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的路径选择

　　——读《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值此新文化运动近90年之际，青年张耀杰出版了他的第八部著作《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以探究新文化运动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按照作者的说法，《新青年》杂志产生全国性影响并且正式开启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是4卷1号于1918年1月“复活”为由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之后的事情。

　　在《新青年》同人团队中，“托名”鲁迅的周树人与周作人并称“周氏兄弟”。“五四”运动前后的周作人，由于加盟《新青年》同人团队以及提倡“新村运动”而名噪一时。在美国亲身体验并且直接参与过宪政民主活动的胡适，却在标题为《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中，针对周作人等人积极推动的“新村运动”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英美近二三十年来”的“贫民区域居留地”运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良运动。这种运动由一些大学毕业生主动发起，他们在最落后的贫民区里买一块地皮，造一所房屋，专门用来为周边的穷人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普及和公共服务。“我希望中国的青年要做这一类的新生活，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现社会的独善生活。我们的新村就在我们自己的旧村里！我们所要的新村是要我们自己的旧村变成的新村！”

　　胡适的批评意见揭示了他与周作人及其他《新青年》同人在路径选择上的原则性区别。在周作人极其短暂的狂飙激进的亢奋态度背后，恰恰是他不明白欧美现代社会通过限制公共权力和强化公共服务来保护个体人权和私有产权的最大盲区。在寻找不到既切实可行又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出路的情况下，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很快走上了远离政治斗争的较为纯粹的学术道路。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所选择的是积极介入社会斗争的政治道路。胡适、陶孟和、傅斯年等人选择的则是既批评、监督政治却又不直接参与实际政治的另一条道路。单就周作人来说，正是“新村运动”的路径迷失直接导致他意志消沉，以至于在1937年之后半推半就地投靠了日本侵略者。

　　该书中的各个篇章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作者在书中重点阐述了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陶孟和等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兼容并包、和谐宽容的人文精神；以及在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身上表现出的“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偏激强悍的非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