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新关口的开放战略思维

　　《瞭望》文章：新关口的开放战略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就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就要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四十四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中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同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中央党校教授赵长茂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从发展全局的高度解读了这次集体学习内容的背景和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它绝不是封闭自守的，而是永无止境的开放基础上的持续发展。”

　　29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最直观的数据是，四年来外贸总额世界排名从第五位上升至第三位。在赵长茂看来，过去对外开放的基本策略是出口导向和引进为主，“而现在，随着中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走出去’为特征的双向和多向开放局面逐步形成，正在引导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境界。”

　　因此，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开放中转变增长方式，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成了对外开放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新内涵。

　　采访中，宏观经济学者常修泽就此向《瞭望》新闻周刊解释说，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积极、主动地改革国内现有的体制，与国际市场接轨；企业要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也应该抱着开放的态度，通过优势互补接纳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使大家从开放型经济增长中实现互利多赢的目标。”

　　贸易地位“大而不强”

　　十六大以来的5年，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大幅提高，外贸总额从2002年的6208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17604亿美元，在四年内连升三位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贸易大国；利用外资自2002年以来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贸易依存度达到70%，相对于1978年提高了57个百分点。其中，实际开放度（指进口总额和外资工业企业销售额占GDP比重）由2000年36%上升到2004年的75%，在中、印、俄等10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市场化程度最高。

　　但是，赵长茂说，近年顺差过大的贸易不平衡局面，亦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困扰，比如外贸依存度过高、大量外储衍生的流动性过剩、频繁的贸易摩擦、出口产品质量问题等。而贸易不平衡，一方面与改革开放之初外贸管理上“限进奖出”，外汇管理上“宽进严出”及1997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等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近年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密切相关。

　　在他看来，大量外贸顺差的长期保持以及相应的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不仅刺激生产要素过度流向出口部门，使经济的增长过多地依赖外需，而且使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实践证明，以数量扩张为主的贸易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资源、环境难以承受，而且受制于国际市场，存在着相当大的市场风险。

　　“因此，通过系统清理和全面调整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出口退税，适当扩大进口规模等等措施，调整出口导向战略的外贸政策，成了深化开放政策的当务之急。”常修泽告诉本刊记者，进入“十一五”规划期 ，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将不再是追求数量的扩张和发展的速度，而是如何由贸易大国发展成为贸易强国，寻求实现贸易强国的有效途径。而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是实现贸易强国的主要途径之一。

　　事实上，贸易强国是一个内涵丰富、层次多样、类型多元的国家对外贸易竞争概念，不但对外贸易总量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国家的产业经济全球化和贸易科技含量与其他强国同步，还是区域经济、金融与贸易一体化的引导者和组织者。

　　“对外开放要上新台阶，关键是要成为贸易强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而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有关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开放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配合我们和平崛起来提升我们在全球分工中的定位。”

　　诸多新问题待解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新一轮扩张期，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本流动国际化和生产活动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由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延伸，世界经济分工格局重新调整，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互动明显增强。

　　然而，世界经济潜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断呈现出脆弱性，存在缺陷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因多哈回合搁浅而损失惨重。特别是近期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放大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风险系数。

　　这一切，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既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对我们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发展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关专家提出以下几个思考点。

　　首先，如何统筹国内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我国要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时期，不仅商品市场和工业制造业领域，而且服务业、金融、保险和通信等等包括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部门在内的领域都要开放。在各种市场都要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让国内改革发展与对外开放相配套，情势和过去非常不同，需要深入实践和研究。

　　其次，如何把加强自主创新、自主知识品牌与对外开放协调起来。引进外资和技术可以大大缩短技术进步的过程。但20多年的经验也显示没有自主意识和有序的引进，容易形成技术依赖而缺乏创造力，一定程度会在相当长时间阻碍创新。怎样把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

　　其三，如何处理好扩大内需与开发国外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在分享开放利益上，怎样让广大中西部地区更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提升落后地区的对外开放层次，防止开放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在内需外需结构上，如何作出符合国情的调整。更多依靠内需固然正确，但目前国际市场正在形成的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而言也不能轻言放弃或者弱化。

　　其四，如何处理好日益复杂的贸易摩擦问题。除了要积极促进国际贸易体系的完善和改革之外，处理我国面对的贸易摩擦，需要建立自身的贸易平衡机制，主要是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进口来解决与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但是，目前政策偏重于出口，进口机制不足，造成企业进口没有动力，技术引进缺乏驱动，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其五，如何协调对外开放和维护经济安全的关系。维护经济安全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专家认为，不能把这两个问题对立起来，不能把所有开放中遇到的不适应都归因于经济安全问题。当然，也要看到过去封闭经济下确实有一套防范封闭经济风险的机制，但随着我国开放的速度和深度的提高，针对开放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很多开放经济的风险还没搞明白。这需要下一步着力解决。

　　如何提升开放水平

　　这个背景下，胡锦涛同志从5个方面具体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要注重抓好的工作。权威人士就此为《瞭望》新闻周刊进行了解读。

　　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主要目的就是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发展成为贸易强国。为此，必须坚持以质取胜，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努力促进对外贸易从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提高对外贸易质量和效益。

　　因而要在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

　　特别要重视发挥进口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完善贸易政策，完善大宗商品进出口协调机制，通过降低关税、取消数量限制、推动进口便利化等措施扩大进口，尤其要扩大能源资源、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满足国内需求，促进对外贸易逐步走向基本平衡。

　　对于加工贸易，则应在继续发展的同时，着重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

　　优化对外开放结构和布局。优化结构主要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和区域投向引导，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境内转移，在开放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特别是要扩大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把服务业作为扩大开放领域的重点，通过多种方式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转移，有序推进社会事业对外开放。要推动东部地区对外开放上层次上水平，发挥集聚和带动效应。

　　布局上要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吸引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挥这些地区劳动力充足、市场规模大的优势，承接境外和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加工制造业梯度转移。要进一步实施沿边开放战略，把西部大开发与向西开放结合起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这个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积极扩大能源资源和技术合作，统筹规划，精心部署，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鼓励境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特别是要加强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和共同开发。

　　其二，制定和实施境外投资战略和产业指导政策，完善对境外投资的协调机制和风险管理，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加强对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管。

　　其三，办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通过发展境外加工贸易缓解贸易摩擦。要引导企业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文化习俗，支持当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扎实促进互利共赢。要实现我国对外开放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既利用国际条件发展自己，又加强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使我国发展给各国发展带来机遇。

　　因此，要维护和完善全球经贸体系，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推进多边贸易规则完善，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维护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同时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主动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力所能及地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尤其要完善公平贸易政策，健全外贸运行监控体系，推动建立健全妥善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增强处置贸易争端能力，妥善处理产品质量、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知识产权等问题，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必须放在对外开放工作的突出位置。为此要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构建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体制机制，加强政府部门内部协调，完善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和监测系统，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和危机应对能力。

　　对不同行业和产业要实行分类指导，制定战略性产业清单，保障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产业安全。根据扩大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新特点，加快金融、外汇管理、企业等改革，从体制机制上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实施好反垄断法，完善细则，健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切实依法保护我国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

　　以全球思维领导对外开放

　　胡锦涛同志在集体学习的最后提出，“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对外开放工作的领导”，这意味着对从事对外开放领导工作的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应该比过去更具备全球视野，更具备全球思维，更加主动吸纳整合全球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常修泽认为，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他深有同感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正在大规模深化的时候，如果领导干部队伍的对外开放意识没有建立在全球思维基础上，不但有可能失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战略机遇，而且开放局面也可能变成一种被动防御型的对外开放，也就谈不上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因此，全球化思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领导干部素质的一种新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之一。

　　2006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从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角度，要求“提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并且具体要求领导干部“努力学习国际金融和贸易知识，了解资本流动、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特点，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环境，自觉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所有这些要求，直接的现实性、针对性就是干部队伍在新的发展开放条件下树立全球思维意识。

　　有了这个素质基础，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加强和改进对对外开放工作领导时，才能真正贯彻中央关于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全面分析对外开放形势，完善对外开放政策措施；才能有防范经济风险、自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意识，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能力。

　　权威人士指出，各级干部下一步要着重把握和执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性工作，即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政策法律和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内外统一的市场体系和企业主体，健全保障公平贸易的管理制度，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和各类专业化服务企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