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偏多文字狱 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

　　对君主专政下的乾隆来说，这绝非他能理解的常识——或许能理解，但囿于“定于一尊”的统治原则，他无法忍容哪怕只言片语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因此，他不认同其父的做法，而要改弦更张，一变为严禁辩论。

　　细考乾隆朝的文字狱，可知大多数都是冤狱——文字狱的性质本就是冤狱，乾隆朝的文字狱，堪称冤狱中的冤狱。

　　对君主专政下的乾隆来说，这绝非他能理解的常识——或许能理解，但囿于“定于一尊”的统治原则，他无法忍容哪怕只言片语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插图 李峰

　　《清代文字狱档》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6月版

　　定价：75元

　　谭伯牛 撰文

　　清廷对政权合法性不够自信

　　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六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许宝蘅到故宫南三所清点档案，此处所藏档案多为“宫中密件”。其中，一个箱子外面贴着纸签，上书：“奉上谕：非至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即行正法！”看来，里面存放的都是“绝密”级文件。打开箱子一看，内有很多小匣。其中一匣装有汪景祺撰《西征集》，书中有雍正皇帝的“御批”。又有一匣，装有《名教罪人》四册，这是雍正年间查办钱名世党附年羹尧案的重要文件。自此，经过整理，宫中密档陆续公布，大多刊布于《掌故丛编》。后来，又从中选取与文字狱有关的档案，并增补其他史料(如《清实录》)，在1930年代初，出版了《清代文字狱档》。

　　汪景祺与钱名世的案子，本质上都可算作文字狱，但是，《狱档》并未收入二案。此外，康熙朝的庄廷鑨《明史》、沈天甫《江南忠义录》、邹流骑《鹿樵纪闻》、戴名史《南山集》诸案，以及雍正朝的邹汝鲁《河清颂》、查嗣庭试题、徐骏诗句诸案，也未收入《狱档》。然而，《狱档》虽不全，却编入了雍正、乾隆时期共计六十五起文字狱，洋洋大观，足以让读者大开眼界，也让包括鲁迅在内的作家们获得了题材和灵感，写出不少好文章。

　　对《狱档》已收及未收诸案做一个统计学的考察，可以发现，清代文字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字狱发生的年代正好是清史上所谓的“盛世”——康、雍、乾三朝；而在最“盛”的乾隆朝，文字狱的数量也恰好最多。文字狱的数量与国家繁盛的程度，竟具如此的正比联系，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更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

　　康熙一朝，在内，官僚系统亟待整改，在外，仍有西南、西北的军事威胁，以此，版图尚不稳固，人心尚须笼络。于是，除了根本不能容忍的鼓吹颠覆国家与政府的文字，皇帝对其他文字、思想上的“出轨”，并不大肆吹求。到了雍正年间，执政的最大问题既不是边疆的战事，也不是人民的造反，而是如何解决皇帝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关于雍正篡位的传闻，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因此，雍正年间虽也出现了文字狱，如年羹尧奏折案及前述汪、钱之案，但其本质则是“杀人灭口”或“兔死狗烹”的政治斗争，文字狱不过是用以修饰政争的花样文章。而在此期间真正称得上文字狱的曾静案，经雍正帝用独特的手段进行处理，反而呈现出戏剧化的幽默色彩。曾静传播反清书籍，鼓吹暴力革命，并试图策反掌握兵权的川陕总督。依照常情，他会被处死，他的亲戚师友也会罹难。但是，皇帝没有如常处置，而是将他“请”到北京，面对面和他开了一场辩论会。最后，皇帝取得了辩论的胜利，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皇帝更将双方的辩论记录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由此，可以看出雍正皇帝极具自信的个性，同时，却也能看出清廷对政权合法性的不够自信。因为，二人辩论的主题——华夷、满汉之辩——在雍正朝以后成为清代政治话语的最大忌讳，不论官民，一旦涉及这个话题，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

　　雍正不杀曾静，并告诫他的子孙亦“不得追究诛戮”。然而，乾隆登基，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将曾静凌迟处死，并命各地将《大义觉迷录》缴回销毁。乾隆此举，并非对其父有逆反心理，而是他认识到满洲入主中原之合法性在当时的政治框架内是一个无法获得完全认同的问题。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辩、正统之争。总之，公有公理，婆有婆理。自今人看来，评价一件事，其是非利弊的判断都只具有相对性与时间性，并无最高真理、终极意义可言。但对君主专政下的乾隆来说，这绝非他能理解的常识——或许能理解，但囿于“定于一尊”的统治原则，他无法忍容哪怕只言片语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因此，他不认同其父的做法，而要改弦更张，一变为严禁辩论。

　　自曾静案开始，乾隆皇帝操办了很多文字狱。此时，已是“盛世”，虽有军事冲突，但较诸康、雍时代，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也已帖服；至于民众，在“永不加赋”、“耗羡归公”之后，亦趋安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才有可能肆无忌惮地用文字狱“摧折士气”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钱穆谓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乱世以暴力相征伐，无所谓文字狱；“昏君”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与兴致，也无所谓文字狱；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会出现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盛世”，乾隆帝亦自诩为“盛明天子”，那么，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细考乾隆朝的文字狱，可知大多数都是冤狱——文字狱的性质本就是冤狱，乾隆朝的文字狱，堪称冤狱中的冤狱。譬如，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或对满汉区别稍作怨言，前者是学术兴趣，后者为制度批评，都没有颠覆政权的企图，但是，涉案者却因此革职获遣乃至身死破家，这肯定是冤狱。至于因诗文字句触犯忌讳，如“一把心肠论浊清”(胡中藻)、“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沈德潜)之类，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无疑也是冤狱。

　　《狱档》久未重印，知者渐少。今年，上海书店校补《狱档》，改为简体横排印行。前述康、雍时期文字狱仍未补入，稍觉遗憾。然而，能藉此看一看连篇累牍的乾隆朝档案，体会一下盛世偏多文字狱的历史吊诡，究不失为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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