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赌石”隐秘链条：翡翠交易的买方卖方
主笔◎朱文轶 摄影◎关海彤
一块小拇指大小的“石头”被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拿在手里端详。通过细长管道，流出的自来水不断冲洗着石头，水和打磨后的石粉混合在一起，经过工作台上塑料托盘的过滤，流入收集废弃物的桶内。
一个月前，这“老坑种”翡翠明料被送到这里时，还只是一个一端较宽一端较窄的半长方形石片。打磨师傅用一种类似牙科医生工具的加工机器——“螺机”，替它勾画轮廓。任何翡翠都不会完美无缺，加工者要针对它的隐含缺陷，来考虑后期设计走向，以把玉石的缺点掩饰掉，让它最终无可挑剔，同时尽可能减少材质的磨损。这是翡翠从原石到成品，完成升值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
桑金华的这间翡翠加工作坊隐没在佛山市黄歧的一处闹市中。两名正在工作的年轻师傅都是老家过来的亲戚，跟随他多年。“这个行当，你没办法信任外人。”桑金华指着身后的保险柜说，“除了它和熟人”。
“螺机”打磨玉石的声音并不尖利，即使三四台机器同时开工，也不会惊扰四邻。没有人知道这间外表丑陋的出租民房里，正堆积着价值上百万元的“石头”。在这里，它们将完成最后工序，接着被货主取走，进入各地大大小小珠宝市场，或者直接送到最末端的买主手中。桑金华把工作室选在这里，还有一个考虑，是他注意这条巷子的两端有政府安装的摄像头。“防患未然。”他说。
40出头的桑金华不是这个行业初来乍到的淘金者。24年前，他以一个木雕师傅的身份转行玉器加工，只是想糊口，却一不小心碰到了“金矿”。他现在广州长寿路的珠宝圈颇有名气，一些价值很高的翡翠石料，货主就会找到他。
这个圈子里，谁混得时间越久谁就越有人脉，生意也会越好做。一是时间往往证明了一个人的可靠度——暴利引诱下“卷货出走”的加工商向来不乏其人。二是时间意味着经验——一个老到的工匠石头过手就能知道“石性”，一块“石头”如何雕琢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一个经验缺乏的工匠有可能把一块好“石头”做砸在手上。“翡翠即便到了成品阶段，也仍然存在‘赌性’”，长寿路的一名玉石商人说，“交给不同的师傅，‘起货’效果是不同的”。
在广东，大约有几十万像桑金华这样的人，他们的身价不一，但都是这条漫长交易链条上的中间环节。他们联系着翡翠交易的买家和卖家。当然，这个过程中，绝不只有一个买家或卖家。每一个买家，只要当他有利可图时，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卖家。没有人会死守规则:一定非要等到加工成翡翠成品才会出手。“我告诉你吧。”桑金华说，“翡翠买卖唯一的‘游戏规则’就是‘把货卖出去，把钱收到手’。”“翡翠这类玉石不像金、银一样的商品。”广州一位重量级的交易商说，“你不可能向上家买一块翡翠原石，然后用同样的价格售出——他不会放弃利润的。”
翡翠的价格在这些靠它赚钱的人的手里不断攀升。“稀缺性”则是这个流通得以不断延续的基础，也是他们维护这个行业生命力最充分也最有力的理由。90年代，这个买卖游戏曾经在巨额利润的鼓舞下被推到高潮，但它为整个行业的未来挖了“陷阱”。
“利润面前，几乎所有人都犯了错。”这名交易商回忆说，“1994年，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翡翠热’波及大陆，正好遇上这一年的商品抢购风潮。以红蓝宝石为代表的珠宝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货，接着，翡翠在亚洲的最大市场就从台湾地区转移到了大陆。”他说，当市场容量足够巨大时，人们就捅破了“稀缺性”这层窗户纸，寻找新的翡翠货源以供给市场。在缅甸，更多的玉矿被发现并开始挖掘，大量品级不够、年份尚近的翡翠原石源源不断供应到市场上来。“一种有明显缺陷、经过处理却足以以假乱真的‘八三矿石’在当时的市场上几乎泛滥成灾。现在，这个市场已经没了，但一些矿主的仓库里堆积了上万吨‘八三’石头，估计到他们孙子辈也卖不完。”
翡翠商人们要为持续了将近10年的暴利付出代价。现在，是重新修复“稀缺性”神话的时候了。尽管没人愿意公开承认，但是翡翠总量的过剩却是这个行业无法回避的尴尬现实。远远超过需求的库存积压在一部分商人的手里。在翡翠的流通里，他们成了那些“找不到买家”的不幸“买单者”。对交易商来说，库存压力可能是致命的，它意味着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当所有人都去竞争不到总量1/10的中高端翡翠原石时，现金则成为最有力的武器。
竞争再一次回到整个买卖的源头。这场新的较量中，谁能控制货源，谁就能掌握翡翠生意的主动权。-
腾冲：东方奢侈之源的背影
现在的腾冲毛料公司并不以老辈子的标准为标准，腾冲政府正在打造中国翡翠第一城的形象，新建的翡翠市场上，所有零售商都改造着柜台，挂上成排射灯，为照在翡翠上产生种种光泽，改变了“灯下不观玉”的老话。
记者◎王恺 摄影◎关海彤
80年代的辉煌和财富之道
今年快70岁的顾成旺最喜欢展示他那件“国际一流”的狐狸皮袍子:外面是丝绒面料，里面全是用狐狸颈口的那撮毛而集成的。虽然他个子很高，但这件毛皮大衣穿上仍然长及脚踝，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件大衣曾经属于蒋介石。
这件大衣是他上世纪70年代作为翡翠毛料垄断者的辉煌经历的物证，尽管时隔多年，他还是很愿意将它拿出来示众，尽管云南的炎热天气里，这件大衣没什么实际用途。
大衣来自西安的翡翠加工商人，是顾成旺用8块翡翠毛料换回来的，那是1980年的事情，27年过去，顾成旺还清楚记得成交的种种细节:当时他是“云南滇西玉石收购站”的普通一员，别看仅仅只有“收购站”的名头，可当时全国的所有翡翠毛料交易全部由该站垄断。
当时收购站共只有5名员工，他是负责销售的，他还记得当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玉石毛料采购员们渴望的眼神。当时钱对于顾成旺已经不成问题，“我们到昆明的商店去买东西，只要拿出空白凭条，盖上‘滇西玉石收购站’的章就行了”。当时他家已经全部使用日本电器，唯一能打动他的，就是用奢侈品来交换翡翠毛料。西安的玉石商人为了打动他，拿到好石头，特地拿了这件据说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流落当地的大衣来换毛料，“在我院子里拿走了8块，共20公斤重”。
“当时我家院子里堆满了从缅甸运来的翡翠毛料。”他家院子现在还是当年景象，1980年用几万元造起的小木楼看似简陋，却很坚固，所有柱子都用黄松，是当时腾冲城首屈一指的私人住宅，这也是当年辉煌的滇西收购站不多的遗留物之一。
腾冲县城距缅甸国境线只有80多公里距离，按照《徐霞客游记》记载，明朝始，腾冲已经成为缅甸翡翠交易的中转，那时起，腾密路(腾冲至缅甸密支那)，腾八路(腾冲至缅甸八莫)成为缅甸翡翠毛料运往中国的要道，在腾冲交易后再运往世界各地的交易市场。云南解放后，持续几百年的翡翠交易戛然而止，在顾成旺印象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腾冲的翡翠交易完全中止后，以往留下的上好的毛料，“只卖到几毛钱1公斤”。而70年代，当时中央出台了发展对外贸易政策，腾冲的玉石毛料生意开始死灰复燃。
顾成旺本来就一直在中缅边境做小生意，“拿猪油换尼龙布”等“投机倒把”，“当时年轻，骑自行车一天就能到缅甸”。1976年，他和几个胆子大的当地人成立了“云南滇西玉石收购站”，站长由当时一个乡长担任，专门负责从缅甸运回翡翠毛料，供应全国各地的玉石雕刻厂。由于资源垄断，他们赚了大钱，“当时昆明到北京的飞机票是110元，我经常飞来飞去，结果昆明机场的人我全部认识了，县领导要出差也要托我买票”。在北京常去的是动物园边上的莫斯科餐厅。
可是这种辉煌十分短暂，1981年，“云南滇西玉石收购站”以走私罪被强行关闭，他们几个人的家全部被查抄，“满院子的毛料一块不剩”。抄家进行得十分彻底，掘地三尺，埋在地下的毛料也被挖走了大部分。顾成旺因走私罪被判刑10年，站长被判12年，“因为我会算账，所以在昆明的监狱里也没受什么苦，在里面当会计”。
然而，腾冲的翡翠毛料交易并未因“玉石收购站”的关闭而停止，在监狱关了10年的顾成旺回到腾冲，发现这里已经成为中国翡翠毛料交易的中心了，当年的垄断局面早已瓦解，小小的县城晃悠着上万的玉石交易者，每天从昆明巫家坝机场包车来腾冲的香港商人不计其数。当时最普通的腾冲人也开始从缅甸倒腾毛料，十多岁的孩子已经能准确地给毛料估价了。
顾不上惋惜失去的好时机，顾成旺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挖开自己家的某块土地，被抓走前埋下的几对翡翠手镯并没有被发现，他就靠着这几对手镯重新发家，继续做当年的翡翠生意。
腾冲规则建立:1%毛料成为赌石
顾成旺和刘祖光一边喝茶，一边谈论中央电视台刚播出的关于翡翠毛料交易的“赌石”节目，两人呵呵直乐，觉得电视里那个北京的毛料交易市场太“小儿科”了，在腾冲只要几百块钱，根本不值一赌的石头，在北京居然有人花几万元去赌。刘祖光笑道:“那是不了解石头的人才去玩的游戏。”他是腾冲外贸公司下设一家翡翠毛料交易公司的老总，90年代，腾冲的最大几宗翡翠毛料交易都发生在他公司里。
无论是剖开还是没剖开的翡翠毛料，购买价和实际价都有偏差，“即使是剖开的毛料，也不能完全确定价格，说不定再解开一刀，又有新发现”。所以，广义说，一切翡翠毛料的买卖中，都掺杂了赌博成分;而狭义的“赌石”，即完全不解开就贩卖的石头，在腾冲反而不多见——在一个翡翠鉴定经验丰富的地区，人们更愿意靠经验吃饭，而不是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狭义的“赌”的石头被称之为“赌货”，这种赌货只占腾冲毛料交易量的1%，一般价格都很高。按照刘祖光观察，只有资金极其丰富、发财欲望强烈的人才去买这种“赌货”。而参与这种“赌货”交易的人，被刘祖光称为“尿泡财主”，几刀下来，整个人就垮了，“参加赌石的人当中，只有1%人靠赌石富裕起来，而且还不是长期的”。
在翡翠交易市场，流行着“讲真话要遭雷打”的话，即定价一般是虚的，要看买家懂行与否，穿着打扮如何才开价，所以人们对买主的穿着极注意。而刘祖光主持毛料交易期间，亲眼看见很多喜欢赌石的“广东老板”前面两次来穿着光鲜，开着好车，后来越穿越不好。这样的人，慢慢对“赌石”交易敬而远之，还是回到实在交易的老路上。
似乎是给刘祖光的话注解，腾冲珠宝城生意做得很大的一对缅甸姐妹就有这样的经历，姐姐罗萍摆弄着手中一个小翡翠貔貅雕刻说，有客人出价5000元，“我没舍得卖”。原来这只貔貅是从一块赌石中取出来的唯一结果，“在缅甸时曾和朋友凑了50万元买了块‘赌货’，据说这块石头流过了几十个人手，大家都没敢解开”。一旦“解折”(指解剖开的毛料价值不大)了，就砸在自己手上，而原样买卖，获利比较有保证，这也是赌石行的规律。而罗萍那时年少气盛，她解开毛料，结果“50万元的石头，能用的就是一小块，雕刻成这只翡翠貔貅”。所以，这雕件“等于50万元买下的教训，放在这里可以警示自己”。之后她就转做翡翠成品生意，“一分钱，一分货，这样比较有保证”。
以顾成旺20多年翡翠交易的丰富经验，他也只有一次获利丰厚的机会，38万元买的一块石头，转眼就以76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可他不承认那是赌博，认为那是靠经验获得的机会，“我一眼就看出，他开价低了。那块料应该有更好的机会”。
在腾冲，绝大多数买主卖主都懂毛料，双方最后商定的价格很合理，知道买块毛料会怎么样处理，能获得多少利润。翡翠从挖掘到最后制成成品是条流水线，在顾成旺感觉中，这条流水线每一环节能获取多少利润都是相对明确的，谁都有机会富，但都不会像传闻中那样暴富。
当地的翡翠专家张竹邦的感觉，腾冲90年代成为毛料的交易中心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因为即使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靠腾冲众多的鉴定人才而公平买卖，“那些从昆明包车过来的香港商人不用费事，很容易就能在腾冲当地找到看毛料的‘眼睛’(帮助鉴别毛料价值的专家)”。而在90年代，这种“眼睛”在外地还是稀罕物，“听说广州找个鉴别专家，每次交易价上万元”。在腾冲，这种专家只要花低廉的代价就可请到。腾冲的翡翠专家比比皆是，张竹邦就亲眼看见一个30多岁的中年妇女，“穿得极普通，讲一口附近的乡下话，帮人看翡翠毛料，凡她看中的，解剖开来，里面全部有上好的翠”。帮人买了几十万元的好货，最后所得报酬可能只是区区1万元。
尽管腾冲翡翠交易中止了很多年，但是看翡翠却始终是当地人的爱好，凡是县城有老房屋拆掉改建，就有许多当地人去现场寻宝。“当年日本人轰炸腾冲，有无数翡翠毛料被埋在腾冲地下，多年来，这里有很多人练出了‘玉眼’。”而挖掘出来的毛料也确实富裕了腾冲，腾冲昔日的县政府大礼堂就是靠一块埋在地下的数十公斤翡翠毛料盖起来的，“腾冲的小孩子都能知晓看翡翠的基本道理”。
张竹邦就无数次去当过外来商人的“眼睛”，因为自己没资金，所以不可能参与大买卖，只能靠当“眼睛”赚小钱，“再有眼力也没用，钱都给大老板赚走了”。翡翠交易中，要想获利丰厚，需要大资金，“和别的生意一样，你投入100万元，翻倍就是200万元。投入100元，再怎么翻也就是几百元”。现在每隔5天，腾冲就有毛料交易集市，他会出门去逛逛，500元买块小毛料，解剖得好，能在其中解出一对手镯，付掉加工费200元，这对手镯定价也不过1000元，“赚点小钱花花”。
腾冲的衰落:国际交易链中的小棋子
刘祖光反复说，“5年前你来就好了”。5年前，缅甸翡翠还是走陆路运输到腾冲的，那还是腾冲翡翠毛料交易的黄金时代，刘祖光公司的巨大的院子里，“停满了香港、广东商人的车，一个月成交额就是1000万元”。从公司成立的1996年开始，连续多年他都是腾冲的利税大户。而现在，庞大的院子里一辆车也没有，稀稀地坐了几个当地人，在树荫下打牌，“他们都是有毛料放在我这里代售的，整天过来等客户”。现实场景和以往描绘中的辉煌对比，显得更触目。
那时候他的大客户之一是香港九龙玉石协会，几十名香港商人一起来腾冲，“双方都是有经验的人，我们都挑上好石头给他们，一买就几百万元的货”。可是这协会的商人从2000年后就不来了，他们或者直接上缅甸仰光，或者去广州附近的毛料市场，“最好的翡翠原料已经不来腾冲了”。
2000年开始，缅甸政府加强了对本国翡翠毛料的控制，毛料不再走腾冲出口，而是直接在仰光拍卖出售，刘祖光去参加过拍卖，很快发现，那里已经不是腾冲商人的天下，“石头不单个出售，而是一堆一堆整体拍卖，每堆起价5万欧元”。于是本钱小的腾冲商人根本不敢上前，站在前面举牌的是广东、香港的老板。
目前来腾冲的毛料都是靠私下关系从缅甸的矿山直接运来的，“在缅甸境内算走私，运到中国再报关，所以一路上运输价很高”。在缅甸运输过几次的腾冲司机杨国盛很为自己的那段经历自豪，觉得增长了阅历，“一路上轮番地被老缅军查”。他都靠着车窗，心想，反正也不是重罪。有时是政府军，有时则不知道是哪里的部队，反正都得停车受罚，大家对走私的毛料心照不宣，“轻的只要一条香烟就可以打发，有时候运气不好，要没收你的整车毛料也只能听从”。就这样，1公斤毛料运输价由最初的几块钱，到了现在的200元，刘祖光说:算上运输费，真觉得生意做不下去了，“最普通的翡翠毛料现在也要上千元1公斤了”。
目前的缅甸环境催生了运输新路径，从水路走私到广东交易，“运输费1吨也只有几千元。”虽然所需时间较长，但翡翠毛料对运输时间长短没什么要求，广东一带有数个市场早已经取代了腾冲，成为新的交易市场，因为那边买家多，所以“最好的毛料，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
腾冲附近的瑞丽、盈江等地也成为新的毛料市场，“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税收政策比我们这里宽松”。刘祖光的公司每出售一块毛料要交纳33%的税收，而在盈江，不少印度人、缅甸人开的店根本就不交税，当然价格就低，许多腾冲本地人也开始去那里交易，再将毛料运回腾冲加工。而司机杨国盛也开始跑腾冲到盈江一线的生意，“到底安全多了”。
尹培训是腾冲珠宝协会的理事，他也是首先发现了腾冲毛料市场的优势地位不再的人，那还是几年前，他发现来腾冲的广东商人虽然还是很多，但不像过去一样有毛料就要，而是开始挑三捡四，“我那时才知道，广州附近、仰光都有了自己的毛料市场”。知道这点后，他迅速从毛料交易中撤退，转向经营成品。他老家腾冲荷花乡是40年代著名的雕刻之乡，擅长翡翠加工，“可是在1990年，加工工艺已经完全落后于广东人了，我们只会生产翡翠戒指和耳环”。他从昆明请了工艺美术学校老师，来培训自己的工人，工厂开始出品摆件、挂件等新产品，现在他已经是腾冲翡翠经营大户了。翡翠毛料交易中心的地位丧失，对他影响不大。
顾成旺也开始转向，“即使直接去缅甸，也拿不到那种好货了，仰光拍卖会上，10万欧元一堆的毛料里确实有好货，可是你光能看看，根本买不起”。他转向经营大的翡翠雕刻，在他家破旧的木楼里藏着不少他设计的雕件。
一对翡翠观音，是他在买下一块料后反复琢磨后的产物，“在阳光下看了半个月”。他决定如何下刀后，再运到扬州玉石雕刻厂请老工匠雕刻，光雕工费就是1万元。可是据说很值得，观音头部的光晕里，有巨大透亮的翡翠，异常显眼。张竹邦看后称赞道，“这雕工和设计使毛料价值翻了几番”。受到鼓励，顾成旺又从老楼上搬下了数块摆件，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基本上是吉祥图案，大多是金钱、人参、如意之类，“全部是高档礼品”。尽管价格高昂，但是买的人特别多，买主“是需要送礼的那批人”。
顾成旺并没有开设店面，熟悉他的人会带需要的人找上门来，县政府手中就有最清楚的联络图，知道腾冲谁家有好货。上海有位局长，连续几年在他这里买下上百万元的货去送人，“上次看电视，看见陈良宇被抓的新闻，我就暗叫，不好，大客户没了”。果然，这位局长已经两年没来这里了。而那对观音本已经被一位美国华侨老太太看中，他叫价180万元，老太太也答应了，定金付了2万元，结果据说“9·11”后老太太再没出现，顾成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找合适的买主，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腾冲像顾成旺这样不开店面，自己在家里摆些翡翠出售的商人很多，张竹邦说，“挂在身上的也很多，带着几个手镯、挂件，上北京去摆趟饭局，飞回来时，身上的东西已经全出手了”。所以他觉得翡翠经营是一门风雅生意，“不动干戈，就把东西高价售出了”。而这些人，凭借的只是眼光，1000元买的毛料，“买好了，设计好了，加工好了，出手很可能就上万元”。
现代规则与传统规则
尽管毛料市场的优势地位在丧失，可还是有好毛料留在腾冲，“几百万元一块的毛料留在这里，几年没出手，不过也不怕，做翡翠的人等得及”。顾成旺说。
等得及的商人，在他看来，就是好商人。丁朋是他的朋友，也开了家翡翠毛料公司，店面小得和食杂店一样，但是走进去，立刻发现不同之处——小门面里面开了大仓库，零散地堆在地上的毛料有几百块，每块毛料价值都成千上万。而几个木柜里锁的是高档料，不轻易拿出来给人看。
丁朋的另一特点是不贷款，既不从银行贷款扩大经营，也不给把毛料放在他这里出售的人抵押贷款，做事很稳当。在当地人看来，不欠债，是经营毛料的最高境界。他戴着犀牛角的挂件，称自己很闲很闲，已经开始把兴趣从经营翡翠转到玩古董上了。
顾成旺习惯地叫他开了柜子，掀开里面一块巨大的毛料上盖的毛巾，石头的某处表面已经擦开，露出一大道碧色的“肉”，顾笑着说，还没卖掉？丁也笑说，“愿者上钩”。这块石头开价400万元，已经过了几年，迄今为止，没人把它买走，可是丁朋一点也不着急，在他看来，买走不买走，对他而言，都无损其价值。
20多年了，顾成旺在腾冲见识了无数兴旺一时，又毁损于一刻的翡翠毛料公司。本地的毛料公司为扩大生意，往往急切在手中集合一批好料，愿意给毛料销售者抵押贷款，而有些经理眼光不好，给的贷款往往超过了实际价值，“多少毛料公司毁在贷款上”。刘祖光也奉行少贷款的政策，他亲眼见过许多缅甸侨商，第一次拿来好料，换了10万元，第二次还是好料，第三次来的时候，称自己急需钱周转，把手中的料放在这里抵押，“可是这回拿来的是卖不出去的坏料，而且这次去了，就再也不见他踪影了”。
刘祖光的办公室也是传统的老式样，虽然生意额近年下降，“可是我们一分钱贷款都没有，既不向银行借，也不借钱给人，这样心里最平安”。按照顾成旺的印象，老辈子的腾冲玉石商都这样做生意，“保得一生平安”。而且，万一经手一块好毛料，“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可是，现在的腾冲毛料公司并不以老辈子的标准为标准，一家崭新的毛料公司就开设在刘祖光的毛料公司旁，仓库不再是普通设备，而是采用了红外线门禁监控，提供滤色镜等各种设备等等，据说光建设仓库就花了几百万元的银行贷款。“不就是放几百块石头么，用得着那么大的阵势。”经营了一辈子翡翠毛料的刘祖光不满地说。在他看来，好的翡翠毛料是最容易存放的东西，往地上一扔就行，永不变质。
这家豪华的毛料公司的老板是从香港学回的生意经，他的理论是，“包装好了，普通的毛料也可以卖出好价格”。他这套经验不仅在毛料公司流传开来，更在零售商那里流传开来，腾冲政府正在打造中国翡翠第一城的形象，按照新思路，新建的翡翠市场上，所有零售商都改造着自己的柜台，上面挂上成排射灯，为照在翡翠上产生种种光泽，改变了“灯下不观玉”的老话。包装盒也极复杂精致，按照现代商业规律，流通就是胜利。
顾成旺开始也很高兴地去逛了逛新建的翡翠市场，可是很快回来了，满脸失望地说:再怎么豪华，也没有好货，真是浪费。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适应这个时代，自己满屋子的好货，可能一年也卖不出去，可是商店里那些不上品的镯子，“一上午就能卖掉几十对”。谁也不知道，腾冲的翡翠规则最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一场推高翡翠价格的战争
张国良说，玉器投资中真正具保值和增值作用的只有翡翠。“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这让它在东南亚很多地方被当作货币使用，岫玉、寿山石、青田石、巴林石普遍硬度不够，中国玉石中硬度最高的和田羊脂硬度也只有6，同样在软玉之列。”
主笔◎朱文轶
“需要一个好故事”
张国良用2万美元买下了一粒6克左右的翡翠后，把它小心翼翼搁在绒布上，拿到明亮的光源前照射，这个纽扣大小的东西里顿时出现通透的白色光泽。他说，这就是“老坑玻璃种”，价值最高的翡翠之一。这颗翠触感冰冷，和所有玉石相同，它会吸收手指的热量。
它的确年代久远。翡翠的生成条件极为苛刻，只能在低温高压、强烈挤压的构造带中才可能生成。从缅北到青藏高原及云南横断山脉，是全球板块活动最强烈、地质构造最复杂的地区。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撞击，将洋底的玄武岩破碎、挤压，推向地球表面，发生高压重结晶作用。玉石厂口所在的密支那一带就处在两大板块的缝合线上。张国良说，地质学家研究翡翠的化学成分几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虽然早期的研究者已经得知它的化学成分是钠铝硅酸盐，但仍然没有人能解释清楚翡翠千差万别的颜色成因。
十几年前，张国良的古玩店就开遍了京城，在珠宝界，算是个地道的“行家”。在他眼中，玉器投资中真正具备保值和增值作用的只有翡翠。“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这让它在东南亚很多地方被当作货币使用，而岫玉、寿山石、青田石、巴林石普遍硬度不够，中国玉石中硬度最高的和田羊脂硬度也只有6，同样在软玉之列。”张国良说。
与钻石品级的确定有精确的量化指标相比，翡翠价格没线索可循。“‘种、空、底、水’是玉石的评价标准。”张国良说，但这些标准无不来源于买家和卖家的经验之谈，“后来人们在这些标准上又加了‘三十六水，七十二豆，一百零八蓝’，人们同时发现，越是描述细致，就越发不可操作。”
让张国良引以为豪的“玻璃种”在一小部分收藏行家看来仍然不被认可，这种至少在所能找到的翡翠中最为“通透”的石料，全然违背人们对翡翠“翡”和“翠”的颜色传统认知。但2万美元的市场价格足够说明它现在不菲的身价。
也就在5年前，当缅甸的矿工在老场挖出“玻璃种”原石时，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个值钱的东西。曾经进入缅甸坑口交易的一名戴梦得珠宝公司玉石买手说，“他们拿给我们看。谁也不认识，问我们要不要，要的话，3万1公斤卖给我们。在场的人都摇头，这种像玻璃的石头在当时看来简直毫无吸引力”。但“玻璃种”潜在的想象力很快被通晓市场的买手和卖手们发现了。张国良说，至少两点就能打动人心:它完全似水，具有无可比拟的“水性”;比起通常的老坑种，它进化了更长时间，年代更久远，永不褪化。
“戴梦得”就是在“玻璃种”从无到有的市场推广里不遗余力的珠宝生产商之一。“翡翠业，没有什么比‘玻璃种’更能说明供需法则的道理了。”那名“戴梦得”的买手反驳批评者的质疑，“4年以后，我再去坑口，普通的‘玻璃种’原石30万元1公斤也买不到了。从3万到30万元，花了4年，说明市场的接受速度并不算很快”。
“你说戴比尔斯的钻石难道不是骗局吗？”他说，“关键是需要向公众讲一个好故事。”
老买家、新卖家
有20年翡翠买卖经历的曲健文是广州长寿路上一名重量级的交易商。1987年，他第一次接触翡翠交易时，还是广东天河经济发展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当时，天河公司分公司的一名业务员陪云南省陇川县的商业局局长到广东找到我们。说他们从云南带了一批‘石头’来，我从深圳机场把他们接了过来，把这批翡翠原石运到广州。”曲健文回忆说，从上世纪50年代起，翡翠一直是国家经营。由于当时缅甸人民军、独立军等占领产玉石的地区，军队长官用玉石物品运到中缅边境和中国做以物易物的交易。当时中国主要由外贸部门到边境一带的昆明、瑞丽去看货、定价、购买，然后由外贸部调拨给各省市的国营玉雕厂，翡翠数量极为有限，主要是一些“砖头料”、“公斤料”，大多用来制作摆件工艺品，出口赚取外汇。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缅边境的翡翠贸易大为放开。由于开采翡翠原料的密支那地区距离中国云南瑞丽一带有200多公里，比起距离缅泰边境的清迈要近得多，而且危险也没那么大。所以，许多缅甸的翡翠原石货主就情愿将翡翠毛料运送到中缅边境的地市进行交易。瑞丽、芒市先后成立了几十个经营珠宝玉石的公司或商号。”
多年的边境往来中，像云南商业局这样的单位，积攒了一时无法消化的翡翠原石，仅仅依赖边境贸易，市场显然不够大。曲健文说，云南人也听说80年代后期，广东一带集中了大批香港和台湾地区过来的翡翠买家，就想试探一下广东这边的市场前景。“他们委托我们帮忙处理掉这批石头，看能不能赚些钱。”
这批在1987年从云南陇川运到广州的“石头”，很可能是这条买卖线路上最早的几笔交易之一。90年代涉足经营滇粤线玉石运输生意的商人赵启发说，这些探路交易的翡翠原石大多是为了绕开政府对于玉石交易的管制:在边境贸易，每一笔买卖都要在严格的税收政策下进行。“中缅双方对翡翠交易都征收重税的，我们国家边界税收政策后来做了适度降低。”他说，“从缅甸产区入境的玉石有两种方式征税，一种是立即缴纳进口税，税率降低为40%;另一种是首先进入保税库，不用立即缴税，等到成交完之后再缴税金，卖不掉的玉石可以不纳税而带出境去。对整个交易过程是要由海关在场监督完成，最终的成交价，由海关登记，原石存放在保税库的箱子里，这个箱子要由专职税务局、海关和公司老板三把钥匙才能打开。”
翡翠原石的淘汰率极高，几乎75%的石头开出来是完全要废弃的，能卖钱的也只占25%左右。这样一来，在原石阶段而非成品阶段收税，无疑加剧了翡翠交易风险，加重了买方和卖方的博弈心理。“风险必然最终转移到翡翠的成本和价格上来。”赵启发说，当时，很多翡翠原石都通过私人关系，长途运送到广州交易，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翡翠走私的高发期。
曲健文后来并没有给云南陇川的那批翡翠找到买家，1987年，他对这个行当还是一无所知。他按照惯常思路，帮忙打听了南方玉器厂和广州玉器厂两家广东大型玉器加工单位是否愿意收购，但对方嫌380元1公斤的价贵了，最多只能出到320元。“现在想想，真是便宜。”他说，最后还是对方找了一名香港的买家，把石头出手了。
90年代的生意优先权在那些边境城市贸易局的人手中，他们是最早翡翠原石交易的大卖家。许多像曲健文这样的人，在弄清门路后，索性自己直接跑从云南进货，1988年，曲下海办了自己的公司，从事玉石生意。赵启发说，现在的翡翠大庄家中有不少都是当年从贸易局下海的人。
操纵翡翠
虽然一些交易开始逐渐远离中缅边境。缅甸始终仍是这个赌局的最大“荷官”，它掌握着发牌权。什么时候向市场释放多少货源，最终是由缅甸政府决定。每年缅甸的玉石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它是缅甸的第五大财政收入来源。翡翠价格一旦发生剧烈波动，会牵动这条漫长交易链上每一个买家和卖家的利益，但最大输家，一定是这个有一半建立在这种昂贵石头基础上的国家。
为了让原石的价格只升不跌，缅甸无所不用其极地有效控制着流入市场的原石量。第一个对“八三矿石”泛滥做出反应的，不是后来供过于求的市场，而是缅甸政府，当它意识到这种可以大量开采并给政府带来收益的翡翠上市后，产生了过多在外形上足以以假乱真的翡翠制品后，便果断地切了源头。
任何威胁到缅甸对于翡翠价格垄断地位的倾向都会被阻止。另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铁龙生”翡翠。这种以矿的发现者命名的翡翠品种以“颜色取胜”，它和“八三矿石”的区别是不需要人工处理，就拥有极为诱人的绿色。桑金华说：“市场上刚见到这种石头，大家都没法判断是什么场口出的，就根据颜色来定价，用‘铁龙生’制成的翡翠镯子也可以卖到10多万元1只，但很快‘铁龙生’矿的开采开始加速，原石不断涌入市场。每公斤原石价格瞬间降了数十倍，这种在专业人士看来‘年限不够’的翡翠，在市场受到热捧。缅甸方面意识到，它对翡翠价格的冲击太厉害了，下令封存全部‘铁龙生矿’。”
1996年，缅甸政府宣布准许私人进行翡翠原石交易后，堵住了缅甸商人边境走私的通道，翡翠交易大多数回到缅甸本地进行。大陆的买家不用再像90年代初的广东人一样，先坐飞机到昆明，由昆明倒夜班车到大理，再从大理搭一天的车到保山，这样费尽周折才能进行一次原料的采购买卖了。他们可以直接飞到原料产地缅甸的瓦城。
以监管交易、增加税收为目的的缅甸“公盘”，因为可以减去云南这一道中间环节，对广东的翡翠商人有更大的诱惑力。
但对那些拥有货源的缅甸商人来说，则极不情愿接受这种选择。当面交易的传统议价方式，虽然效率低下，但对货主有利，他有充分的余地考察不同买家的出价，来决定手上的货可以卖什么价。“公开拍卖”方式下，货主就失去了不断试探买家的机会。在缅甸商人看来，政府增加的收入是分去了他们的收益。“更让他们心存不满的是缅甸‘公盘’的规定给他们增加了风险，因为如果他的报价过高，导致原石流拍，货主需要垫资给拍卖方买下自己的石头。”于冬河说，“这无疑给货主报价施加了压力，让卖方变主动为被动，他们在喊价时，要考虑买方可接受的价位。”
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一些翡翠毛料供应商想方设法绕开缅甸政府，寻找各自的生意伙伴。
平洲的算盘
平洲也在寻找它的伙伴。它想绕开的是包括盈州、腾冲在内的“中介”城市。于冬河说，广东翡翠加工业的规模早已超过云南，但人们多年来忍受着这些边境城市对于利润的抽水。“对翡翠加工业来说，你越接近货源，你的利润空间越大。”他说，“过去买卖绕不开云南。买卖的原石运回来之后，经常发现‘欠重’的情况，缅甸、云南这两个环节都有可能从中克扣了重量，但是运输路途实在遥远，遇到价值几万元的缺口，都常常作罢。”
这个位于广东南海的小镇曾经因为90年代大批生产充斥市场的B货翡翠而声名狼藉，它希望通过开办“公盘”重塑形象，并成为取代云南边境城市的翡翠交易集散地。但它需要物色到有足够货源的大庄家。
梁晃林当年就是“八三矿”生意的受益者，平洲制作B货翡翠的“八三石”原料都从他手里买入。他现在的身份是平洲珠宝玉器协会会长。
梁晃林首先找到了90年代他在争夺缅甸“八三矿”开采权上的对手金固公司。“当年‘八三矿石’走俏时候，缅甸政府把大量的货源囤积在军事禁区里。不零售，100吨一批，每批里除了普通货外，也有少量特级货、A级货，批发价大约在100万美元左右。几乎没有私人能做这生意，‘八三矿’事实上垄断在金固公司手里，其他人要从它这里高价买进。”梁晃林回忆说，他为了取得“八三矿”经营特权，分享巨额垄断利润，向缅甸军方举报了金固公司“贿赂物管军官，以低价买超重的高质原石”的行为，从金固公司手中取得了一半的特许权。
尽管金固公司仍然是由当年和梁晃林交手时的掌门人当家，但没人主动提起当年的不快。金固公司和平洲的合作几乎一拍即合。
在周边几个翡翠加工城市里，平洲显然抢到了先手。和缅甸翡翠公司的直接合作，使这里的翡翠生意在充沛的货源和现金流保证下占尽先机，几个月内，在平洲集散的玉石数量和买卖商人翻了数倍。
梁晃林说，这归功于他当年做翡翠生意时积累的资源。另外，缅甸几大玉石采矿公司遇到了资金周转问题，梁晃林出面找到香港地区一名玉石商人以5厘的月息借给这几家公司6000万港币。
而一名平洲商人称，真正让缅甸商人动心的，是平洲跟他们开出的条件。“平洲承诺在这里举行的公盘，货主本人‘拦标’，不需要像缅甸公盘那样，交纳全部现金，当场提货。货主只用付很少的手续费。如果流标，标的原石将自动滚入下一轮拍卖。”
这个极具诱惑的承诺完全取消了货主本人的风险，在已经不断高企的翡翠价格上继续推波助澜。
“它相当于让货主回到了传统议价方式上的有利地位。”这名翡翠交易商说，他在今年的一次平洲拍卖上看中了一块石头，他估计在800万元左右，就报了700万元的价，结果唱标时发现，货主用2800万元的天价把货拦了下来。“因为不需要对报价负责，那些缅甸商人完全掌握着对价格的控制权，他们通常自卖自买，先以天价试探，然后在下一次的‘公盘’上略微降价。”“一年拍卖下来，可能一堆石头没有卖出几件，但是原石价格高居不下。在现在优质翡翠原石紧缺的情况下，这个‘有价无市’的市场只要人气不断，总有急于购买原石的商人高价出手，接下卖盘。”
新资本战争
平洲的公盘使对货源的争夺变得更为白热化。为了拿下屈指可数的“高货”，所有人都不惜重金。广东四会市圣仙佛玉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庆忠是四会翡翠圈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仍然抱怨自己资金不够，“每次到缅甸投石就手软”。他说，“去年我在缅甸投标的时候，有一块玉石我十分看好，咬牙投了550万元人民币，而竞争对手却投出580万元，差30万元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往上加。结果剖开一看，那块石头价值起码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如果资金雄厚，这块玉石肯定不会落到别人手上”。
更多的广东买家现在往往采用合股的方式，共同出资竞拍一块石头，既是增加资本的竞争力，也是分担风险。尽管如此，风险依然存在。
平洲翡翠商于冬河说，买方对一块石头的估价，是根据它内部质地的计算将来可以出的成品的价格来逆推，但变数存在于每个细微的变化中。“不懂成品价钱的人就不可能知道原料价钱，知道成品价钱但不懂得做货的人也不懂得原料的价钱。行话是‘未算买，先算卖’。”“做手环的料不可以有裂纹，体积要够大，原料如果没有裂纹每公斤可以做4只手环，有裂纹的只能做2只，平均计算每公斤做3只手环。这些完全来自经验。”
不过，“因为现在的矿越挖越深，出到下面，出来的矿石都是‘黑皮’，这让判断石头出自哪个坑口的难度越来越大”。曲健文说。
极个别的情况下，“出生地”也会骗人。曲健文说，几个月前，几个揭阳翡翠商人合资花了1570万元拍下一块6公斤左右的翡翠毛料。这是块没有外皮包裹的明料，基本上是十拿九稳的买卖。而另一个让他们敢于决心出手的原因，是这块料很明显出自“木那”场口，圈内对这个“老场”出产翡翠石的品质几乎坚信不移。“切开之后，他们大失所望。这块石头虽然的确是‘木那石’，但形成时间仍不够久远。石头内部的绿比外层淡了许多。这种概率极低的偶然对买家就是灾难性的，这点差异造成这颗估价1570万元的翡翠瞬间就缩水了1000万元。”曲健文说。不过，这群揭阳人的运气不错，这笔巨大的亏空很快在几个星期后的另一个交易里赚回来了，并且赚得更大。
在几家买方资金实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拍卖会上互相拆台的事情层出不穷。于冬河说，一些商人在对大份多件组合的玉石出价时，悄悄将最好的一两件玉石反扣在底部，或者用油笔把一些毛料露出的绿色部分涂住，这种被称为“埋金鸡”的办法是扰乱对手视线，低价投得这份翡翠原石。“还有一些买家乘人多混乱把好坏原石的编号对调，不知情的投标者用高价买次货。拍卖会结束后，吃亏的买方即使发现问题，也根本查不出是谁做了手脚。”
当资本大量进入这个行业，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拍卖会上接二连三天价翡翠的诞生。就像被资金不断推高的股市，人们都在等待那个最后的买单者。“最贵的翡翠，一定是戴在脖子上的那块。”桑金华说，“虽然那个翡翠主人可能并没有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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