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去碰格瓦拉

　　本报记者 叶研

　　每天下夜班我骑车回家，都要经过东直门外一家餐厅。餐厅门楣上霓虹灯勾出格瓦拉的头像，并有汉字“切”。“切”是格瓦拉拿起枪为穷人打仗后，为自己加上的当地的姓，也是战友和老百姓对他的称呼。

　　在许多人的思维中，格瓦拉是“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代名词。我在拉丁美洲的采访旅程与格瓦拉的足迹多次重合，我想说，格瓦拉不仅仅是、不完全是“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

　　在古巴，切·格瓦拉无处不在。在哈瓦那、在圣克拉拉、在圣地亚哥，你可以看到他的塑像、照片、画册，小乐队还会演奏怀念切·格瓦拉的乐曲。我只懂得几个西班牙语单词，在切·格瓦拉牺牲40年后，我仍然听到人民在说——“格瓦拉”。

　　我最先是在智利采访铜矿国有化的历史。在丘基卡马塔矿巨大如飞机场的矿坑边，记起切·格瓦拉曾走过这座铜矿（当时属美国资产）——埋葬着一万多名死难矿工的墓地。他在一对矿工夫妇家借宿。男主人参与抗议活动曾被关进监狱三个月，他的许多同伴永远失踪了。切·格瓦拉在日记上写道：“冻僵的夫妇蜷缩着偎依在一起，那是一幅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的无产者的生动写照。他们连一床过夜的破被子都没有……那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的寒夜……智利人首先应该做的，是摆脱背后那个不怎么可爱的美国佬朋友。”

　　我在亚马孙河热带林区感受到格瓦拉的温情、仁慈与博爱，即今天讲得较多的人道主义。格瓦拉曾在亚马孙河岸边一所条件恶劣的麻风病医院参加治疗工作。他与病人们交谈，一起踢球，鼓励他们。穷苦的病友们凑了一笔钱赠给年轻的流浪医生，为他扎了木筏。木筏起航时，麻风病友在岸边进行告别表演。拉手风琴的人右手没有指头，用几根木棍缚在手腕上来代替手指。格瓦拉承认过：“让我冒着让人嘲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负伤被俘后，在被杀害前夜，格瓦拉向敌军军官要求允许他为政府军的伤员医治伤口。

　　在秘鲁的马丘比丘，我同样遇到切·格瓦拉的足迹。他两次来到马丘比丘，心中萌发过当考古学者的念头。切写道：“一切能弄到的，都落到了研究者的手中，他们带着200箱文物凯旋回国……今天我们在哪儿能欣赏到这座印第安古城的珍宝呢？答案很明显：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印第安美洲的公民们，起来夺回过去吧！”

　　切的祖国阿根廷是以欧洲移民为主的国家，切的血管里本来没有印第安人的血液。经过秘鲁的旅行后，切知道“"我"已不再是过去的我”。他已经属于“大写的美洲”。他和圣马丁、玻利瓦尔、何塞·马蒂一样，是“拉丁美洲人”。他们率军跨过一道又一道边界，征战异国慷慨赴死，是因为拉丁美洲是一个整体。拉丁美洲各国讲着一样的语言，500年来经历着同样的苦难，面临着相同的命运。这个大陆上，印第安人被屠杀和奴役、资源被掠夺在各国都是一样的；经济被控制、政治被操纵、主权被侵犯是一样的；军人专制与政变频繁、没有完善的工业基础、背负着沉重外债是一样的。一个阿根廷人死在玻利维亚的原因，就这么简单。

　　在古巴，你能拍到的格瓦拉的全身塑像永远是拿着武器的。他在拉丁美洲切肤感悟促使他拿起枪。21世纪的贤人智者可以分析他的时代局限。可是，有哪一个人曾在当时那个时代站出来，为受压迫的拉丁美洲指明另一条出路？

　　格瓦拉在第四次旅途中直接转入了他为“大写的美洲”而战的人生。1953年7月，医学院毕业的格瓦拉从玻利维亚来到秘鲁，听说受到美国威胁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正在坚持实行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变革，就不顾一切来到危地马拉。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了反对变革的政变。格瓦拉在危地马拉亲眼目睹了美国军用飞机对贫民区狂轰滥炸。他报名当上中美洲左翼青年支队的医生，参加防空小组，担任警卫，搬运武器，直到变革被最后镇压。

　　格瓦拉在古巴的战斗中两次负伤。我走过吉隆滩，1961年美中情局策划雇佣军在这里登陆，这是从美国“输出”的对古巴政府的武装颠覆。格瓦拉曾在抗登陆作战中指挥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

　　60年代上半期，作为古巴党政军领导人，他出席联合国会议，遍访中国在内的亚非欧美几十个国家。1966年，格瓦拉辞去在古巴的党政军职，带着十几名老兵和聂鲁达的诗集进入玻利维亚打游击。他写道：“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他给孩子们的信这样结束：“你们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应当永远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

　　爱是血肉，正义是骨骼。在格瓦拉一生中，态度和行为完全统一，没有距离。哪怕这选择意味着捐弃个人利益以致生命本身。在世间所有形而上的追寻理想的行为中，格瓦拉最为直接。他言出身随，杀身成仁。这使他从骨子就区别于有些政治家和空谈者。

　　我驱车穿过玻利维亚北部查钦山区的丛林时，收到国内朋友的手机短信：“请为我向格瓦拉致敬。”在干旱的荆棘丛中，我只看到延续至今的贫困，分不清哪里是格瓦拉蒙难的伊格拉村，找不到放下那支守夜蜡烛的地方。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东科迪耶拉山脉的尤罗山谷遭遇美军顾问指挥的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伏击，格瓦拉负伤被捕。

　　作为当事人，格瓦拉比谁都明白，对军事斗争的选择本身就意味着选择死亡。美中情局内心惧怕格瓦拉，当天美国顾问即飞到关押格瓦拉的伊格拉村，商议处置格瓦拉。格瓦拉于次日被杀害，左胸一个枪眼，这是抵近的致命一枪。为在技术上向“上级”核实正身，格瓦拉遗体被拍了照片，复制了石膏面模，砍去了双手。

　　在圣克拉拉，我偶遇参加过1958年解放圣克拉拉战斗的老兵胡里奥·盖拉，那次战役的指挥官是切·格瓦拉。后来，胡里奥·盖拉的班长跟随切·格瓦拉到玻利维亚，也牺牲在那里。

　　1995年，玻利维亚、阿根廷、古巴三国联合专家小组开始发掘格瓦拉的遗体。1997年古巴派专机接回了格瓦拉等6名游击队员的遗体。10月17日，烈士在圣克拉拉市刚落成的格瓦拉陵园下葬。

　　格瓦拉埋葬在穷苦人心里。

　　2001年初夏，在古巴圣克拉拉市，我和同伴被一名穿白衬衫西装群的女士拦在格瓦拉纪念馆门外。这天格瓦拉纪念馆没有开放。加勒比海的骄阳下，我尝试说服女士放我们进去。翻译一字一句地翻。

　　“我来自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试图越境到缅甸参加"游击队"……当时只带了一个军用挎包，还有一本灰色书皮的《格瓦拉日记》。”

　　40年了，这是我惟一一次提起那次不成功的越境。而在那个年代，确实有成百的中国知青越境进入缅甸参加游击队，“支援世界革命”，“献身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确实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为此最后“献出了生命”。40年中，我越来越回避同类话题。不仅是因为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人们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新的进展，“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成为过去，更重要的是，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理想主义”通常受到讪笑，相反，似乎越庸俗越容易被理解、被认可。所以我更多的是装傻充愣，省得让别人说我“喝高了”。而其中让我最害怕的词儿是“虚伪”。格瓦拉式的以自我牺牲为核心的英雄主义，已经没人相信了。在不相信崇高的环境里，言出身随的格瓦拉是一个不容交流的概念。连我自己在内心都不轻易去触碰，因为我已滑向庸俗。

　　2005年，我和队友在55摄氏度的干热中驾车穿越战尘未落的阿富汗。不知道国内新一代讲酷的青年是否对西方咖啡馆里新的英雄偶像有所跟进。据说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阿富汗抗苏战争的民族英雄马苏德的画像常常在许多场合和格瓦拉的画像放在一起。在9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苏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许多阿富汗地方武装偃旗息鼓，惟有“潘杰希尔谷地的雄狮”马苏德率部坚持为挽救民族危亡拼杀，自始至终威胁着苏军的生命线萨兰公路和兴都库什山2700米的隧道。苏军撤离后，马苏德任阿富汗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后被奸细刺杀身亡。我曾立在潘杰希尔谷地的坦克残骸边发呆，琢磨不透马苏德和格瓦拉被西方偶像崇拜者并列的原因。似乎在外在形态上，两者都是高大英俊的男人，都决绝坚韧，都手握武器走到生命最后。在异性眼里，都那么性感。

　　你说“格瓦拉”，我不会接话茬。不用问，我知道你没拿过锄头，没用过枪。我是说使用。

　　严冬酷暑，平均每一年我都有200个深夜骑车经过霓虹灯勾勒的格瓦拉头像。恐怕我终生不会踏进东直门外那家标着“切”的餐厅。我尚且不知道那里是否预备了《格瓦拉之歌》那首轻柔的男声合唱作为背景音乐，猜不透他们是否仅仅是将格瓦拉作为商业卖点。这时，我心底某个特定的隐隐作痛的地方，总会映出那双圣洁仁慈、纯净清澈的男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