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浙江海盐农民任培增，这位脚下总是穿着一双布鞋的敦厚老者，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光里，用3万元，帮助了8个人。这又是怎样的3万元呢？全部的收入来源于：每月280元的劳模津贴、管理水机站2000多元的年收入以及蹬着自行车卖喷雾机（一个仅赚2元钱）的费用。
这3万元让我们感觉异常沉重，它凝聚了一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普通公民的辛勤劳动与生命重托，担当着8位困难群众和贫困学生的人生理想与幸福。
任培增生命终点时的这番义举，绝非偶然，几十年来，并不富裕的他一直在用自己的绵薄之力，默默地资助贫困学生，帮助困难家庭，捐助村里的各种公益事业。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异常俭朴，穿的中山装已20多年，一辆自行车也骑了15年。
他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却给别人以希望，他的人生概括起来就是沉甸甸的四个字：舍己为人。
舍己为人，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并非所有的人可以做到，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总有一些像任培增这样生活本身并不宽裕、甚至非常清贫的公民，安贫乐道，侠肝义胆，牺牲自己成就别人，为社会留下值得敬仰的身影。
是什么让任培增这样的清贫公民乐善好施？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常年守望在清贫的边缘，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基层中那些贫困的现实，更加了解助贫助困对于部分困难群众的意义。所以，才用自己节俭的生活贡献给社会无限的温暖。
我们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的同时，也应该思考一些问题。任培增在1982年就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但人到晚年他每月的劳模津贴只有280元，不知道这样一笔钱是否可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管理水机站的收入平均每月200元左右，不知道这笔钱是否达到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一位老劳模辛苦一辈子，最终还要蹬着自行车去卖一个仅赚2元钱的喷雾机。
任培增的付出与所得、贡献与报酬，相差是如此的明显。更多的缺憾还在于，就在他的身边还有着许多贫困的群众需要帮助救济，而帮扶助困的又恰恰是一位本身也需要社会关爱和援助的老人。这是一种制度的缺憾。
假如，有这样一种机制，可以保障人们不会因为子女的学费而导致贫困，不会让许许多多的基层群众因灾受穷、因病致穷；也同样有一种机制，可以给所有辛勤的劳动者以应有的回报、公平的待遇，那么，任培增的故事或许就不会是这样。
任培增是善良的，生活中还有着许多像他一样善良的公民，社会理应为他们建设一个同样善良的制度。这项制度应该是没有城乡的差别，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生活重负，但却有着帮助大家抵御天灾人祸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让所有勤劳朴实的公民，依靠诚实的劳动和聪明的才智获取丰厚的回报，享受富裕安康的生活。
这样的社会制度，就是大家憧憬中的———和谐！
（任培增老人的事迹参见本报9月18日第五版《3万元，帮了8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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