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浮世绘

10月7日，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试运营

北京的厕所总是受人关注，甚至还成为话剧的主题

“金团”记者采访刘翔

俯瞰盘古大观酒店前气势恢宏的奥运场馆鸟巢、水立方，姑娘被深深吸引

　　奥运浮世绘

　　奥运脚步越来越近，带来了许多变化。有一些变化是看得到的，比如北京平地耸起的几座宏伟建筑；又比如那些运动员，华盛顿邮报不久前报道了刘翔，标题是“每跨一栏，刘翔的压力都在增加”——这些明星因为奥运而更为耀眼。

　　还有很多变化是看不到的。实际上，很多与奥运有关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知。我们能看到“鸟巢”，却常常看不到“鸟巢”工地上的农民工；能看到运动员，却看不到运动员背后的科研力量；能看到市政设施日渐改善的都市，看不到那些疏通下水管道和改造厕所的人，看不到北京的有车一族，怎样用自己的办法，改善北京糟糕的交通和空气质量……没有明星，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普通百姓，他们被推着、带着、裹挟着进入了关于奥运的宏大故事，原本日常的工作有了新的趣味。

　　我们撷取了这些故事中的一些片段。运动场馆和运动员，以及一个现代国家的自我展示，几乎是奥运会的历史上唯一被观看的东西。如果换一个角度，远离奥运舞台中心的人物和生活有如繁复精彩的浮世绘，也别有一番滋味。

　　（汪 伟）

　　他们与《他们》

　　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场馆建成之日，也就是他们远离之时。

　　撰稿／张 静（记者）

　　苏坚每天肯定要做的一件事，是打开拍卖的网页，看看自己的作品有没有新的出价。

　　8月10日，从广州飞到北京的美院教师苏坚，请搬家公司把一幅长2米、宽1．7米的大画框，风尘仆仆地拉进了正在建设中的奥运主场馆工地。

　　一个多月里，他在那儿创作一幅名为《他们》的油画，用卖画所得，资助画中的5位农民工实现亲眼观看奥运会的梦想。

　　“他们”是河南的贠房只、陕西的王红涛、黑龙江的于庆祝、河北的王社起和张艳群。

　　“拍张照”

　　苏坚形容自己的北京之行是走一步碰一步。“一般人不能直接进入工地。还好我有弟弟在北京做城市规划，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了奥运建设工地的负责人。我自己也做好了两手准备，实在不行就直接去工地闯一闯。好在人家很支持，说我这是为了宣传工人作贡献。”

　　那段时间北京偶尔会下点雨。工头想得很周到，给了他一间工棚遮风避雨，招呼他去食堂吃饭，不用给钱。甚至主动表示，即便建筑工人做模特不能正常出工，也照发当天的工资。只不过他对苏坚的创作构思有点困惑：“按照我们工地里的规章制度要穿工作服，你为什么让工人光着臂膀？看起来有一点落魄。”刚下工回来的农民工们也问：“要不要换上新衣服、穿皮鞋？”

　　苏坚笑言：“他们对艺术创作不太了解，以为和去照相馆拍照差不多，应该好好修饰一下，最好工工整整地穿着很漂亮的工作服，这种心态我能够理解。”

　　农民工们对自己的形象很在意。其中有一位，苏坚让他戴上一顶黄色的安全帽，小伙子死活不干。后来苏坚才了解到，不同颜色的安全帽代表不同的工种，最底层的工人才戴黄色的帽子。

　　“让他们把身体转一转，眼睛往哪里看一下，刚开始农民工们别别扭扭，姿势很僵硬。不过我作为专业老师，调节模特情绪也是老手了。休息的时候会买饮料给他们喝，问问家里的情况、工资收入，小孩读书了没有。我也听了很多故事。王红涛的字在农民工里是很少见的，他喜欢书法，曾经想过去学国画。于庆祝小时候是个孤儿，参军以后梦想当警察，谁知道复员以后错过了唯一的机会，只好去建筑工地当保安。”

　　不用晒太阳，又可以喝水、抽烟、聊天，农民工们渐渐放松了，很快进入了角色。苏坚也为他们着想：“当模特比较辛苦，画头部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坐下来休息。”

　　作画期间，苏坚每天中午去工地，下午1点半工人吃过午饭后就开始，总共创作了5天。

　　“经历了许多波折。奥运主场馆建设工地太忙，很难找到工人长时间充当模特。因为时间和地点的特殊原因，通常每个人物只能画半天。经常是头一天选好了满意的模特，工头批了，怎么用色、用笔，形象如何抓，腹稿都打好了，第二天我去的时候，突然临时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但也不得不画。我有一天还白等了一下午。这其实都会影响心情，毕竟作画不是机械化的过程，我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现在看来虽然现场画了这幅油画，时间比较仓促，但是我自己还是很满意的，发挥了七成左右的水准。”

　　苏坚在作画的时候，周围总是会围着一圈轮休的工人。“他们非常好奇，天天来看进度如何，议论最多的就是画得像不像。到最后一天完稿时，还有工人自告奋勇来做模特。油画时间长，素描10分钟一个，我最后给这些不能入画的工人，每人画了一张素描作留念。”

　　苏坚版的《童话》

　　作品接近尾声，苏坚请5位农民工模特用颜料笔在画上写下各自的奥运梦想和联系方式。“贠房只只会写自己的名字。画中的地址是我写在纸上，他再一笔一画临摹上去的，有趣的是我在《新华字典》上都没有查到‘贠’这个字。还有一位工人很可爱。我问他的愿望是什么，他首先想到的是：‘期望咱们国家举办奥运会获得成功。’他不是在作假，而是真心实意地这么希望，我觉得挺伟大。”

　　创作完成，苏坚也要返回广州，画作怎么办？他找到了自己曾为之撰稿、但素未谋面的TOM美术同盟总编李道柳。

　　“北京当时正在召开‘2007中国艺术博览会’，美术同盟与艺博会有合作，我干脆把苏坚的作品拿过去展示。后来又想，能否免费请画中的主人公，甚至是更多的农民工来感受一下这个展览？不是行为艺术，而是很简单地想让他们享受一下艺术之美。组委会对这个想法非常支持，只可惜奥运工期确实比较紧张，最终工地负责人勉强同意7个人过来。他们觉得这一次经历很好玩，有点兴奋。展区有非洲朋友在摆摊，大家还一起合影。”李道柳透露道，“他们只是有点小遗憾：画里面的人物丑了点。但在展览现场谁都没好意思说。”

　　苏坚大笑起来：“于庆祝抱怨说我把他的眼睛画歪了，事实上没有那么歪的。”

　　农民工们最大的好奇就是这个东西能卖多少钱。“在他们看来，我一共画了没多长时间，又没怎么辛苦，一幅画居然敢卖3万元，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个冲击比真的把他们带到奥运现场去转一圈还大。”

　　有位工人对苏坚说：“苏老师，你要是真把画卖了，不用请我去看奥运，发一千块钱给我就行了。”

　　“对他们而言，生活中有更多比看奥运迫切得多的实际需要。1000元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即使能够看到奥运，也舍不得那个花费，还不如拿在手上更实惠。”苏坚说如果卖画的钱足够，他会考虑发给农民工们一个月“工资”，或者给他们买点礼品带回家。

　　虽然苏坚很希望实物能够卖出去，毕竟对农民工朋友有一个承诺，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想。但他一再强调自己创作这幅油画的初衷并不是做善事。

　　“如果是做善事，我坐飞机来往、吃住，已经花了一万多元，完全可以拿这笔钱直接为农民工们买张奥运门票。当前中国艺术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艺术活动不能深入到民众中间去。炒来炒去、看似热火的都是小圈子，一个画展好像就是给几个收藏家看的，我对这种艺术实践不感兴趣。作为一位关注现实的艺术家，我在尝试把一个艺术表达推入大众层面。民工是否最后梦想成真；人们对这个带善意的事件反应如何；现在艺术市场非常‘奇特’，画张美女像就几十万、上百万，对这样一张画反应如何？在一个艺术品很繁荣的市场上，一幅写实的作品卖不出去会怎样？——这些答案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要知道的，这些反应应该是值得回味的。即使画作没能卖出去，内涵这部分实际上已经卖出去了。”

　　李道柳说：“如果是方力均来拍卖这幅画，只能说是一场慈善活动，而苏坚并不是名气如日中天的大画家，这也是我支持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因为他的作品大家不是很了解，试探这件事情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反应才更有意义。艾未未招募了1001个中国人齐赴德国参加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他的《童话》在艺术界掀起波澜，而《他们》就是苏坚版的《童话》。”

　　50年回购

　　记者从圈内了解到，不少人都很“嫉妒”苏坚：这么棒的创意，怎么先让他想到了！

　　苏坚说这幅作品其实是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几年前，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未经有关方面证实的消息，说奥运期间北京将对外来流动人口数量严加控制，对相关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可能‘劝返回乡’。这个消息一直盘闪于我的脑际间，一直想画点什么对自己脑际间那未消失的消息做一点交待。

　　后来我发现在奥运报道过程中，没有多少人关注农民工，也没有哪个机构考虑到要组织他们去看奥运。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农民工建设了我们引以为豪的国家体育场，建设了各类的场馆，这些工程却与他们无关。场馆建成之日，也就是他们远离之时。我觉得关注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表示，《他们》便是其一。”

　　苏坚的许诺，还包括带‘他们’游北京。

　　“我在写生过程中了解到，工人的作息时间是早晨5：00至中午11：30，下午1：30至傍晚7：00，很多人都没有时间去工地以外的地方看一看，再说奥运工地外也没有公交车。”

　　为了帮助“他们”实现“看奥运、游北京”的愿望，苏坚算了算，至少需要3万元。

　　“曾经有人打电话来询问这幅画能不能卖得便宜一点，我坚持不肯降价。应该保证这个活动有一定的质量和水准，而不是让农民工们睡20元的店，吃快餐。坐一次飞机，住一次五星级酒店，看看北京的景点，对一些人来说，象征着一个梦想。”

　　李道柳也认为：“当代艺术市场很不正常，刚出美院的学生让画廊包装一下，一幅画动辄都可以标到几十万元。苏坚这幅有实在内涵和意义的作品，难道还不值3万元吗？”

　　目前《他们》正在“两条腿走路”。一是在北京798的K艺术画廊展出，二是挂在易趣网上拍卖，起拍价1000元。

　　“商品目前被竞价到2888元。一幅艺术作品能在网上拍卖到这个价钱，说明它确实打动了人心，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关注了。即使没有把钱掏出来买画，并不表示说他对这个事情不关注，或者不感动、不感兴趣。”

　　“目前来咨询的买家，最放心不下的是画布。”

　　仔细端详《他们》，会发现画布是蓝、白、红三种颜色相间。“我故意把建筑工人进城时最常用的编织袋裱在了画布上面。”苏坚说，“如果纯粹从艺术作品收藏的角度，应该使用正规的材料，对收藏者来说是一个保障。这个材料因为这么特殊，会对买家造成一点心理压力。但是我采用这个材料，主要是为了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把材料和奥运工人的身份相统一。”

　　塑料编织袋有一个毛病是比较光滑，时间长了颜料会脱落。苏坚为此专门去画廊，要求打磨材料表面，并在下面装裱一层油画布。“裱画师傅搓着手就是不敢答应：没见过这样画画的，做起来也保证不了质量，可能会起皱。我就鼓励他们：‘没关系，大胆去做，做坏了我也照付工钱。’”

　　苏坚说用这个材料作画是他“首创”，到底能够保存多久心里也没底。但他觉得这个材料天天放在外面风吹雨打，环保人士都说百年不烂，作为艺术品挂在室内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何况他还作了一些处理。

　　“如果买画的人跟我交涉这个问题，我给他做个保证，如果50年内作品质量出现问题，我原价回购。”■

　　古都蜕变提速

　　刘淇说：“无论我们主办奥运与否，北京存在的问题，诸如交通堵塞与环境污染，都必须解决。准备奥运将让我们提前解决这些问题。”

　　撰稿／张 静（记者）

　　北京地铁票价降至2元的消息传来，令国内其他城市的市民们既羡慕又期盼。奥运真的带来了实惠。“8月17日至20日，每天6时至24时，本市将实行车牌尾号单号单日、双号双日上路行驶的交通管理措施……”在实行“单双号”的前一天，家住北京五环外亦庄开发区的王易新收到了交管部门发给市民的一条手机短信。就连小区门口的保安，看见他驾车外出都不忘提醒一句：“明天是单号出行。”

　　“我有两辆车，都是双号。有位朋友更惨，三辆车全是单号。不过想到第二天要乘小区班车上班了，还是有点兴奋。”王易新十几年来习惯了驾车上下班，因为奥运，他仿佛又回到了久违的学生时代。

　　汽车总动员

　　生活在首都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大大小小的交通限行。但涉及机动车数量高达130万辆的单双号限行，十年来还是第一次。随着2008奥运会日渐临近，北京在全世界面前，对交通和空气质量进行了一次“总阅兵”。

　　北京的公共交通运力已经接近了饱和状态，应付起来还是有些勉强。

　　“第一天等班车，站台上人满为患，已经排成了‘山路十八弯’，我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但大伙儿没有抱怨，全都在规规矩矩排队。作为一个亦庄人，我当时很自豪。”王易新说。但他也表示，如果那几天选择乘公交、地铁上下班，确实是对意志力的极大考验。“有的同事不得不比往常早起一两个小时，据说在公交里快憋成了‘压缩饼干’。上车就是‘金鸡独立’式，直到下车还是那个姿势。”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测试第一天，北京市的公交IC卡就售出了1．5万张，日刷卡1200万笔。地铁加开37列，运送乘客比前一天增加95万人次。因为增加了公交数量，竟出现了一个站台近20辆公交等着进出站、近3000名乘客齐聚站台的壮观场面，被市民戏称为：“擎天柱在率领汽车人集合”。

　　很多改坐公交车的人一下不知道要如何坐车，有市民发动网友自制了几十幅居住区附近的公交地图“共渡难关”，得到了积极响应。王易新笑言：“我的策略是‘逢单禁足’，大大小小的外出活动全部安排在双日。经过这件事情，才发现使用公共交通也是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

　　经过了单日的洗礼，双日重握方向盘的王易新，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天堂。“一路畅通，心里真舒服。以前从我家到国贸，高峰时段至少要开一个半小时，那天少用了一半时间。”

　　按照有关方面的说法，限制通行的4天内，高峰时段马路上的流量减少了三成左右。平时拥堵严重的东西二环和东西三环，车速都提高了一倍左右。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的监控大屏幕上也罕见地出现了一片绿色的景象。

　　将限行进行到底？

　　单双号限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连闾丘露薇都在博客上建议将限行常态化。然而，尽管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市民都支持明年奥运会期间实行单双号行车，但在中国青年报开展的调查中，有六成以上的有车族和两成以上的无车族明确表示反对“单双号限行成为常态”。

　　“说实话我非常支持这项政策。像我这样开车开了很长时间的人，新鲜劲早就过去了。我希望天能变蓝，空气越来越好。真的不愿意开车，到哪儿都堵，心情糟糕透了。绿色出行，既环保又经济，真是求之不得。”王易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开的是一辆捷达2．0，平均一年行驶3万公里，每百公里耗油8升。每年停车费、保养费、养路费、车船税、保险等各种费用加起来，养两辆车最少3万元，10年就是30万。这还不算违章、事故等等的意外支出。”

　　但他也表示，自己的理解与支持是有前提的。

　　“如果公共交通发达，我不会和妻子各买一辆车，每天开车上下班。亦庄开发区虽然属于北京市重点发展的卫星城之一，实际上公共交通建设非常不完备。等20分钟是小事，问题是车来了上不去。小区班车规定30个座位只能坐30人，满员了到站就不停。不开车坐什么？”

　　他的朋友周黎，也是在无奈之下才选择变身“车奴”。

　　“望京城铁站到我们小区的公交线路太少。明明只有1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车辆投入，公交非要绕大半个望京，将近走4公里才能到达。”他对2006年之前的北京公交心有余悸。“北京公交的破旧是有目共睹的，几乎看不到空调车，有空调也不开。北京这么大，好不容易‘肉搏’上去了，还要在城铁、地铁、公交之间继续折腾，地铁也同样没有空调。两个小时‘闷罐子车’坐下来，什么激情、意志力都消耗光了。刚工作第二年我就咬咬牙买了一辆二手车。”

　　在他们看来，北京每个市民都希望办一次漂漂亮亮的奥运会。但市民理解与支持政府，政府也应该多为市民着想。

　　“买了交通工具，实行限行后却只有一半的利用率，养路费、交强险却是一交一年，这是对车主权利的损害。”王易新说，“这次限行也没有预先召开听证会，限行时的养路费是不是应该退还给车主？车主们当然不在意，但政府应不应该预先考虑到是另外一回事。我感觉最不合理的是违反单双号出行的私家车一旦被发现，将被处罚100元后按原路返回，这个处罚无法可依。”

　　当人们将首都交通拥堵的“罪魁祸首”有意、无意指向“私家车”时，私家车主们却认为最应该控制的是公车。

　　目前，北京市的机动车总量有300多万辆。新华社资深记者张毅说：“去年11月中非高层论坛的时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车一半禁开，也就是减少了几十万辆，所有的司机都感觉路上太好开了。”

　　北京大学教授、市政府科学顾问唐孝炎曾说，哈佛大学去年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指出，从卫星图片上来看，中非论坛那几天北京的氮氧化物是明显降低的，北京交通拥堵的现象也有所缓解。

　　王易新还表示，城市规划不合理的恶果，不应该以牺牲私家车主的“上路权”为代价。

　　“造成北京拥堵的根本原因是城市规划的不合理。二环、三环、六环，大饼一直向外摊。每天往返于回龙观、天通苑、望京和通州等超大社区和市中心之间的上班大军，大部分都被局限在狭窄的二环、三环内。环线上一个点出问题，就会造成整条环线的瘫痪。”

　　西城区交通支队长也证实：“二环路据专家测算，原设计每小时通行能力是8000辆，现在每小时通行辆次达到12000辆，甚至13000辆，最高峰达到14000辆，超过设计能力的60％，再加上设置了很多公交站，公交站成为制约二环路行驶畅通的‘毒瘤’，也就是堵点。”

　　周黎所住的望京地区，原来主要为韩国人居住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逐渐演变为北京市规模最大的社区。有统计资料显示，望京地区现有总户数7万户，近6万辆机动车，出行方式以自驾车和乘出租车为主。“人口急剧膨胀，社区与城市干线相连的出口却只有两三条，而且没有一条是顺畅的。从小区去轻轨和从小区驾私家车上四环，只有一条路，每天早上车满为患，非机动车和机动车、行人混在一起，互不相让。”周黎说。

　　公交优先

　　“单双日治标不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加快北京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轨道交通。”王易新认为。

　　1000多万人的北京，现有近2万辆公交车，144公里地铁。相比之下，1996年，亚特兰大在举办奥运会时，28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拥有约80公里长的城轨交通。专家们认为，国外大部分城市的公交分担率在40％－60％之间，而目前北京的公共交通分担率只有20％－30％。

　　80年代时虽然我国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倡议“公交优先”政策，但由于缺乏行政支持，每每错失机会，奥运带来了新的契机。

　　根据《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提出的目标，以快速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共电汽车为主体的公共客运体系将承担市民日常上下班出行的60％。奥运会之前，全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将超过300公里，直达机场。地铁5号线、八通线、4号线、10号线、奥运支线、亦庄线、机场专线、9号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陆续建成，起到主干网作用。有专家向《新民周刊》表示：“全世界都没有哪个城市用这种速度建设过地铁。”

　　王易新说，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每天都能感受到这座古都发生的巨大改变。一条条的道路忙着翻修，公交车旧貌换新颜。更令所有老北京都感到新鲜的是，从去年起乘坐公交、地铁，居然可以刷卡了。

　　按照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要求，为了让奥运会召开期间，公共交通工具成为北京市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历经5年北京“奥运车辆更新活动”也将接近了尾声。根据北京公交集团的相关资料显示，从2005年到现在，北京公交已投入100多亿元，更新7277辆中低标准排放的柴油车、老旧车辆、黄标车辆。其中2033辆双燃料黄标车，尾气污染严重，车辆档次、技术含量及可靠性较低，不能满足北京市环保要求和奥运会需求，是此次车辆更新改造的重点，共购置了1万多辆漂亮宽敞的新型环保公交车。据了解，到2007年底北京将拥有2万辆大型公交车。

　　“最实惠的应该是从2006年1月1日起，单一票制公交车的票价统一为1元，持一卡通卡一律打4折，持学生卡打2折。以前从北四环到南二环打车需要花40元的路程，现在花4毛钱就够了，吸引了不少车主‘弃私从公’。”王易新说。

　　9月26日，北京又宣布地铁票价降至2元，令市民们喜上眉梢。记得之前的听证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许光建的开场白让在场的人都笑了。“我从1998年开始参加北京的听证会，这次好像是第一次关于降价的听证会，印象非常深刻。”在这次听证会上，提交的单一票制和计程票制两套方案中，25名听证代表中的绝大多数选择了前者。

　　“这恐怕是全国最低价了。难怪北京老百姓盼奥运，确实有很多实惠。”王易新笑言。不过他也在想：“如果没有奥运，北京将会怎样？奥运过后，公交优惠还会继续下去吗？”

　　有人写了这么一段话表达自己的心情：

　　“如果没有奥运，我们是否还要在上班的途中，站在又脏又破的大公交车里拥挤煎熬？如果没有奥运，我们是否还要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提防着沙尘暴与汽车尾气的侵袭？

　　“如果没有奥运，我们是否还要忍受文明、人文和绿色的匮乏？”

　　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运组委会主席刘淇说：“无论我们主办奥运与否，北京存在的问题，诸如交通堵塞与环境污染，都必须解决。准备奥运将让我们提前解决这些问题。”■

　　为奥运改造厕所

　　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城市面貌往往都有重要的推动，这次，它推动了北京厕所的现代化进程。

　　撰稿／汪 伟（记者）

　　巍峨堂皇的北京故宫以建筑众多著称。不包括厕所在内，据说这个庞大的宫殿群共有房屋9000多间——实际上，这座举世闻名的中国皇宫里，压根就没有厕所。这个细节有助于我们了解厕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在古代中国的皇宫中，皇帝和他的家眷使用马桶，产生的秽物，由宫中太监负责带出紫禁城外处理。在中国，上厕所被称作“方便”，然而，直至数百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上厕所——尤其是公共场所的厕所——绝对称不上是一件“方便”的事。为了解决2008年奥运会前后汹涌而来的人流的“方便”问题，北京市政部门近年来罕见地投入了4亿元人民币，用来改造和建设北京的公共厕所。

　　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工程师马康丁被称作是公厕改造专家。

　　这的确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称呼，然而，用来称呼马康丁却最合适不过。这个说话风趣的中年人绝对是一个公厕问题专家。他有些腼腆地说，自己已经和北京的公厕打了整整17年交道；他因此精通和公厕有关的方方面面，头脑里藏着许多可以脱口而出的关于“方便”的数据。

　　厕所改造运动

　　对马康丁来说，2008年当然是北京市“公厕革命”的上好的契机。到2006年为止，全北京城共有各类公共厕所5049个，马康丁说，这一数量的趋势是在下降，因为北京的平房区在成片成片地减少，这些地方都将建成新式公寓，因此，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也就随着胡同消失了。

　　马康丁现在主要工作是将老式的沟槽式的冲水厕所，改成有独立便器、独立冲水的厕所。2005年到2007年，北京共改造了这样的厕所3505个。改造的目的是让沟槽式冲水厕所从此消失。但是改造导致了坑位减少，造成了居民早上排队。可见，任何改造都是有得有失的。

　　除此之外，这三年里北京还新建了1000多座厕所。但是市政部门的官员仍然担心公厕不够用。北京市政府呼吁，北京的饭店和商场能够向公众和游客开放它们的洗手间。全民动员只适合特殊情形，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在于增加厕所的数量，并且，改变此前厕所给人的不佳印象。这已经成了奥运之前北京市政的当务之急。

　　从2001年开始，北京每年在厕所上投入的资金都有数千万元之多，2005年，投资超过了1个亿，2006年的数字又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共有5000多座厕所在这一轮指向2008年的改造运动中得到了翻新、改造或者重建。

　　很难想象，如非2008年的急需，市政能够这样连续投入如此大量的资金改造厕所。在1990年代，资金短缺一直是北京厕所建造和改造的瓶颈。为此，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进行的改革一样，厕所也开始大规模的收费，一类厕所如厕一次收费标准是2毛钱，二类1毛，上一次最简陋的冲水厕所也要花5分钱。到2002年，收费厕所陷入了一个怪圈，人们想出种种办法逃避收费，随地便溺的现象显然增加了，人们对收费的指责越来越多，最后，政府发现，厕所收上来的钱很难管理和控制，而且，这些钱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根本解决不了资金的困难。

　　收费如厕时代给北京市政留下了若干难题，一些由私人企业投资建造的厕所至今仍在运营期内。这些厕所往往不光是厕所，也是一个小商店，里面经营的商品并不仅限于盥洗用品，而与普通的杂货店无异——甚至还包括了食品。这种经营方式现在成了市政的心事。

　　2001年开始的、长达数年的厕所改造运动，是北京城历史上投入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厕所改造运动，几乎要全面扭转北京厕所的“前现代”局面。奥运会已经成了许多国家在进入现代化阶段时的自我展示手段，它对举办城市的城市面貌往往都有重要的推动，这次，它推动了北京厕所的现代化进程。

　　但这不是马康丁经历的第一次厕所改造。

　　在历史上，北京的厕所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大规模的改造运动。1960年代初，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官员随时传祥一起参加背粪劳动，亲身感受到“旱厕”的恶劣环境和掏粪工人的辛苦，随后发出号召，“一定要革粪桶的命”，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才将北京市8．5万座旱厕转变成水冲式厕所，同时又在一些胡同里新建了3000座“公厕”。马康丁的同事、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宣教处的处长郭卫东对这次改造还记忆犹新。四合院里的厕所是当然旱厕，拆除之后对改善四合院居民的生活条件不无帮助，所以，1960年代的厕所改造运动得到了大多数居民欢迎。时间到了21世纪，郭卫东和马康丁主持改造这些1960年代建设的胡同厕所，却遇到了种种阻力。

　　“住户说什么也不再让厕所挨着自家的房子了。”马康丁说，另外，建厕所和许多建设项目一样，需要一个个部门盖章。他为此很苦恼。但苦恼还不限于此。人只要不是恰好内急，厕所在他们看来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开发商拆掉一片平房区，自然也连里边的厕所一并拆光，尽管有规划，但并非每个开发商都乐于把这些拆掉的公厕再还回来。

　　那么，按照现在的进度，北京的厕所能够为2008年的奥运会带来的旅游人群提供足够的服务吗？“有一些地方，排队是难免的”，马康丁说。这是个历史问题。他参与制定的一项规划认为，至少要到2020年，北京才可能彻底解决“不方便”的难题。

　　一种历史遗产

　　奥运会场馆内的厕所将达到700多个，而外围周边还有800多个公厕为奥运会服务。北京市政的采购单里，还有总数达1000个厕位的移动厕所和5辆无障碍厕所车需要采购。他们还需要培训一支3000人的保洁队伍，为奥运会期间提供保洁和语言、手语服务。但是，在彻底解决北京厕所布局和数量问题之前，这些厕所并不能保证届时不会出现厕所使用的爆发性增长。

　　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设备和方案也在悄然准备之中。

　　1999年举行了国庆阅兵庆典，北京动员了50万市民参加这次建国50周年大庆，天安门前安排了群众庆祝游行。典礼当日清晨，参加庆典的人群陆续从北京各城区向天安门和长安街汇集。召集和安排这么多人参加大型活动向来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除了考验负责组织和安全事务的部门的能力和经验，大规模的后勤保障是一个决不能掉链子的环节。参加庆典的人群最早从凌晨2点多开始集结，组成规定的队形，一直到中午庆典开始，在这漫长的几小时时间中，他们要吃一顿早饭，还要上多次厕所。马康丁说，根据研究，常人每三个小时要上一次厕所，在已经秋寒阵阵的10月的北京，清晨的低温会让人如厕的频率更高——他的工作就是要保证人们有厕所可上。

　　比平常多忍耐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忍太长时间。这也是有数字的：从有便意到必须解决，时间在5到10分钟之间。厕所不能离人群太远，更不能太少，等待如厕的队伍不能排太长，因此设计要保证使用效率高，任何一个疏漏将无可避免地引起混乱。环卫部门的压力很大。

　　天安门和长安街附近的现成设施无法应对人流的爆发性集中。天安门附近只有5个厕所，每个厕所面积都在二三百平方米，在游客较多的时候已经人满为患，根本不足以应付所需。幸好，1949年以来，北京举行过很多大型集会。集会已经成了北京城市性格的一部分，也是城市管理中一定要考虑的部分。

　　马康丁熟悉天安门和长安街的道路、沟渠和下水系统。在那些特别的时刻，这些道路、沟渠和下水系统都可以魔术般地变出很多临时厕所来。很多人行道下面是特制的沟槽，围上一块油布，将路面上不起眼的一块铁板支起来，这里就变成了一个临时厕所。长安街和天安门附近，这样的临时厕所多达123座。这是经常举行大型集会的“文革”时期给北京市政留下的烙印和遗产之一。

　　1999年的庆典当天，人民大会堂前还摆放了汽车厕所和可移动的厢式厕所。广场西侧一些污水井口也被改造成临时厕所。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厕所解决了大问题——集结在天安门前的人群的方便问题。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些临时厕所也可能在奥运会期间发挥作用。■

　　到“家”观奥运

　　一些房东不放心把精装修新房借给陌生人，童晓青以自己的管理团队赢得了这些房东的信任。

　　撰稿／金 姬（记者）

　　个性化服务的中介

　　9月下旬的一个晌午，北京艳阳高照。在海淀区知春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27岁的童晓青正在和一位中年妇女交代工作，一旁的一个小伙子则坐在电脑前，负责处理公司网站。这里是“北京家庭旅馆”（OHL）的第二个办公点，学生模样的童晓青就是总负责人。

　　从去年10月开业以来，OHL以“奥运”为噱头，在京城短期租房市场独树一帜。但OHL的老板童晓青，这位曾经的清华在职研究生显得十分谨慎，表示虽然OHL英文全称和网站都是Olymhomtel，但中文名字不再和“奥运”挂钩，毕竟这只是一家类似房屋中介的私人企业。事实上，她的创业并非奔着奥运去的。

　　童晓青不是北京人。她在清华读研发类在职研究生时，发现许多到海淀区上新东方语言学校的学生需要在附近短期租房。新东方虽然有宿舍，但不能满足所有需求。对这些学生而言，住宾馆太奢侈，普通房源又不太愿意短期出租。童晓青正是看准了这点，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清华念书的机会，全身心开始了家庭旅馆创业之路。

　　“家庭旅馆”的概念来自国外，这种流行于欧美的小型家庭式旅馆，被称为“b＆b”，是“bed and breakfast”的缩写，直译为“住宿和早餐”；实际上是将自己的住所作为旅馆出租的一种经营形式。西方国家家庭旅馆十分发达，几乎在各风景点附近都有，价格约相当于普通旅馆的三分之二，且软硬件标准化，并有国际化的“b＆b”标志。

　　童晓青经营的OHL和国外的家庭旅馆有所不同，她手里的房子都是从别人那里租的。“我不是二房东，而是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房屋中介。”童晓青说，她手上的房子都是从房东那里租来的全装修房，她和自己的团队（不超过10人）再精心布置一下。例如，床单颜色就有七八种，客户可以在OHL网站上选择心仪的房型和床上布置。OHL还为房客在厨房提供柴米油盐，这是普通宾馆无法媲美的。

　　在海淀区，其实有不少闲置的房源，一些房东不放心把精装修新房借给陌生人，童晓青就以自己的管理团队赢得了这些房东的信任。“我们有专门的保洁工人，至少每5天打扫一次，如果客人要求，我们可以随时派人打扫，既保持客房卫生，又保证了客人的私人空间。”童晓青说，OHL的客人主要是学生、白领和自助游客。这些人的素质相对较高，房间也能保持得不错。

　　在和记者的谈话时，童晓青又接到了一个主动上门提供房源的房东电话。她向记者表示，当初创业时是自己跑上门去说服房客租给自己房子，而如今在海淀区一带做出牌子后，很多有空房的人都愿意找OHL。“因为我们可以让他的房子租出更高的价钱。”童晓青自豪地说。虽然，OHL的利润就是这房租的差价，利润比较微薄，但她觉得OHL已经步入正轨。当然，这一年OHL也走了一些弯路。例如，之前并没有定金制度，个别房客网上订房后却无故违约，让OHL的房间的利用率不高。

　　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家庭旅馆在中国还只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像OHL这样的家庭旅馆该如何应对？也许是开业一年来尚未遇到棘手问题，童晓青对于OHL很有信心。“我们的房子都在硬件设施比较完善的小区内，24小时保安，至今都没有出过纰漏。”当然，她也坦言，国内对于家庭旅馆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是一片空白，她也希望能够有完善机制来保障中国的家庭旅馆行业良性发展下去。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关注家庭旅馆市场，一些地区针对这一现象已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如旅游胜地海南三亚2004年8月1日起试行的《三亚市家庭旅馆管理办法》，对“家庭旅馆”的安全、卫生条件等均做了量化规定。北京为发展2008奥运民俗胡同游，首次指定了一批具有北京地方色彩的住宅作为民俗家庭旅馆。

　　对于家庭旅馆的经营者，今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也许是一道紧箍咒。《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这意味着如果要“住改商”，只要有一家业主不同意就不能经营。

　　显然，童晓青没有考虑这么多。她现在和众多家庭旅馆经营者一样，希望能在2008北京奥运的经济效益中分得一杯羹。

　　备战2008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预计将有上百万国内游客和50万国外观光者涌入京城，巨大的游客数量考验着北京的接待能力。其实早在北京正式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之时，北京的酒店业就燃起了前所未有的烽烟，全球酒店业巨头纷纷扩张新地盘，现有酒店也积极拓展装修备战奥运黄金月。

　　据著名酒店投资服务机构仲量联行酒店集团统计结果显示，2006年北京地区有6家高档酒店开业，新增客房1817间；2007年新开业的高档酒店则将达到13家，新增客房4005间；而在2008年，将有18家高档酒店开业，新增客房达到惊人的7112间。其中，香格里拉、索菲特、万豪、希尔顿、威斯汀、宜必思、诺富特等国际知名品牌都将在2007－2008年有新酒店在北京开业。

　　客房量的迅速上升，却未必能够提供宽松的住宿选择，很多人在担心奥运会期间星级酒店价格惊人之余，也在担忧即使经济条件允许，也未必能够预订到自己满意的客房。今年年初，北京市113家星级酒店和253家非星级旅馆与北京奥组委达成协议，这些奥运签约酒店的资料被链接到奥组委官方网站，所有资讯将以中英法三种版本呈现，世界各地游客均可在网上敲定住宿酒店。

　　在113家签约酒店的所有客房中，70％将用于安排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赞助商、各国官员和裁判员等人员，另外30％则可以接受散客预订。而在预订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外国人，而且他们往往订下奥运会期间一个月左右的客房，有些酒店甚至出现奥运会赛程前后共三个月的客房预订火爆的局面。由此看来，普通游客即使是提前一年多的时间预订奥运会期间客房，也未必有十足的把握。

　　北京市旅游局局长杜江表示，目前北京全市有社会旅馆3981家，客房17．48万间，床位36．77万张，奥运期间，房间数在50间以下，日收费在50元以下的社会旅馆将成为国内观众接待的主力军。此外，为了让社会旅馆更好地发挥奥运接待功能，北京市专门出台了《住宿业服务质量标准及评定》，达标旅馆的资料也将被链接到奥组委官方网站，游客或团体可以在网上直接预订这些酒店或旅馆。

　　童晓青和其他家庭旅馆经营者未必了解这一情况，但他们知道家庭旅馆必定会成为奥运期间的“香饽饽”。游客在奥运会期间来到北京，与普通的旅行有一些差别，因为奥运会长达半个月，所以中外游客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也将明显长于一次观光旅行，有不少人更是打算在整个奥运会期间都留在北京，利用观看比赛的间隙还可以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在宾馆预订半个月的客房，开销有些过大，于是不少游客想到在北京租一套短期住房。

　　与此同时，一些在奥运期间有各类商务需求的人，则更加青睐奥运场馆周边的酒店式公寓。如欧洲最负盛名的经纪机构、德国Corporate Concierge公司已签下位于北京燕莎商圈的“波菲特行政公寓”的200余套住房，奥运会期间，这200余套奥运住房将为包括德国电视台、俄罗斯奥组委以及俄罗斯政府的官员等在内的目标客户提供服务。与之情况类似，专家分析，酒店式公寓的特别优势使其成为商务人士、媒体等人群在奥运会期间的首选住所，由此也完全可以理解不少人对酒店式公寓的投资热情。

　　OHL的档次没有那么高，目前也只在海淀区有房源。但童晓青觉得OHL的优势仍然十分明显，OHL的英文网站也将在今年年底前推出，这样就可以接受海外游客的网上预订了。“我们会给客人提供租赁业务，如自行车、电脑甚至汽车。在北京奥运期间，我们也会提供导游和翻译，还有短信提醒系统。目前，我们已经有能力给自助游客人提供各种信息了。”童晓青准备在奥运场馆周围再租一些房子，她希望自己的家庭旅馆事业能乘着北京奥运的翅膀飞翔。■

　　我为英语狂

　　里奇完全被北京人的英语热情所感动，他在家旁边的五道口公园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英语角。

　　撰稿／金 姬（记者）

　　拼命里奇

　　很少有老外在北京拼命工作，美国人里奇·梅（Ricky May）是个例外。他最近3个月周一到周六在怀柔的培训基地给参加北京奥运的国内技术官员（NTO）进行英语培训，周六晚上坐车回北京，周日给竞赛组培训，周日晚上再回怀柔。作为一名来自亚特兰大的英语老师，当里奇得知自己所在的EF英孚教育今年3月被定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语言服务供应商时，就投入了十二分的精力来完成这一使命。

　　里奇说：“奥运是世界性的，对于奥运会的热情也是世界性的。当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奥运会对于全中国人民有着更重大的意义。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在美国举行的第四次奥运会（1904年的圣路易斯，1932年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但对于中国，这是第一次。作为中国的代表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是一次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机会。”

　　全球最大英语培训机构英孚教育为国内裁判、翻译人员和北京奥组委其他工作人员提供语言应用、翻译技能等不同层次的外语培训服务。

　　今年4月21日，第一批31名北京奥组委学员到EF英孚教育培训中心，参加首轮EF英孚为其度身定制的英语培训课程。这批学员主要来自竞赛组织团队，是负责北京2008年奥运会体育赛事组织的骨干工作人员。运用英语同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关国际体育赛事组织专家、运动员、教练、代表团领队及其他工作人员进行频繁沟通协作，将是他们在奥运会赛事期间的一项主要工作内容。

　　英语水平处于不同程度的首批学员，通过英孚特有的英语水平测试系统，被初步分为不同级别的小班（一般分为A、B、C三档），接受外教的面对面小班授课，每小班学员人数在10人左右。这也使得每位学员在为期15周，总共80学时的首轮英语培训中，都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充足的课堂会话锻炼时间。所有学员学成后，会得到英孚教育的一个网上账号，可以随时通过网络复习英语，保证自己的水平不会在奥运期间退步。

　　里奇是他们的老师之一。尽管为了能让学员们有舒适放松的学习环境，学校已经准备了很多，但里奇还是经常地在教室里为学生们添些东西，例如咖啡、糖果、小礼物。同时，里奇为了能够让学生们尽可能轻松地学英语，他在课堂上经常涉及一些相关的小活动，例如角色扮演、实地演练等等。此外，他还根据每个学生的优缺点来给他们制定有针对性的学习计划。

　　在课外，里奇也经常和学生们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看电影，教他们英文。学员白军华（奥组委射击项目成绩经理）说：“开始我根本就开不了口，主要是心里紧张吧，幸亏是小班授课，老师也很能带动大家，而且课程内容也和奥运相关，我的口语水平现在有了明显的提高。”

　　虽然工作辛苦，但里奇又坚持从7月2日开始给北京奥组委国内技术官员（NTO）第一期英语脱产培训班开班3个月。这次培训重点放在如何使用语言沟通，采取小班教学，通过角色扮演、场景模拟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学员听、说、读、写等工作应用技能。受训人员共61人，分别来自14个竞赛团队，主要包括网球、羽毛球、柔道、体操、举重、手球、跆拳道、篮球、射击、田径、垒球、跳水、蹦床、乒乓球。

　　在里奇的学生中，有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78公斤级冠军唐琳，她表示：“老师非常风趣和有责任感，课程的设置也很科学。这次英语培训是我的又一个起点。”这些NTO学员在封闭式环境中尽量说英文，即便是中午在食堂吃饭，也不忘英语对话，让里奇老师很欣慰。

　　事实上，里奇发觉北京弥漫着浓郁的“英语热”。他家东王庄小区边上有一家面包店，他经常在那里买点心。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店员上前用英文和他交流。“还有一次，我在地铁里和一个中国朋友聊天，当那位朋友在某件事上无法用英文表达时，旁边一个陌生人就用流利的英文为他解围。之后，我们就攀谈了起来，还彼此交换了名片。”里奇对记者表示，他有很多中国朋友，包括商人、艺术家、音乐人、老师和政府官员，他们都是因为学英语而相知相识的。

　　里奇完全被北京人的英语热情所感动，他在家旁边的五道口公园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英语角。起初，英语角是在工作日，主要针对年轻人，但效果并不理想。他准备奥运培训结束后，把英语角时间改在每周六晚，这样还能教一些老年人。“一种共同的语言能建立和巩固我们的关系。1996年，我住在亚特兰大。现在，我很幸运在为北京奥运作贡献。”里奇以一句中国古语结束了采访，“人心齐，泰山移。我将尽我所能帮助奥组委的学员们掌握英语。”

　　“白鸽”飞入百姓家

　　里奇希望教老人英语的心愿，已经有人在帮他完成了。从2006年9月开始至今，北京师范大学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基础教育志愿者中心，在负责人赵荣的带领下，近50名志愿者在北京的两大社区（蓟门里社区和鼓楼苑社区）、六大餐馆（鸿宾楼、望德楼、玉华台、贵阳饭店、烤肉季、西来顺等饭店）为120多名老人、服务员、文明乘车监督员提供了义务的英语教学服务。

　　赵荣向记者表示，这些志愿者都是在北师大校内招募、选拔产生，英语教学的志愿者多来自外文学院、文学院等院系，选拔后的志愿者在工作前，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基础教育志愿者中心会组织统一培训，之后的教学也会统一参考社会上的教材并制定实际的教学方案。在集中教学外，还采用结对子的方式，学员平常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白鸽”。

　　最令“白鸽”难忘的，也许是鼓楼苑社区那些老龄学员们。

　　每周三下午2点，北师大“白鸽”志愿者们都会到鼓楼苑社区教老人英语。那些满头白发的老人们，看到志愿者进门，就会正正规规地喊“老师好”，让那些20岁左右的北师大学生倒有些不好意思。虽然“白鸽”并不指望老人他们能背多少或用多少英语，主要是了却他们学英语的心愿、丰富一下他们的晚年生活。

　　老人们倒十分认真。很多老人学英语的初衷是，希望外国朋友来到北京的时候，自己也可以主动和他们打声招呼，交谈几句，表达北京对世界的友好和热情。学到后来，也就变成一种习惯了，每周一次，十来个老人聚在一起，读读背背、和志愿者聊聊天，一段时间下来，还真的学会了不少句子，在街坊邻居、儿子女儿面前展示一下，很有成就感。有位老奶奶在楼道里还和一个老外聊了几句英语，让对方吃惊不已。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每次都坚持来学，但由于耳背，每次学英语单词和句子时，“白鸽”志愿者得在他耳朵边大声喊。一年时间下来，老大爷和“白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今年暑假前，因为有些志愿者课业繁重要暂停活动，新学期将更换新一批志愿者。暑假前最后一次教老大爷时，“白鸽”们还是在他的耳朵边大声喊，喊着喊着眼泪就下来了。这样一位听力障碍的老人，在学习的认真程度上给“白鸽”这些年轻人的震撼是难以想象的，也正因为如此，北师大的“白鸽”们会继续走入寻常百姓身边，让北京为08奥运做好“发声”准备。■

　　“老金记者团”

　　带外国记者来采访北京奥运会，对老金来说既是一个新的市场，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撰稿／晨 曦

　　“老金团”，已成为一个品牌

　　随着2008奥运会临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中国和平国旅海外交流商务部总经理金家继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全国各地的体育记者打来的。与媒体多年的合作，使得“老金”（这些年全国的记者都这么称呼他，其实他并不老）每每与记者通话，总是显得那么轻松、愉快甚至是谈笑风生。记者给老金打电话，内容出奇地一致，几乎全都是向他“求助”采访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相关服务的。

　　老金从1986年开始从事旅游服务工作，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第一次组建“老金体育记者团”后，近7年来已成功开辟出一个为体育记者出国采访提供服务的旅游市场。在这7年间，他共率领了1500多人次的记者，先后赴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采访。

　　了解老金的都知道，老金最大的本事就是极善沟通、人脉很广，尤其是在给记者办理奥运会、世界杯、亚运会等重大比赛的签证时，从来没有一名记者被拒签过。除了良好的信誉外，老金周到的服务也帮助记者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近7年来，老金先后组织记者团采访了悉尼奥运会、日韩世界杯、釜山亚运会、雅典奥运会、女足世界杯、2004欧洲杯、德国世界杯、多哈亚运会、泰国亚洲杯等大型赛事，另外还组团采访了像男女足系列的国际赛、世乒赛、女排世锦赛等许许多多的专项国际赛事，总计已达30多个国际大赛了。

　　现在，全国各地的体育记者也时常来北京采访老金。在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周年时，不少媒体做特刊的时候都想到了采访这个老朋友。老金也不含糊，请每个来北京找他的记者出去吃饭，那股子热情劲，真让人感到一种“老友”般的温暖。其实，老金就是这样的一位性情中人，无论对朋友还是记者，几乎每求必应，只要他能做到的，肯定是全力以赴。

　　记得有一年国家男足去国外打比赛，当时老金因其他公务未能组织记者团前去采访，结果几十名“无组织”的中国记者抵达当地后，遭遇到了不少麻烦。当时正值西方的传统节日复活节，中国记者订房晚的，根本就没戏；订房早的，人家说，没有最后确认，取消了。后来找到房间的记者，住进去一看房间里没有宽带，还不能拨号上网，当时老记们开始想念起老金，可以说，在那一刻起，有了这种经历的记者，对老金也就有了更深的感情。而对于老金来说，他的“老金记者团”因此也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品牌。

　　服务记者，全国第一人

　　可以说，作为旅游业经理人的老金，是在奥运会等其他赛事的大背景下开始一步步成为“敢吃螃蟹”的第一人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发展突飞猛进，每年广告收入以亿元计的报社、电视台更是财大气粗，选派体育记者出国采访国际大赛也成了家常便饭。可是，随着出国采访的体育记者人数成倍增加，记者在国外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很多人在办理签证时不知如何下手，而且出国后一般都是“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在国外预订宾馆、采访比赛、通讯上网时都要面临一些棘手的难题。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老金发现了其中的商机。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他与中国晚报协会携手合作，组织了100多人的庞大记者采访团，那是老金第一次组织记者出国采访，通过与体育记者的那次打交道，老金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国记者在国外采访时经常遇到哪些难题、最需要哪些服务，因此在后来组团采访活动中，老金总是能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如今“老金记者团”的行程计划安排已经相当周密。在每次大赛来临前三个月左右，他便会早早地给全国各地的体育记者发去电子邮件，提醒准备出国采访的记者朋友提前做好前期准备，并附上详细的采访行程时间表，对记者出国费用、行程安排、下榻的酒店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介绍酒店时，老金提到了星级酒店内的必备设施后，总会补充说明房间内有“电话接口”以及“网络数据端口”。老金说：“网络是记者的生命线。这也是记者与一般观光的旅客不同的地方，因此我们在联系记者下榻的酒店时，首先就要考虑到通讯网络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记者服务的重中之重。”在雅典奥运会时，老金组织了全国150名记者的庞大采访团，抵达雅典后，老金马上给记者解决了通讯网络问题，在记者所住的房间除了能拨号上网打国际长途外，老金还为每一位记者提供了无线上网网卡，同时还为所有记者办理了进入新闻中心的证件，在新闻中心，组委会为世界各地的记者提供了近千台电脑，并有数千个宽带接口。

　　另外为了确保记者工作的万无一失，老金一般都是在距大赛开幕前两至三天提前抵达赛区，到目的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记者解决“通讯网络”问题，之后再帮助记者解决一些吃住行的问题，一切都安顿好之后，老金会扔下一句“有事CALL我”，便悄悄“消失”了，待到大赛即将结束时，老金便会再次现身，帮助记者办理退房、回国的一些琐事。

　　2008奥运，再展拳脚

　　以前，老金是带记者出国采访，如今2008奥运会在家门口举行。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作为眼光敏锐的旅游经理人，老金已做好了再展拳脚的准备。

　　“旅游业最看重黄金周，每个黄金周，带给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是相当巨大的。然而，北京奥运会比黄金周的商机可大多了，对中国旅游行业的刺激是空前的。”老金说，“2008这届奥运会，除了继续为本国记者服务外，我还打算为国外体育记者组织采访团，这将是一个新的尝试，不过国外的情况与国内不同，操作起来比较复杂。”据了解，老金正在着手操作此事。

　　带外国记者来采访北京奥运会，对老金来说既是一个新的市场，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不谦虚地说，我们旅行社在国内记者圈已小有名气，但在国外，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个专门接待体育记者的旅行社。所以，我们要抓住北京奥运会这个商机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想办法寻找更多的客源，然后是针对国外记者的特点做好各种服务。”

　　“很多旅行社招揽旅客的手段有很多花样，有的承诺门票、有的在机票和住宿等方面做文章等等。我们不会以这样的方式给国外记者承诺，因为有些承诺没有兑现保证，我们最主要是搞好服务、确保质量。对外国人更得讲诚信，必须在服务上做得更好。”看得出来，老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思维也特别清晰，而且对2008的打算早已有了自己的操作计划。

　　据记者了解，除了要带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组织外国记者采访团外，老金依然没忘记为国内记者服务，截止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有150多名记者找到老金，希望在奥运会期间帮忙安排住宿、办理一些相关证件的事情。老金说：“这次为国内记者服务不可能会赚太多的钱，但是毕竟是老朋友嘛，只要大家看得起我，有事找到我，能做到的肯定会全力以赴。”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要求老金谈一下北京的变化。老金笑了，他从办公室的皮椅上起身，走到鸿基大厦（他们公司的办公楼）的玻璃窗前，指着窗外一排高耸如云的大楼，一条条错综复杂、四通八达的公路，“你看，这就是北京的变化。北京的地图两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很多地方老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从老金闪烁的眼神中，记者再次看到了他对2008奥运的憧憬、期待和自信……■

　　与埃塞俄比亚有个约定

　　埃塞俄比亚奥委会官员专门与冯艾作了一个“约定”，届时希望冯艾以志愿者的身份给他们国家的体育代表团更多更好的更周到的服务。

　　撰稿／张 伟（记者）

　　多年来，冯艾一直是一名志愿者。

　　在今年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招募仪式”上，冯艾作为志愿者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发言，那一刻，许多人认识了冯艾、记住了冯艾，这不仅仅是因为她那阳光般的笑容，更是因为她的故事。

　　冯艾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她说：“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当志愿者？我想，这些年的志愿服务，让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被需要的感觉，从未有过的被尊重的感觉，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与充实……在孩子们的眼中，我不仅仅是老师，更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的大姐姐。那时，从宿舍到教室的路上，孩子们常常往我怀里塞个小苹果，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就跑掉，在我宿舍的窗台上，总有孩子刚刚采来的野花。当志愿者，你付出的越多，收获也就越多。”

　　如今，冯艾向本刊记者回忆起那些往事，她感慨万千：“我在云南支教时，一天，住在隔壁的女生，熄灯前唱起了彝族歌，一个女孩敲敲我的门，只探出个小脑袋问：‘老师，你听到歌声了吗？’我笑着说：‘当然听到了，真好听！’孩子高兴地说：‘老师，我们是为你唱的！’等她回到宿舍，我听到了女孩们的欢呼声。从那以后，傍晚、熄灯前，隔着宿舍的那道墙，我总能听到孩子们唱给我的歌。虽然我听不懂这些彝族歌，但我知道，这歌声代表了孩子们纯真的爱。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在广播里得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获得了2008奥运会的举办权。当时我就在日记到写道：‘届时我希望能把最好的志愿服务带到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

　　几年过去了，冯艾的学生有的已经大学毕业，在他们选择毕业去向时，冯艾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山里娃竟然都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回到乡村当一名支教志愿者。电话中，孩子激动地对冯艾说：“老师，我接过了你的粉笔，我要去支教了！我要成为一名像你一样的志愿者！”电话那头的冯艾，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回忆说：“那一刻，我觉得我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就是爱的力量，因为冯艾的爱，使更多的人懂得了奉献的意义，这也是她如今“奥运化生存”中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然而真正发自内心的笑、为社会为别人付出的微笑才是最让人感动的。在明年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当世界各地的人看到更多的像冯艾这样的志愿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文明古国的魅力将会征服无数外国朋友。

　　志愿者使我的生命更有意义

　　有人认为，在当今社会当志愿者，很多人都是有目的的。其实，自从冯艾第一次当志愿者走进西部支教时，她就听到一些人的冷言冷语：“现在的志愿者并不纯粹，因为当志愿者后国家都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考研加分、帮助安排工作等等。”对此，冯艾却很平静地说：“真正的志愿者是不需要这些优惠政策的，当时我们曾跟有关方面说，我的考研不需要加分、也不需要一切优惠政策。去支援西部，我完全是自愿的、发自内心的，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期待和梦想。”

　　冯艾向记者透露，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母亲还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受父母的影响她更是知书达理，从小生活条件较优越，但并不娇气。大学二年级，冯艾在复旦大学组织很多同学一起勤工俭学，并用勤工俭学的收入帮助许多贫困学生。据悉，冯艾还是复旦大学“爱心基金”参与发起者之一。“爱心基金”吸纳复旦校友和社会人士捐款近100万元，已帮助复旦大学120多名贫困生完成学业。就在中国申办北京奥运会成功后的这几年间，冯艾一直没有间断过当志愿者这一“职业”，当年，父母希望她去已经在北京给她联系好了的工作单位、她实习过的数家大公司也向她发出了邀请，复旦大学则决定保送她读本校研究生。可是，冯艾的选择却出乎许多人意料。她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复旦大学支教团，到宁夏去教书。

　　很多人是含着泪看完电影《美丽的大脚》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那部电影的拍摄地正是在冯艾支教的贫困县——宁夏西吉县。西吉位于宁夏南部山区，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曾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严重干旱导致生活用水匮乏，当地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这里的孩子大部分没有走出过大山，有的甚至没有去过县城。在去宁夏西吉前，朋友一直劝冯艾：“到宁夏要耽误一年时间，西吉又缺水，太苦了，你会受不了的。”可冯艾却不听，毅然踏上了西征之路。在采访中，记者问她：“你还记得在西吉的第一个晚上是怎么度过的吗？”冯艾说：“第一个晚上，到了白崖乡中学以后，校长先请我吃饭，那是当地很丰盛的一顿晚餐了，可是仅仅只有面条，因为也没有别的吃的。然后校长跟我讲；‘你明天要上高三的语文，和高二英语课。’那一夜，我几乎没睡着，一些最基本的学习用具都没有，没有课本，没有教案，什么都没有，我每天该怎么上课呀。”可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冯艾整整一年的努力，那年夏天，白崖乡中学10多名毕业生参加高考，6名学生榜上有名，创下白崖乡中学最好成绩。可作为高三毕业班英语老师的冯艾，一年下来体重下降了10多斤。

　　一年后，冯艾和其他支教队员要回上海了。当时，《美丽的大脚》影片中的一幕出现了：全校200多名学生聚在操场上为远方的老师送行。欢送会上，学生们和冯艾都哭了，离别的忧伤笼罩着校园。第二天冯艾出发时，学生们一大早就等在宿舍门口依依不舍地送别敬爱的老师……

　　返校一年后，冯艾再次踏上了支教之路，这一次她去的是海拔3200多米的云南省宁蒗县战河乡中学，一干又是一年。很多朋友跟冯艾开玩笑：“你当志愿者上瘾啊？”冯艾说：“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同吧，我认为奉献使我的生命更有意义。”

　　2008与埃塞俄比亚有个“约定”

　　谈及明年的北京奥运会，冯艾又向本刊记者谈起她在非洲当志愿者的一段经历。当她来到埃塞俄比亚时，当地的奥委会官员还亲切接见了冯艾，并一再表示：“我们坚持认为中国北京能承办一届最成功的奥运会，另外我们还期待你作为北京的志愿者能带给埃塞俄比亚更多、更好的帮助。”

　　当时埃塞俄比亚奥委会官员称：“在雅典，我们的记忆很苦涩，我们坚信明年的北京之行，一定很美好。”原来，在雅典奥运会上，埃塞俄比亚女子中长跑本来是志在必得，结果却意外丢金，这是因为他们把雅典奥组委竞赛委员会安排的比赛时间搞错了，结果导致埃塞俄比亚运动员赛前来不及热身，使比赛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一次埃塞俄比亚奥委会官员专门与冯艾作了一个“约定”，届时希望冯艾以志愿者的身份给他们国家的体育代表团更多更好的更周到的服务。当时，冯艾欣然应允：“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担任好志愿者的工作，保证让您满意。当然如果不是我，我也相信中国其他志愿者同样也会为你们提供最周到的服务。”

　　我们坚信，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全世界将会在北京看到更多的笑脸，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志愿服务。因为从冯艾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志愿者的高尚和可爱。■

　　实验室里夺金

　　袁守龙见证了庞大的举国体育体制怎样从经验主义时代转身，开始迎接运动科学的挑战。

　　撰稿／汪 伟（记者）

　　“科技奥运”是中国为2008年奥运会制定的口号和目标之一。口号的意思是，在奥运场馆建设、比赛管理和支持系统的建设中，将应用大量新技术。科研人员受到鼓励，将他们的专业技术，应用到和奥运相关的课题上。

　　袁守龙是繁忙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的一个。在专门备战奥运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奥运会办公室，袁守龙是一名普通处级官员，也许可以称作年轻有为的“技术型官员”。2004年，他作为中国皮划艇队的副领队和队医，率队拿到一块金牌，创造了中国水上运动的历史性突破。

　　那时候他还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博士生。中国皮划艇队以博士云集著称，2004年共有5位博士和博士生为夺金计划工作。因此，皮划艇的奥运金牌被认为是体育科研人员的成功。

　　在此之前数年，袁守龙一直在地方体育队出任队医和技术人员。竞技体育是运动明星的舞台。但在明星的光环背后，科研人员付出了长时间的努力，试图揭开运动和训练的规律。竞技体育的赛场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了科研力量的竞技场。年轻的袁守龙是一个见证者，他见证了庞大的举国体育体制怎样从经验主义时代转身，开始迎接运动科学的挑战。

　　历史性的突破

　　2004年8月28日，在雅典马拉松区的斯基尼亚斯的奥林匹克赛艇皮划艇中心，举行了雅典奥运会男子双人皮划艇500米决赛。中国选手孟关良和杨文军靠0．072秒的优势，幸运战胜了古巴和俄罗斯选手，摘得金牌。这是中国水上运动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和前一天刘翔夺得110米栏金牌时举国欢庆的场面相比，孟关良和杨文军的胜利要寂寞许多。然而，这块金牌很快被看做是中国体育训练科学的历史性成就。雅典奥运会后，支撑皮划艇训练的科技成果，被授予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体育界前所未有的事情。

　　实际上，皮划艇金牌是一块惊险的金牌。由于出发失误，夺冠热门孟关良和杨文军直到冲刺阶段的最后三桨，才决出了微弱优势。这也是一块惊喜的金牌。领桨的孟关良和划第二位的杨文军曾都是单人皮划艇冠军，最好成绩分别排名世界第五和第七；两人本来是水上一对老冤家，没想到，在搭档不到一年之后，成为了双人皮划艇的奥运会冠军。这一历史性成功的背后，是一项不为人知的研究。

　　“这项研究是关键性的”，袁守龙说，“它解决了孟和杨谁领桨、谁划第二位的问题。”

　　关于孟关良和杨文军如何配置，一直是男子双人皮划艇队的难题。两位运动员都希望领桨。因为对单人皮划艇选手来说，划双人艇的第二位需要接受迥异的训练，最终会破坏已经成熟的单人划技术。

　　虽然没有冲击世界冠军的实力，但孟关良一直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单人皮划艇选手，杨文军则是这一领域的后起之秀。谁也不愿意冒险放弃自己领先亚洲的单人皮划艇事业，去冲击一块尚属未知的奥运金牌。

　　波兰裔加拿大籍教练马克希望由杨文军来领桨，让孟关良划第二位。悬而未决之际，袁守龙邀请一位医学教授来讲解肌肉，希望了解到皮划艇运动员的肌肉形态问题。这次学术交流启发了他。皮划艇队随后决定专门立项，调查孟和杨的肌肉参与用力的状况。研究结果出来之后，袁守龙和他的同事们从这项研究中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法。

　　袁守龙认为，由于孟关良从小练习游泳，在用力过程中整个肌群用力均匀，拉桨节奏好，而自幼训练皮划艇的杨文军爆发力好，拉桨速度快，主导划奖的肌群贡献非常高。如果让孟关良划第二位，他的拉桨速度和频率赶不上杨文军，就会形成扭转力矩，导致皮艇不能直线前进，从而事倍功半。而让杨文军划第二位的话，不仅可以在后程冲刺阶段发挥他的爆发力，还可以发挥孟关良的优势，有效控制途中的拉桨节奏。

　　技术人员努力说服教练马克，让他接受了这个基于数据分析的配置。孟关良和杨文军组合迅速崛起，在奥运会之前的亚洲锦标赛上划出了1分40秒的成绩。这个成绩与同期举行的欧洲锦标赛最好成绩相同，二人随后又获得德国杜伊斯堡世界杯冠军。孟关良与杨文军此后就成了雅典夺冠的热门组合。

　　令人郁闷的传统

　　科研人员已经渐渐改变体育训练中的边缘位置，开始向决策中心转移。十几年前的情形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1990年，从安徽中医学院毕业后，袁守龙被分配到安徽省体委从事医务。一辆车把他送到合肥郊区的山沟里，他下了车，眼前是安徽省体委第二训练中心，然而情景很是出乎他的意料；训练场坐落在山区，两排平房坐落在比人还高的荒草之间。他趟着草地中的小径，带着自己的吃饭家伙：针灸工具，走向自己的宿舍。

　　袁守龙几乎是学校里最早进入体育机构工作的毕业生。学校里推荐他的原因，则是因为他曾是校武术队的队员，对体育有所了解。但是事情并不像他的老师想象的那样简单。运动伤害是运动员最可怕的敌人，袁守龙所学的是中医临床知识，对预防运动伤害却一无所知。他的诚恳得到了队员的认同，针灸也帮他树立了最初的专业形象，可惜，在1990年代初，在一个省级的运动队里，运动医学完全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

　　袁守龙天性喜欢钻研，也像那种对工作环境不满意的年轻人一样，强烈地抱有改变现状的期许；他试图了解运动训练的过程，寻找运动损伤的特性。

　　当时在运动科学先进的国家，队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医生形象。他们负责收集和分析运动员在运动前后的生理数据，这些数据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安排训练的主要依据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队医已经是主导着运动科学发展的前沿人物。然而，在中国，在体育训练基本靠经验的1990年代初期，袁守龙在知识上的不满足感带给他的往往不是激情，而是郁闷。

　　1991年10月，在江苏南京举行了全国赛艇锦标赛，附带举行了一场医疗与赛艇运动相关的论文报告会。没有人通知袁守龙。他偶然在办公室人员的办公桌上看到这份通知，于是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论文。尽管他是一个刚刚毕业的中医学院学生，他仍然被安排在第二个宣读论文。

　　“这不是说我的水平高”，袁守龙说，“而是根本没有人重视这样一件事情。”

　　在这种沉闷的专业环境中呆了3年后，郁郁不快的袁守龙准备离开体育系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很多蜗居在小地方的年轻人对南方发生了浪漫想象，让他们渴望摆脱身边陈旧的体制。

　　“我也感到热血沸腾”，袁守龙说，1993年，他终于做好了下海经商的准备。一位熟人推荐他到一家深圳的医药公司去上班。他准备在当年的全运会之后辞职。

　　全运会在成都举行。水上项目的比赛场地在四川新津。袁守龙随队赴赛，为参赛的安徽选手提供医疗方面的服务。但安徽队成绩很不理想，参赛运动员早早出局了。比赛后半程的一天，袁守龙一边琢磨着辞职和去医药公司面试的事，一边到食堂去吃饭。国家赛艇队的熟人刘爱杰把他叫住了，邀请他作为医生，在全运会之后参加国家队队员的选拔测试。

　　刘爱杰告袁守龙，测量工作需要两天时间。但这两天时间改变了袁守龙的选择。他最终没有去推销药品，而是留在了体育界，并被抽调到国家赛艇队，备战1993年的赛艇世锦赛和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见证转变

　　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偶然的，几乎稍纵即逝。1993年，袁守龙随中国国家赛艇队赴布拉格参加世锦赛，重新考虑自己在体育界的前途。有了在国外参赛的经验，他已经强烈感觉到，队医在中国是一个被低估和忽略的岗位。

　　运动医学的主流已经从治伤转移到防伤上。由于运动量过大或训练不当导致的运动员伤病普遍存在，一旦发生严重伤害，就会宣告运动员运动生涯终结。队医只能在事发之后进行救治，而无法也无权参与训练前的规划。

　　世锦赛之后，袁守龙没有立刻回到安徽，而是继续留在国家队在广东肇庆七星岩备战1994年的亚运会，并且带着诸多疑问，转行报考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研究生。

　　从1993年开始，袁守龙开始参加教练与运动员的会议，了解运动员的塑造。他努力开始从一个普通医生向皮划艇队的科研医生转向。皮划艇队给了他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并且按照国际惯例，开始针对运动员，进行日常性的血、尿、晨脉等运动数据的测量。这些数据渐渐开始成为训练的依据。

　　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袁守龙返回安徽省体育局，先后在男子举重队和射击队带队训练，直到2001年。2001年，他考入北京体育大学读博士学位，经历了辞去工作、丢掉工资和前途未卜的阵痛，直到老熟人刘爱杰奉命组建国家皮划艇队，再次邀请他过去帮忙。

　　帮忙的内容和1993年那次一样，要求搞出一个测试方案，据此选拔国家皮划艇队的运动员。到这个时候，皮划艇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极其陌生的，皮划艇运动被人称作中国体育最落后的项目，奥运会最好成绩是第四名，2000年更是没有一名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刘爱杰组建皮划艇队时提出的目标：雅典奥运会拿金牌，一时甚至在各地征调入京的运动员之中，也隐隐有变为笑谈的可能。

　　雅典之后，金牌让这项运动开始为人知晓。同时，这块金牌似乎反过来证明了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将如此落后的体育项目迅速推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的确，国家投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雅典奥运会之前，国家体育总局在水上项目中的投入达到了2000万之多，使训练器材设备逐渐能够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这些投入是时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发起的“119工程”的一部分。这项工程是以田径、游泳和水上运动这三个基础项目在雅典奥运会所占的金牌数命名的。这119块金牌，向来是西方体育强国争夺的目标，也一直是中国的软肋。水上运动甚至陷在颗粒无收的尴尬局面之中。突然翻了一倍的投入使水上运动能够聘请外籍教练，更新装备，并且针对这一项目开展科研，为训练中的改革作准备。

　　如果没有举国体制，水上运动在2004年的突破也许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对因此对这种饱受争议的体制抱着矛盾的看法。

　　和很多少壮派的运动科研人员一样，袁守龙已经发现，在传统的西方体育强国，运动已经和科学技术和商业水乳交融，对竞技体育产生了强劲而长久的推动力。中国正在努力引进最新的训练设备和技术。经费短期内不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瓶颈，但要保证中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体育强国，也许需要更多的变化。

　　2007年，袁守龙从清华大学控制学博士流动站出站。他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课题，都与奥运有关，属于国家奥运科技攻关的一部分。他的研究将被用于支持中国的运动员在2008年取得更好的成绩。但他的兴趣已经转向了体育管理。他离开了皮划艇队，在国家体育总局中担任了一个行政职务。这个职务也许会成为他的另一个转折点；他已经见证了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训练方法的转变，或许他还可以看到更深刻的、发生在管理体制上的变化。也许未必，或者可能相反，这个职务也可能把这个从针灸医生起步的运动科技人员，重新纳入体制内的老传统，将他塑造成一个按部就班的体育官员。

　　不管怎么样，他很期待奥运会的到来。可以预见，和雅典奥运会一样，北京奥运会将很大程度上改变他的生活。往17年前、袁守龙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看去，那时候的中国人很难想象，短短十几年后北京会举办一次奥运会。如果没有奥运会，袁守龙，这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就不会有如此有趣的人生了。■

　　“非奥运赞助商”也疯狂

　　失位者郁郁寡欢，上位者喜忧参半。

　　撰稿／李光斗

　　奥运会期间争夺最激烈的是什么？是金牌吗？不是，比争夺金牌更激烈的是“奥运赞助商”的争夺。奥运期间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不是赛场是市场！

　　2007年4月，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不到500天的时侯，“奥运表现指数”所列的12家企业中有已经有5家为非2008奥运官方赞助商。这5家包括：蒙牛、百事、李宁、肯德基、耐克。

　　由胜三与央视索福瑞共同执行的“奥运表现指数”，旨在跟踪品牌在认知度、购买倾向、宣传影响力和与奥运理念的关联四方面的表现情况。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这5家企业已经成功实现了“非奥运品牌战略”。奥运，并不只是“奥运赞助商”的盛宴。

　　“全民战争”

　　面对奥运的资源竞争，中国两大乳业巨头伊利和蒙牛的角斗显得格外激烈。2005年11月16日，伊利集团正式牵手2008奥运会，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随即，伊利更以惊人的费用签约奥运冠军刘翔、郭晶晶等明星代言人，国家田径队、羽毛球队、乒乓球队、花样游泳队和艺术体操队也被纳入旗下。

　　面对竞争对手的“奥运战争”，痛失“金牌”的蒙牛并没有示弱。从消费者出发，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战争”。

　　自2006年6月8日起，蒙牛携手央视体育频道，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并独家冠名策动了全民运动节目——《城市之间》。一场覆盖全国80个城市的全民健身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很多人心目中，一听到“全民健身”就会联想起小区里面的简易健身器材，这个概念似乎有点“土”。但以赞助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而声名鹘起的蒙牛，却将“娱乐＋选秀”的模式进行到底，打造出一档体育“选秀”节目，其中最富观赏性的挑战项目乃是“勇攀高峰”。

　　事实上《城市之间》最初的设想是发掘民间运动，比如踢毽子或者抖空竹。但蒙牛集团副总裁、常温液态奶事业部本部总经理白瑛最终决定：要有一点刺激。

　　在此过程中，蒙牛不仅实现了伏击营销，更与消费者进行了最亲近的沟通。于是乎我们看到，在众多权威机构有关奥运品牌的调研中，蒙牛与奥运的关联度绝不亚于其强大的竞争对手伊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海的一项调查中，竟会有相当多的市民以为北京奥运会的独家乳品赞助商是蒙牛。

　　“非奥运”，并非“不奥运”

　　如果蒙牛最初对“金牌”还是志在必得，那么雪花啤酒 一开始便有点像郭德纲的“非著名相声演员”，直接奔“非奥运”而去，大唱“对台戏”。

　　赞助体育赛事是各大啤酒企业普遍采用的营销手段，尤其是奥运会，更是被啤酒巨头们奉为最佳商机，青岛啤酒与“2008北京奥组委”签订战略伙伴关系；接着是坐拥皇城根下的燕京啤酒也与“2008年北京奥组委”搭上了关系。加之已与国际奥委会达成合作的百威啤酒，北京奥运已有三家啤酒赞助商，竞争态势可想而知。

　　针对2008北京奥运会，青岛啤酒在全国展开了自己的攻势，在品牌形象上大呼：“激情成就梦想”，并将2006年定位为“点燃激情”年，2007年定为“传递激情”年，而2008年为“释放激情”年。除了富有感召力的口号，青啤更制定了翔实的全国体育营销计划，如“青岛啤酒·我是冠军”等一系列推广活动轮番上演。而燕京啤酒显然整占据了地利的优势，喊出了“感动世界，超越梦想”的口号。

　　当青岛啤酒、燕京啤酒、百威啤酒都决定走常规的“奥运营销”路线之时，雪花啤酒并没有亦步亦趋，而是另辟蹊径，采取颠覆式的非常规奥运营销策略，搞起了“非奥运营销”。

　　“非奥运”，并非“不奥运”。面对奥运赞助商的“北京奥组委合作伙伴”，2006年雪花啤酒高调喊出了“啤酒爱好者的合作伙伴”。配上它新换的广告词：“没人赞助我球鞋，我跑得也不快，跳得也不高，但咱也不简单，这比赛，有我们才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理解雪花的“非奥运营销”，要从雪花所倡导的品牌价值观入手。以“朋友”为品牌价值观主轴的雪花，可以分成“前朋友”营销时代和“后朋友”营销时代。早期的雪花，和各自奋斗而又时常小聚的哥们一起成长。他们有着真挚的情感，这种“朋友”情感的背后，就如同雪花与他们相知多年一样，所以有了“共享成长”。但是，现在雪花啤酒随着资本扩张，全国市场布局的完成，聚焦的目标群体早已超出了以前的那个阶段。雪花需要为“朋友”注入新鲜的认识和体验，这就是雪花的“后朋友”营销时代——“啤酒爱好者”为主题的品牌价值观。

　　由于雪花啤酒全力支持的啤酒爱好者都在关心和参与奥运，作为“啤酒爱好者的正式合作伙伴”，雪花啤酒通过面向支持更广泛的奥运人群，来体现对奥运的支持。

　　在奥运巨大的传播背景下，直接构建“品牌支持消费者——消费者支持奥运——品牌也支持奥运”的巧妙关联，实现品牌价值“更高、更快、更强”的提升。从某种角度上说，雪花啤酒的“非奥运营销”更直接地体现了奥运的“重在参与”精神。雪花在品牌差异化的策略上，走了一招好棋，在具体的营销手法上，又是一招妙棋。

　　奥运资源未得，忧！

　　奥运资源得到，亦忧！

　　奥运会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全球一体化的最优传播渠道。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的收视率较平时提高了11倍之多，而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这个收视率增的幅度又再创新高。

　　奥运会四年一届，每次时长仅为17天，凭什么它就能掀起全世界企业的疯狂？

　　1997年一家独立学术调查机构关于奥运会与赞助商的调研报告中显示：82％的受众赞成奥运会期间的商业赞助；86％的受众认为没有赞助就没有奥运会；87％的受众认为奥运会是企业品牌最有效的媒介传播载体之一。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显示：64％的受众更愿意购买体育赞助企业的产品；他们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赖和好感；并且同样资金的投入，体育赞助商所得到的回报是普通广告的3倍。

　　可口可乐公司一直崇尚着这样一句话：“如果是静止的，就把它刷成红色；如果是跑动的，就赞助它。”在北京申奥成功后，可口可乐再次宣扬了它对奥运的豪情壮志：“我们会赞助2008年奥运会，我们还会继续赞助下去，100年也不变。”

　　三星首席执行官尹钟龙在公开场合表示：“奥运五环的魔力谁也无法抗拒，没有一家赞助商不想与奥林匹克运动搭上关系。”

　　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可口可乐全球奥运总监彼得·富兰克林曾说�煛鞍略嗽拗�权不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企业的优势，只有通过一系列商业活动的推广，赞助权的效力才能发挥出来。”

　　谁说与五环比肩就一定功成名就？

　　谁说没得到五环的青睐就一定前途暗淡？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锐步是正牌赞助商，但耐克的成功策略让所有人认为耐克才是那一届奥运会的赞助商。

　　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柯达是正牌赞助商，但富士的营销策略让所有人认为富士才是正牌的奥运会赞助商。

　　2002年世界杯，阿迪达斯本是官方赞助商，但是70％的调查者误认为耐克是官方赞助商。

　　毋庸置疑奥运会是一场赛事，但自从奥运会及与其有关的资源有了条件，成了一种稀缺，企业间这场赛事的精彩程度绝不亚于赛场上闪烁的金牌。现代奥运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媒介载体和娱乐平台，企业为了能在这个有限的平台上有一席之地，绞尽脑汁。每年的奥运赞助商中都有被竞争对手伏击的，而这一现象亦在愈演愈烈。种种的战略、战术给了非奥运合作伙伴搭建了登上这个舞台的梯子，当然，也让那些奥运合作者头疼不已。失位者郁郁寡欢，看着对手与五环相伴自己却已被奥运抛弃；上位者喜忧参半，喜于从此得以与五环同在，忧于上千万美元的赞助费用为他人做嫁衣。

　　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是中国本土品牌第一次真正有机会站在全世界的舞台。真正的奥运之争尚未开始，胜负无人预知，奥运赞助商也好，非奥运赞助商也罢，2008北京奥运，你们准备好了吗？（李光斗：著名品牌战略专家，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创始人）■

　　我也来搭“奥运班车”

　　文／罗国锋 图／潘文龙（记者）

　　奥运影响所及，早已超越了北京，超越了中国。奥运生存，每个人都有机会。金秋十月，北京迎来了瑞士恺撒里兹酒店管理学院的21名学生。这些大学生来自18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他们此次访问中国，带着一个梦想：搭上北京奥运班车，在中国寻找事业的起点。

　　许多人都知道恺撒·里兹于1898年创建的巴黎里兹饭店，她堪称世界顶级豪华酒店的楷模。1982年，在恺撒·里兹先生的家族基金会支持下，瑞士恺撒里兹酒店管理学院（University Center César Ritz）诞生，为全球顶级豪华酒店培养专业现代的酒店高级管理人才，在各大著名酒店管理集团中享有很高声誉。

　　北京奥运给酒店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酒店品牌及酒店管理集团蜂拥而至，高级管理人才的缺口十分明显。众多豪华酒店高层管理人员，其中不乏恺撒里兹酒店管理学校的历届毕业生，与首次到访中国的大学生们交流心得，分享经验。沉浸在迎接奥运的喜庆气氛中的古都，令这些学生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