来谈影像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专家的交流整合琐碎的影像素材，并且进行文化意义上的提升。“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影像表现不了的，包括感受、评价、文化深度等等。”徐舫舟说。

　　光讲故事不新鲜了

　　除了意识上的改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同道认为，中国知识性节目还应该从传播方式上进行改进。目前，许多中国的知识性节目都喜欢用设置悬念以及“讲故事”的传播方式。但张同道指出：“光讲故事已经不新鲜了，核心在于怎么讲。”

　　在国外，“讲故事”的传播模式很早就成为一种风尚，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个媒体也都纷纷向着这个传播模式靠拢。到今天，《探索发现》讲故事，《发现之旅》讲故事，《见证》也讲故事。但张同道说，现在很多电视节目讲故事的角度都大同小异，“如果不打上节目标志，完全可能误认为是其他一档同类节目。”

　　同时，张同道也指出，叙述方式也是电视节目在“讲故事”的时候必须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过去，由于是单一方向的传播方式，电视节目在叙述方式上很容易把观众当成是幼儿园的孩子，现在，由于传播方式的革新，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从叙述角度上来看，张同道认为还是“有点儿低”。知识性电视节目针对的主要是30岁以上高收入的男性，但许多节目在叙述的时候却很喜欢用“然而一个天大的秘密出现了”之类的叙述方式。在张同道教授看来，这类的叙述方式显得太过“大惊小怪”、“故弄玄虚”。

　　仅仅满足大众需求是不够的

　　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星看来，在当前中国，知识性节目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周星认为，很多的栏目过度地强化和夸大大众需求，却忽视了大众需求并不等同于大众真正的心理上的欲望。因为大众需求是外在的，是看得见的，并且能模仿；而大众的内心欲望则是内在的，是需要被激发的。

　　今天诸多的选秀节目不能和2004年的“超女”一样引发追捧热潮，反而备受非议。究其根源，周星认为，当年的“超女”，一开始通过对个体参与欲望激发而获得成功，但是到后面这个阶段则变成是仅仅满足于过去这个激发。再比如探秘类节目，如果只是停留在揭开真相，而参与思考询问的因素不能更多地参与在节目中的话，那么栏目就只能做到满足大众的需求而不能真正地激发大众的欲望。

　　“仅仅是满足大众的需求是远远不够的。”周星说，从心理学看，求新和创意是一个永恒的点。如果不探求大众的欲望，并且去激发它，带给观众愉悦之求，那么栏目总会遇到变异期。

　　从产业经济角度看待电视栏目

　　市场经济下的知识性电视节目除了要做好节目本身，同时也要兼顾到市场因素。因而，在《中国广播影视》杂志社常务副社长陈新看来，真正好的电视栏目应该是可以获得收益的栏目。

　　陈新认为，对于中国知识性电视节目来说，采用多个媒体联合的手段，或者通过举办一些大型的媒体活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炒作和宣传是必要的，比如央视二套的《赢在中国》就非常注重自身产品的包装以及市场推广。

　　关于知识性电视节目的产业化运作，张同道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知识性的电视节目，本身的知识属性决定了它具有二次消费的可能性。张同道认为，这类节目可以在栏目之外，制作一些诸如DVD类的周边产品，从而进一步扩大栏目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