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成了出版社的摇钱树？(图)

　　本报记者 李松涛　　出版人认为莱辛获奖实至名归

　　“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88岁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Lessing，1919－），该奖百余年历史上的第11位女性获奖者由此产生。

　　让国内出版社不像以前那么尴尬的是，韩少功翻译的莱辛《命运五部曲》早在1987年就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五角丛书”；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过莱辛的《野草在歌唱》，2003年出版过其代表作《金色笔记》；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推出《又来了，爱情》和《另外那个女人》。

　　“实至名归，考虑加印。”正在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译文出版社社长助理赵武平10月11日晚短信告诉记者他获知莱辛获奖的第一反应。译林出版社10月12日也在安排尽快重印《金色笔记》，还计划半年内出一套莱辛的文集。据媒体报道称，国内一些出版社10月11日前已派出专员在斯德哥尔摩等候颁奖结果，以争夺获奖作者作品的中文版权。可以预见的是，莱辛的代理人自此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国无数出版社的合作电话，而莱辛的作品也会很快迎来销售高峰。

　　诺奖是商机，出版社要分一杯羹

　　“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的盛宴，也可以说是出版社的摇钱树，这个奖本身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国内最早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出版人刘硕良说，诺贝尔文学奖总能在社会上造成波澜，出版社自然要分一杯羹。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对出版社有推动，影响很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公司（下称“文景”）总经理施宏俊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一般都能售出5万册以上。

　　2006年，文景就因提前引进土耳其作家帕穆克获奖作品大赚了一笔。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至今印量已达29万余册，码洋841万元，“我们库存只有3000余册。”由于帕穆克获奖，文景又迅速将其《雪》、《白色城堡》、《黑书》等著作引进出版。至今，帕穆克的6部作品在国内累计印数超过了50万册。

　　“如果帕穆克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书在国内的印数肯定达不到50万册。”施宏俊说。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时，亚马逊网络书店的排行榜上，耶利内克最著名的作品《钢琴教师》的订购量，在24小时内从第1163804位一跃上升到了第9位。

　　“诺贝尔文学奖对出版社来说是个重大的商机。”《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称，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意义上仍属高档次，获奖者的作品能够进文学史，对出版社来说，能拿到获奖者作品的版权就能够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所以出版社自然看重这个奖项。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韩敬群觉得，无论如何，能够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对出版者来说不失为一件荣耀体面、一定程度上也是名利双收的事情。“但做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不应该只以诺贝尔文学奖为目标。想在外国文学出版上有所作为，应该有长远规划和布局，除了关注市场效应，也应该关注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及其对汉语原创文学写作的影响。对于肯用心、有计划的出版者来说，得奖，是锦上添花的事。”

　　“相对来说，国内图书销售受概念影响比较大。”韩敬群说，很多读者是被一些营销概念、舆论引导选择购买图书。在这个背景下，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概念，有助于出版社更好地销售图书。

　　在译林出版社资深编审王理行眼里，进入21世纪后，我国外文图书销售进入了一个低谷，很多在国外畅销的书进入国内反倒卖不动。诺贝尔文学奖则无疑是出版界需要的大热点，所以每年大家都要等、抢、拼命地抢。2005年英国剧作家品特获奖后，其版权代理人告诉王理行，仅中国国内就有70多家出版社向其提出版权购买意向。

　　早在2002年之前，译林出版社就引进了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的作品《耻》，可当时国内出版社几乎无人关注。2002年，《耻》中文版上市，王理行还为此写了好几篇推介文章，但“无人关注，市场反应很平淡”，直到2003年才销出五六千册。但就在2003年，库切出人意料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得奖消息一传出，库切突然就火了。”王理行说，《耻》开始几万册几万册地重印。

　　诺奖与“诺奖读者群”貌合神离

　　“大学的时候阅读那些获奖作家的作品，都是朝圣的心态，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样的心态。”青年作家徐坤告诉记者，尽管本土作家都很关注诺贝尔文学奖，但现在的年轻作家对这个奖的心态已经比较平和，写作上也不会以获奖为目标。

　　在很多专业研究者眼中，国内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外国文艺作品的关注并非总是那么热切。

　　“从文学创作上看，欧美的大学不会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指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说，1932年的得主约翰·高尔斯华绥，欧美大学里读他作品的人就非常少。文学研究上并没有多看重这个奖项。

　　据陆建德介绍，在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进过一些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但真正出现诺贝尔文学奖效应则是在“文革”结束后。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短篇小说集，销量达到了10万册。

　　这种读书热潮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机会越来越多等原因，外国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销售开始转入低潮。“1993年之前，由于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国内引进外国文艺作品很简单，不需要多少成本。但加入之后版权、外汇开始成为国内出版社不得不掂量的东西，很多出版社就放弃了，不再考虑出版外国文艺作品”，王理行说。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我都会关注，但相当一部分获奖者的作品并不好读，其实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普通读者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国内某中央媒体的编辑说，由于现在书籍太多，读者有意无意地都会受到出版社宣传或者某种潮流的影响，诺贝尔文学奖自然是影响读者购书的一个重要指标。

　　读者购买诺奖书不该是“行为艺术”

　　“在国内，诺贝尔文学奖效用很大，中国人对文学还是有着崇敬的心理。好的文学作品得到大众的关注，这是可喜的一面。”施宏俊担忧的是，现在的读者似乎越来越不关注作品本身，诺贝尔文学奖变成了文化事件甚至娱乐新闻，真正阅读作品的人比例很低。

　　尽管帕穆克的6部作品在国内销售都很好，但施宏俊还是觉得真正能把书读下来的人少之又少，他甚至觉得，印量29万余册的《我的名字叫红》，其购买者恐怕有一半以上都没有读完。

　　“我们的读者购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好像是行为艺术，买了却不见得读。”施宏俊觉得，是否应该弱化诺贝尔文学奖，回归到阅读本身。“很多读者需要聊天的话题，尤其是年轻的读者。”余中先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知道谁得奖、有什么作品，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不丢脸的事情，但是不是真正去读书就另当别论了。

　　在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中，以纯文学居多，走的是阳春白雪的路子，对普通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未必容易。再加上当下中国人经济意识的增强，读书愈发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

　　“我们国家还不是一个阅读的民族，我们还处在知识饥渴的时代。”陆建德说，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的文学阅读状况早已大不如前。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人的阅读面越来越宽广，功利型的阅读不断上升，文学这块蛋糕比以前小了许多。

　　陆建德觉得，国内的图书市场还远不成熟，普通读者往往缺少自己的主见。“我们要选自己喜欢的作家，但这需要大量的阅读、比较，普通人非常难做到。”

　　“说现在真正读书的人少，其实也要看怎么比较。”王理行说，中国人觉得好的文学作品首先要有好的故事，要有阅读快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作品与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并非全部吻合。文学爱好者、文学创作者才是阅读的核心。

　　“每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拥有相当的读者群。”陆建德说，如果人们对人类这些伟大的文明成果都不感兴趣，那就不仅是可悲而是可怕了。”

　　照片：10月11日，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一名男子在观看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女小说家多丽丝·莱辛（DorisLessing）的海报。拉尔夫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