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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农村病患老人命运困局:自杀风气无奈蔓延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杨继祖说,村里每个患病的老人,几乎都“有所准备”。记者问“准备”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拿点农药在手里……

  记者 刘彦

  农妇之死

  太阳灼天照着,风从河对岸吹来。
地里的棉花,经过炎热夏天,在秋天怒放。一朵,又一朵。对岸钱粮湖的棉花地里,如今已看不见老人高冬秀健壮的身影。

  77岁的高冬秀,摔伤前,腰间的编织袋,总比年轻人更快地装满。年轻人摘花,旺季一天不过160斤左右,老人多的时候能摘到180斤。替人每摘100斤棉花,收入20块钱,曾是高冬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高冬秀56岁的女儿胡英兰,腰间系着一条编织袋,站在钱粮湖自家的棉花地里。听说有人来询问她母亲的事,有些羞涩地从地里走出来。灰色的眼,直视棉花良久,用袖子擦擦眼睛:“她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

  离她不到100米的华容河对岸,系着摆渡人杨德新的一条旧木舟。每年夏秋之交,棉桃初绽,湖南省华容县治河渡镇月亮湖村村民高冬秀,花一块钱,乘舟东渡,途经女儿胡英兰的地,去别人家的地里摘棉挣钱。

  1968年,丈夫去世,38岁的高冬秀,开始拉扯两儿三女。那一年,最大的女儿胡英兰16岁,最小的女儿6岁。

  直到今年1月29日(农历腊月十一日),高冬秀守寡整整39年。

  腊月十一日晚,高冬秀安排好亲戚帮大儿子剥花(去掉棉桃外壳),问大儿子胡祥星,还有什么需要做。胡祥星像平常一样,默不吭声。高冬秀解衣躺下。

  第二天早上,睡在同屋相隔不到一米床上的大女儿胡兰英,发现母亲没了气息,穿着据村民说是生前最好的衣服。

  床边地上,倒着一个空杯子,呋喃丹(氨基甲酸酯类高毒类农药)的气味隐隐约约。

  从1月12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摔伤右臂,到喝药死去,农妇高冬秀躺在病床上一共17天。

  这17天,是农妇高冬秀一生中仅有的被动休息的17天。

  49年前的1958年,月亮湖村大跃进修华容河堤坝,丈夫摔伤胳膊。49年来,高冬秀一直劳作,忍耐。

  1968年,丈夫缠绵病榻十年,离世。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儿子胡祥贵成家。她开始一个人生活。

  1998年,洪水肆虐村庄。她除了床之外的杂物(锅碗瓢盆,几双鞋),全部被洪水冲走。

  2005年,大儿媳因病去世,她回归母亲的角色,为大儿子胡祥星洗衣、做饭,摘花、剥花。

  只要能够劳动,她就一天也不休息。像村里其他老人一样,高冬秀从未成为子女的负担,直到农历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十一月二十四日,拜香案的日子。高冬秀乘舟东渡,来到钱粮湖四农场的双河店庙拜神。月亮湖村最早的八户农民,尊奉“合美堂土地”,是潘家垸所属的德圣堂庙的分堂。后迁徙来的村民,跟着尊奉“合美堂土地”。今天的村民,对土地神的敬奉,已经式微,仅借其名号召集打牌聚餐。多年来,高冬秀一直坚持烧香求神。

  这一天,下了雨,土路泥泞不堪。离家不远的路上,77岁的高冬秀跌倒,右肩脱位,右臂骨折。

  大儿子与小儿媳妇,带她去治河渡镇医院看病。

  村医胡兆胜认为,她年龄已高,小型骨折没必要手术,可以养伤自愈;肩关节复位,住院费用不会超过1000元。

  高冬秀没有加入农村医保。这次也没有住院治疗。

  2003年,华容县开始农村医保的全国试点,每人缴纳20元钱入保费用,能解决住院者大病医疗费用(医保范围内)的55%到45%。2006年,每人的费用降至10元每年。

  “她觉得老了,没必要入保。”大儿子胡祥星在母亲去世的房间对记者说。

  从医院回来,村医胡兆胜给高冬秀简单做了包扎,输了几天消炎液。

  照顾病人,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时间。

  高冬秀的两个儿子很忙。老大胡祥星种着十亩地,几乎整天都在地里;老二胡祥贵,除了农忙种地,还在县城给人做木匠,每日工钱不菲。今年工钱上涨,村民说每日应有七八十块进项;小儿媳要种地做饭。

  高冬秀的两个孙子,没有外出打工,在村里修理摩托车,也很忙;两个孙女外出打工,不会为了照顾老人回来。女儿们已经出嫁,各有各的忙处。

  从未休息过的高冬秀,右胳膊被吊着,吃饭需要人喂。

  高冬秀死前某一天,奶奶和父亲也是喝药死亡的堂侄胡祥林,提议召开一次家庭会议,讨论高冬秀到县医院就诊一事。参加会议的知情人透露,有家人认为,高冬秀自己有钱,可以用自己的钱治疗。家庭会议不了了之。

  死后的高冬秀,留下500多元现金、表情悲伤的大儿子和一大堆没有干完的农活。

  记者与胡祥星在挂着他母亲照片的堂屋中聊天,胡祥星不停地用袖子擦眼:“没钱啊,没钱给她治病。”

  高冬秀去世的房间,与生前一样,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摆在挂着帷帐的床下。

   老人之困

  在高冬秀自杀前,月亮湖村自杀身亡的老人,还有:

  2006年,刘克炎80岁的母亲,因脊椎疼痛,吞食鼠药自杀;

  2005年7月,60多岁的王润珍,因与丈夫口角,以鼠药结束自己十多年的糖尿病生涯;

  2004年,60岁的病人白炳成,喝农药死亡;

  ……

  村医胡兆胜对记者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他手中被抢救过来的服药自杀者,有二三十个,而没有被抢救过来的人更多。其中,老人占一多半。

  月亮湖村是华容县治河渡镇下属最偏远的乡村,离镇政府所在地20里。治河渡镇是华容县的四个蓄行洪垸之一,洪水来时随时准备被湮没。1998年大洪水,治河渡镇不少农田就成为一片泽国。

  上世纪30年代,几户人家,躲避日寇侵袭,在这片湖区筑垸安家。1954年洪水溃垸前,这里只有刘、卫、傅、王、胡、侯6姓8户人家,其中刘姓和卫姓各两家。六七十年代,村民陆续迁徙过来。

  此前的民主垸被分为卫星大队和民主大队。卫星大队,是附近有名的鱼米之乡,吸引着附近南山、南县、湖区和邻省湖北、江西逃荒而来的农民。移民高潮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上世纪80年代,卫星大队改名为如今的月亮湖村,人口从当初的数十人发展至1450人,340户。

  上世纪60年代,这里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加上政治运动,生存艰辛。80年代以来,自杀者日渐增多。近十年来,据村民不完全统计,老人服毒自杀,平均每年至少有一起。“这里有不好的自杀风气。”村医胡兆胜说。

  村里有个叫做刘墨东的村民,其母亲、儿媳、妹妹以及刘墨东本人,均服毒自杀。

  “几乎每年一个,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死了就死了呗,有什么不正常?”种地之外,以“摩的”为业的村民杨继祖说。

  杨继祖认为,村里每个患病的老人,几乎都“有所准备”。记者问“准备”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拿点农药在手里。

  村医胡兆胜把老人选择自杀归于两点,一是看病要花钱,一是怕成为子孙的拖累。比如,实行农村医保试点,在乡镇医院看病可报销住院费、注射费、手术费和药费的55%,在县医院可报销上述费用的45%,村民还是多选择在胡所开设的村医疗点看病。

  月亮湖村所在的华容县,在2003年早于全国开始农村医保试点。2006年加入医保的农民,华容县还返还8元钱的诊疗费用于日常拿药,实际上只需要2元钱即可加入医保。

  村里80%的老人加入医保,20%左右的老人认为没有必要。

  按照村医胡兆胜的算法,在村医疗点花费1000元左右的病情,在镇县医院,费用往往会达到2000到3000元。

  村民陈作树,2005年加入医保。2006年9月12日因病去世。村医说陈作树患有肺病和坐骨神经痛。陈作树的儿子告诉记者,陈作树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月亮湖村前支书刘绍九回忆,陈作树应是饮药而亡。

  村医胡兆胜说,陈作树躺下一共两个月。初期输过两次液,后来放弃治疗。“血管一扎就抽筋,扎不进去。”陈作树的老伴,65岁的周望喜说。

  “他不住院,他说70岁了,反正是要死的人。”陈作树的儿子说。

  种田的收入其实不算少。月亮湖村紧靠华容河,土地肥沃。水田种稻,旱田种棉。夏有辣椒,冬有油菜。2006年每斤棉花的价格是两块四,今年可能会略有提高。除掉种子、化肥、农药外,每亩地棉花净收入可达600元左右。如果家种10亩地,一年的纯收入,至少可达6000元。

  陈作树的儿子种20亩地,一年的收入可过万元。

  村民还可承包鱼塘养鱼。加上外出打工的收入,此地农民年均收入在2000~3000元。

  但大多数中年村民还是认为,现在负担太重,物价跟城里一样,收入增长却十分有限。

  “他们希望我们有钱,可我俩身体都不好,哪里有钱呢。”陈作树的老伴周望喜,谈及儿子儿媳在丈夫患病时的窘境,“没钱,一分零用钱都没有。”本来开开心心的周望喜,儿子下楼后,突然眼泪婆娑。

  村民最大的负担,除了看病之外,是孩子上学。近年农村生育率下降,村小学合并至镇小学。杨继祖的女儿在离家5公里外的潘家小学读书,不得已寄宿。寄宿费用,每学期是1200多元,主要包括食宿和班车费用。

  “一年2000多块,我挣来的钱主要供养孩子上学。”杨继祖说。

  去年下半年,华容县开始推行农村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年人均收入不足720元的农村家庭,纳入最低保障。华容县民政局社会救助工作局局长蔡启龙介绍,全县有4730人纳入农村低保。像月亮湖村这种有子女赡养、家庭其他成员有收入的老人,不包括在内。

  “手中有一点钱,老人才有尊严。”杨德新说,“钱不是不看病的主要原因。”

  选择自杀的老人,以病人居多。病人被村里人认为是“无用”的人。

  “有用”,是村里老人的普遍状态。

  村里18岁至40岁的年轻人,无论男女,有手艺者除外,基本都外出打工。

  留守的老人都在劳动。哪怕是70多岁的老人,种田十亩者不乏其人。除了田间劳作,老人们还承担照顾孙辈、接送上学的任务。

  摆渡人杨德新,儿子和儿媳在广州打工。61岁、患有慢性病的他,除了摆渡,主要任务是照顾3岁的孙子。有人过河,杨德新把孙子放在家门口树下,摆渡回来,再抱起孙子。

  杨德新57岁的妻子,全部精力用来侍弄10亩旱田。承包地与河坝上面的家相隔太远,老太太中午带饭到地里,晚上回来。“很苦,一年四季不得闲。”

  老人们自己种地,就有一部分收入。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就得坠入被儿孙照料的境地。村民林忠恕,72岁,1999年高血压中风,瘫痪在床。农历8月,淅淅沥沥的雨季。进入林忠恕躺着的屋子,霉味扑鼻而来。

  林忠恕和老伴独居在河坝下面的旧屋。老伴开一家杂货店,用以维持生计。儿子林仁义希望记者能帮助呼吁解决一下父亲的看病问题。尽管早已加入医保,林忠恕说没钱治病。

  林仁义家有鱼池8亩,养有8000尾南方大口鳞,承包旱田15亩。4个子女均在外打工。与村里多数家庭一样,林仁义和弟弟林仁和,以实物赡养父母。

  “主要是供煤,粮食没了也给买。”林仁义告诉记者说,养鱼风险太大,家里太穷,没钱给父亲看病是主要困难。

   财政之殇

  农妇高冬秀,摔倒在一条泥泞的路上。

  “要想富,先修路”,一直是农村响亮的标语之一。然而,月亮湖村通往原来的镇政府所在地潘家的道路,30年来一直是一条土路。下雨过后,泥泞不堪。听说记者要去月亮湖村,华容县的出租车司机坚决不去。“太损车了。”司机们说。

  从月亮湖村到潘家的公路,成为今年3月上任的治河渡镇党委书记付强军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5公里的乡级公路,每公里造价30万元,总额为150万元。国家配套资金每公里15万元,总额补助75万元,乡镇财政需要自筹剩余的75万元。治河渡镇财政负债已达800万。

  月亮湖村财政累计负债80万元左右,是治河渡镇累计负债800万的十分之一。

  村民说,现在是各顾各。翁姑怒目,婆媳争吵,兄弟不睦,是惯常现象。特别是1999年大堤高筑加固后,再也没有一件事能调动全体村民的参与。

  村支书在村里没有地位。村支书选举,姓氏派系常常斗得很激烈。1998年9月至12月,该村3个月内换了4任支书。2005年至2007年,三年换了三任村支书。

  2005年,上任一年的林仁和,被派系斗争搞下台,镇党委敦请老支书谭亲斋出山,对谭做了20多次工作。一年后,刘姓和谭姓各推举出一个候选人。镇里折中,任命两派之外的王科武担任支书,鼎沸的村庄才稍稍平息。

  村级负债的一个来源是建学校。上世纪80年代,村小学集资建校,花去几万元;90年代对旧校改造。这栋楼房没过3年就遭遇撤点并校。如今,学校主要成了村委会堆放杂物的场所。2000年,村里建轧花厂(为棉桃去壳),花去十几万元。轧花厂刚开始收购棉花,“不许私人经营棉花”的禁令一出,厂房随即闲置。2004年,村医胡兆胜买下破旧厂房,改造为村卫生室。

  1996年、1998年、1999年,该村先后遭遇洪水肆虐,颗粒无收,农民不能缴纳提留和税负,村财政借债垫付。彼时农民负担是每亩地300元左右。

  截至2006年,在取消农业税,并享受国家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机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后,月亮湖村村民还保留共同生产费、“一事一议”的负担。

  “每一件实事的背后,都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付强军说。连续两年来,付强军一直蹲点月亮湖村。

  华容县是湖南省的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两级负债4亿多元,其中乡镇平均负债400多万元。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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