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同事参了你一本 倪岚
事情发生之前，打死我都不信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尤其还是年龄相仿的同事，她怎么能趁我不在的时候到领导那儿告我的“黑状”呢？
我出差一周，第三天的时候，一个同事深更半夜打来电话：“你知道吗？程菲在你们领导那儿告了你一状！”迷迷糊糊的我瞬间清醒，两秒钟后，我定下神来：“她告我什么？”
同事的话还说没完，我就觉得胸腔膨胀，五脏六腑都“呼之欲出”。平日自诩淑女的我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粗话脱口而出：“这个小人！”
两个星期前，公司的业务多了起来，领导赶鸭子上架，我们几个新到公司的年轻人开始接手做业务，派给我的活儿是约见客户，了解对方的需求，写成书面需求方案上报。
程菲跟我说，因为这个客户比较重要，希望我和晓薇一起做。程菲比我早来几年，只比我大一岁。但晓薇比我来公司还晚，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两个人做，但公司素来尊老敬老，我只能表示应允。
跟客户约的是第二天早上9点。8：40，客户公司楼下，我给晓薇打电话。晓薇说：“我马上就到，还有几站地。”8：45，她说马上就要下车了，让我再等一会儿。8：50，她主动打给我：“你先进去吧。”见到晓薇时，已经是我跟客户握手说再见之后了，她一个劲儿地道歉，说没想到快到了还堵车。
程菲告的“黑状”就是：我“剽窃”了晓薇的劳动成果，需求方案上没有署她的名字。
“难道就因为她大清早赶了一次公交车，我就要在我写的东西上给她署名吗？”我气急败坏地质问深夜给我打电话的同事，好像他就是那个让我蒙冤受屈的恶人。同事显然没料到我有这么过激的反应，赶紧表明立场：“哦，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你不会干这种事。”
同事的声援让我感到些许安慰：没错，这件事，我是一点儿错都没有的。这个心理暗示马上支持我向同事谴责程菲。我一脚蹬掉被子从宾馆的床上跳了下来，抓着电话张牙舞爪地比划着，有伤大雅的肢体语言和恶毒的形容词此时都成了我抒发愤懑的利器。
已经凌晨1点，可我睡意全无，每个脑细胞都活跃在第一线。显然，从天而降的“千古奇冤”让它们亢奋不已。她怎么不经核实就去告状呢？退一万步讲，晓薇自己都没说什么，关她什么事？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开始痛苦地追根溯源，从叫她“程老师”开始到我们一起相约逛街、吃饭，一年来的大事小事如幻灯片般交织播放。然而，这非但没有让我找到得罪她的蛛丝马迹，反而越发顾影自怜，越发在愤怒中无法自拔。
现在怎么办？一个新人，背着这样的恶名，在公司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发展？冷静，一定要冷静，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怎么去领导那儿洗清不白之冤。这个时候，同事马上往后撤了一大步：“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不能把我给卖了啊！”
放下电话，辗转反侧。还是睡吧，我跟自己说，养精蓄锐，明天再想。然而，小人、无耻、无中生有、卑鄙，这些字眼儿在脑海中如同并列的弹簧，按一下反而蹦得更高，痛苦引发的心绞痛与“沉冤必须得雪”的斗志交杂反复，折磨得我无法入睡。
第二天一睁眼，昨晚的悲惨经历就在脑海里盘桓，我再次陷入焦灼中。出差回来的路上，我已经放弃了对程菲的声讨，毕竟，如何补救要来得更重要。
回去之后找晓薇谈及此事。她觉得程菲此举同样陷她于不义，但既然我们之间没有误会，她也犯不着为了我做个义薄云天的“侠女”。她只能在道义上支持我，听我抱怨一下程菲的举动。
或者，我可以冲到程菲面前，指着她的鼻子大骂一通？这是最解我心头恨的做法，但刚进公司就树下死敌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要不，直接找领导开诚布公地谈？可我又不能害了那位好心的同事，这样做肯定不行。
我突然体会到了笼中困兽的绝望，刹那间，悲天悯人之情涌上心头，含冤受屈却无法自救，牢笼里的老虎狮子该多难受啊？
可笼子里的日子还得过。程菲依旧跟没事儿似的嘘寒问暖，我也不得不“嗯”、“呀”地应付；见到领导，我直骂自己不会察言观色，不然，好歹也能从领导的只言片语中探个虚实。
回来已经一周了，领导那里风平浪静，我却害了“相思病”。每天，我总是欣喜地看他从办公室出来，充满期待地偷偷瞄一眼他的“行进”方向，再失望地目送他从我的座位旁走过。
对公司而言，新人冒功，无论如何不该放任。我开始盼望每月的例会，既然领导没有选择跟我面谈，那他一定会不点名地指出这个问题。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冲进他的办公室，声情并茂地讲述我的冤屈史，彻底治愈我的“相思病”。
第二个月的例会依旧如常，我心不在焉地听完下个月的方案计划，热切地等待着领导的结束语。然而，领导环顾四周后只说了一句话：“没别的事儿散会”。领导话音未落，我的情绪已经一落千丈，望穿秋水的例会竟然就这样结束了？
我贼心不死，缓缓地收拾东西，试图跟领导单独相处：没准儿等别人都走了，他又突然想起来了呢？但是，直到会议室走得剩我一个人，这种美好的愿望也没能变成现实。
天哪，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吗？
(责任编辑：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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