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血疗法或可一定程度上抵抗部分细菌感染

　　放血疗法或可一定程度上抵抗部分细菌感染

　　“我最近总嗜睡，精神不好，有办法吗？”问话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身材极瘦，面容有些憔悴。

　　“你这是肝胆消化不良。”理疗师把脉后，肯定地回答，“先放放血，再扎几针试试。

　　这段对话发生在北京一家私人中医理疗所，理疗师是中医大学的老师。后来她真的给这位年轻人抽了一针管血，虽然他自称身患贫血症。

　　中医确实有放血疗法这么一说，但老中医讲究点穴放血，每次只放几滴。可这位医生用西医的注射器，从病人静脉里抽取了20毫升血液，完全是西医的做法。

　　◎袁越

　　柳叶刀、水蛭和剃头师父

　　人类最早有记录的主动放血，是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前，古埃及一座古墓里有一幅壁画，画的是一个人被放血的场景。不过那时缺乏文字记载，不知道放血是为了治病还是某种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到了公元4世纪，古希腊出了个高人希波克拉底，发明了“四体液说”，分别是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他认为这四种体液相互作用，构成整体，如果体液失去平衡，人就会生病。只要恢复这个平衡病就好了，平衡体液的办法包括呕吐、排汗、通便或放血等。

　　希波克拉底第一次否认人类疾病和神的惩罚有关，而与环境、饮食或生活习惯相关，这一革命性的见解为他赢得了“医学之父”的称号。但是，真正统治欧洲1000多年的医学大腕是晚他400～500年的古希腊医师盖伦，他通过动物解剖纠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比如他证明血管里流动的是血液而不是空气。但他的大部分解剖学理论都是不正确的，比如，他坚持认为血液是在肝脏内制造的。

　　盖伦发明了一种新理论——“活力论”，认为血液不但输送养分，而且为人体提供一种神秘的“活力”，生病就因为这种活力太多所造成。因为这个错误理论，盖伦坚定地支持放血疗法，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此法迅速普及到整个欧洲。有趣的是，盖伦本人不信教，但因为这个“活力论”听起来和基督教很相似，获得了教会的全力支持。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生们几乎给所有病人都会开一个“放血”的药方，无论是发烧感冒，还是肺炎心脏病，甚至头疼或者抑郁症，都一放了之。

　　那时候，针筒注射器还没有被发明，放血用一种特制的双面小刀，形如柳叶。医生们就用这种刀顺着静脉走向(否则就会把血管割断)割破血管，让血顺着胳膊流进一种特制的容器里。古代欧洲很多家庭都会自备这种容器，它甚至成为欧洲人的传家宝，就像我们会保留祖先遗留下来的金银首饰一样。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放血疗法在古代欧洲的流行程度:放血用的柳叶刀成了医生的标志，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名字就源于此。

　　那时的医生还负责查看星象，以决定放血的最佳时机。放血位置也很有讲究，古希腊人流行同侧放血，这项技术传到阿拉伯世界后，当地医生结合本民族人体理论，决定施行异侧放血，比如病人左肩疼，就割右臂。还有的医生经研究后认为，放血的位置应该更具体，比如一根手指对应一种器官，不能割错。后来竟发展到鼻孔、嘴唇、牙龈……甚至子宫口等都被看做是治疗某种病的专用“穴位”。这些地方柳叶刀不好操作，于是吸血的水蛭就被请了出来。仅1833年，法国就进口了4150万条水蛭，可见当时的欧洲对这种“医疗器械”的需求量之大。事实上，英文的水蛭(Leech)这个词就源于古语“治疗”(Loece)一词，而中世纪的医生们干脆把自己叫Leech。

　　再后来，放血变成欧洲民众养生健身的办法，许多健康人每年都要放几次血，就像中国人定期进补一样。有人曾在苏格兰的一座古老的寺庙旁边发现了一个倾倒废弃鲜血的大坑，据估计里面的血足有15万升之多！原来那座寺庙里的僧侣们每年都要定期互相放血几次，竟然成了一个传统。

　　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放血疗法，医生就不够用了。理发师们适时站出来填补空白，也顺便给自己增加了一项赚钱的门路。他们在理发店门口打出广告，用一根圆柱形的棍子，上面缠着红色布条。棍子是在胳膊上放血时顾客用来握住的东西，红色布条显然指蘸血的绷带，被风吹得缠在了圆柱上。早期的理发店还会在棍子上放一个铜盆，那是用来养水蛭的池子。

　　为什么是理发师来为大众放血呢？因为他们手里正好有把剃头刀！

　　那么，放血疗法到底有用吗？古代医生们认为有用。那时的医生不能算是巫医，他们打心眼里相信放血疗法，自己生病也会让同行替自己放血。可惜的是，当时的医学理论大都不正确，甚至连正常人体内究竟有多少血都不知道，经常会把病人折腾得昏迷过去。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有一天突感喉咙不适，医生竟然在半天里为他放掉了3.7升血，大约相当于他体内血液总量的一半以上，难怪华盛顿当晚就去世了。

　　除理论错误，古代医生们也没有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对医学统计学一窍不通。他们往往对实施放血疗法后病愈的人记忆深刻，却忽略了放血无效或病情反而加重的病人，所以他们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直到19世纪初期，法国有个名叫路易斯的医生开始用统计学方法记录放血疗效，终于发现这种方法的作用非常有限。再后来，随着细菌理论的出现，医生们终于意识到很多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和“体液平衡”没多大关系，放血疗法这才寿终正寝。

　　但是，一个至少施行了2500多年的治疗方法，难道就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吗？

　　铁元素、巨噬细胞和血色素沉着症

　　阿伦·格登是个长跑爱好者，征服了马拉松后觉得不过瘾，又准备参加长达241公里的“横穿撒哈拉沙漠马拉松赛”(Marathon Des Sables)。可是，就在准备比赛期间，他逐渐感到身体出了毛病，特别容易疲倦，膝盖疼，心跳也有些不规律。他去看了几个医生，说法不一。治了3年，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终于，一家医院经过详细化验做出了诊断:他得了血色素沉着症(Hemochromatosis)，如果不治，只能再活5年。

　　定期放血可用于某些疾病治疗

　　简单说，这个病就是血液中的铁元素含量过高。正常人体内都有一个精密的平衡系统，一旦铁元素过量，小肠就会停止从食物中吸收铁。可是，得了血色素沉着症的病人却丧失了平衡能力，于是过量的铁就在身体内到处堆积，对关节和脏器造成伤害，最终会因心脏衰竭而死亡。

　　这个病早在1865年就出现在医学文献中，却直到1996年科学家才终于找到了引发的基因。这个位于第6号染色体上的基因被命名为HFE，该基因对应的蛋白质能与人体细胞表面的转铁蛋白(Transferrin)受体结合，从而影响到铁元素在身体里的正常代谢过程。

　　治这个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定期放血。众所周知，血液中含有大量的血红蛋白，此蛋白之所以呈红色，就是因为它结合了血红素(Heme)。血红素是一种非蛋白质的铁卟啉组分，作为血红蛋白的辅基，血红素参与了生物体中氧的传递和氧化还原作用。每个血红素分子都包容了一个铁原子，正因为这个铁原子，才使血红素呈现红色。

　　通过定期放血，格登体内多余的铁原子终于被逐渐排出体外。2006年4月，他跑完了“沙漠马拉松赛”，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这个赛事了。

　　格登的病绝不是偶然。事实上，大约有1/8的欧洲人带有HFE基因，纯西欧人种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25%以上，是西欧人基因组中最常见的遗传病基因。幸好这是一种隐性遗传病，病人需要同时有两个HFE拷贝才会发病。据统计，大约每200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血色素沉着症的受害者。女性病人发病较晚，因为每月一次的失血让她们排出了一定量的铁，她们的病情往往要等到绝经后才会显现出来。

　　为什么这样一个“坏基因”没有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呢？以前的理论认为，这个基因来自于维京人，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北欧，那里缺乏营养，铁的摄取量严重不足，于是这个基因就有了优势。但是这个假说无法解释为什么HFE基因在世界其他一些缺乏铁元素的地区却并不那么流行。

　　加拿大生物学家沙龙·莫兰(Sharon Moalem)在他刚出版的一本名为《病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ickest)的书中给出了答案。故事还要从欧洲历史上那次最严重的瘟疫说起。1347年，欧洲爆发腺鼠疫(Bubonic Plague)，大约有将近1/3的欧洲人被这种厉害的耶尔森杆菌(Yersinia pestis)所杀。有人猜测，血色素沉着症有可能与这个病有关。经研究发现，血色素沉着症病人体内的巨噬细胞(Microphage，一种免疫细胞，属于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杀细菌的能力远强于正常人，这一发现比较合理地解释了HFE基因在欧洲如此流行的真正原因。

　　原来，血色素沉着症患者体内虽然含有过多的铁，但他们血液中的巨噬细胞却意外地不含铁。绝大部分细菌都需要铁元素，可当这种没有铁的巨噬细胞把外来细菌包围后，细菌们就会因为找不到铁而死亡。与此相反，正常人体内的巨噬细胞含有大量的铁，反而给细菌们提供了丰富营养。耶尔森杆菌对抗巨噬细胞攻击的能力非常强，能躲在巨噬细胞所营造的“特洛伊木马”里，进入淋巴结，然后从这里迅速传遍全身。

　　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体内铁含量高的人的死亡率就应该更高，这个假说得到了事实验证。据统计，这场鼠疫中死亡率最高的群体就是中青年男性，他们营养状况普遍较好，体内的铁含量比妇女和老弱病残要高很多。

　　正是这场瘟疫，给了血色素沉着症患者一个不小的生存优势，他们用一种通常在老年时才会犯的病，换来了对鼠疫病菌的抵抗力，这个交易明显是划算的。

　　这个例子启发了不少人开始重视铁元素在抵抗病菌中的作用。科学家早就知道，细菌的生存离不开铁，凡是铁含量丰富的地方必定有大量细菌生长。北大西洋的海水之所以比大部分太平洋的海水要浑浊，就因为北大西洋上空经常会有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灰尘飘过，把铁元素沉降在海水里，给细菌生长提供了粮食。有人根据这个理论设计了一个对抗全球变暖的办法:向海水中倾倒铁，让那些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大量生长！

　　人体的免疫系统似乎也知道这个窍门。凡是缺乏皮肤保护的地方，比如鼻孔、眼睛、嘴巴和生殖器内，都能找到大量的鳌合剂(Chelator)，它们能和铁元素紧密结合，防止铁被细菌所利用。母乳中也含有大量的乳铁蛋白(Lactoferrin，一种铁鳌合剂)，人初乳中每升含有高达2000毫克的乳铁蛋白，相比之下，一般鲜牛奶中只有150毫克，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倡母乳喂养的重要原因。

　　这个理论还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个民间偏方。不少民族都有用鸡蛋清涂抹伤口预防感染的方子，鸡蛋清中含有大量的鳌合剂，这就是为什么鸡蛋不会变质的原因。要知道，为了让小鸡能呼吸到新鲜空气，鸡蛋壳里有很多小孔，细菌可以自由出入。

　　那么，这个“铁理论”是否能解释放血疗法的有效性呢？莫兰认为是可以的。放血减少了人体中铁元素的含量，这就等于减少了细菌的粮食。这个解释曾被一个名叫约翰·穆雷的医生间接地证明过。他去索马里难民营做志愿者，发现那里的人因为营养不良，普遍患上了贫血症。他给一部分难民提供铁补剂，试图缓解贫血，结果这些人的感染率大幅上升。

　　同样，一个在新西兰毛利族当志愿医生的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为毛利族的新生儿注射铁补剂，结果这些新生儿遭细菌感染的比率上升了7倍。

　　通过分析这些实验数据，莫兰提出了一个猜想:也许放血疗法确实能在某种程度上抵抗一部分细菌感染，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放了那么多年血的原因。但是，正因为我们了解了这里的机理，发明了更有效的抗菌剂(比如抗生素)，人类这才名正言顺摆脱了被放血的命运。毕竟，血是一种宝贵的东西，因为贫血而造成的麻烦一点也不比血太多的麻烦少。

　　在西医界，除了一部分高血压和肺水肿，以及血色素沉着症等少数疾病以外，放血疗法已经被彻底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