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米塞斯：传承奥地利经济学的“灯塔”

　　米塞斯指出自由银行制度将会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将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推到了极致。

　　阅读·独立书评 编辑 徐夏 美编 郑佩芬

　　多发的货币量首先到了政府及相关的利益集团手里，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又行之有效地获取好处，代价是牺牲民众的利益社会的福利，让他们去承受通货膨胀的恶果。这与今天中国的情形相当类似，在猪肉领衔涨价之下，各种物品的价格上涨对比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中表露的货币扩张量，难免让人产生联想。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经济学家，被誉为“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

　　《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

　　米塞斯著

　　戴忠玉、刘亚平译

　　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版

　　定价：33元

　　李华芳 撰文

　　奥地利学派溯源

　　经济思想史上有过几次革命，卡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阶级分析”一度将李嘉图和密尔传下来的理论发扬到极致，认为价值是商品内在固有的，其产生是由生产过程加之于商品之上的，价值的最终来源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马克思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既然所有价值都是一定量劳动时间的产物，那么资本家和雇主所获取的全部利息和利润，就是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于是，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之间为扩大自己的份额会陷入无休止的斗争中，阶级分析的范式应运而生。其后深刻影响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或许是马克思的思想充满激情，因而在当时广受欢迎。而同时代的冷眼观世边际学派要经过历史的陈酿才逐渐散发幽香。1871年，英国的杰文斯、瑞士的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分别以不同形式提出了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思想，史称“边际革命”。简单来说，边际革命的思想是劳动不可能赋予商品价值，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价。门格尔最有才华的学生庞巴维克扩展了这一说法，认为价值是由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估和欲望的强度所决定的。按照罗斯巴德的说法，正是庞巴维克的三卷本《资本与利息》标志着奥地利学派已经成熟。

　　米塞斯的卓越贡献

　　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奥地利学派对资本和利息的解释更为深刻。不过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师徒固然在边际分析和时间偏好的解释上有所推进，但在方法论上完全成熟则是米塞斯的功劳。奥地利学派的研讨班继承的是柏拉图学院口述传统，1900年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在庞巴维克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成为最出色的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米塞斯很快认识到庞巴维克以及门格尔等师者先贤在分析上还留于余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依然留有空白。

　　第一个空白主要是货币领域。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在分析货币的时候，就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没有将微观分析方法拓展到对货币的分析，造成了所谓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野。张五常将微观与宏观的差别概括为“宏观多了一个货币”，自此面貌截然不同。一旦当经济学家涉及货币，就即刻陷入某种虚幻的总量分析概念构成的想象世界里，诸如货币总量，价格水平等脱离个体行为的坚实基础概念，飘来荡去，这甚至误导了欧文·费雪。费雪精心阐释了价格水平和周转率理论，但对个体行为依然忽视，而米塞斯则着手弥补微观与宏观的鸿沟，米塞斯的第一本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就让庞巴维克刮目相看。

　　米塞斯揭示了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给量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紧迫程度(即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因此货币单位的“价格”或者说购买力，也是由同样的市场过程决定的。对货币的需求是人们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包括钱包里的和银行账户里的钱。如此一来，货币单位的边际效用决定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强度；可供应的货币数量与需求之间的互动，决定货币的“价格”，比如说1元人民币可以购买的“商品”是1元钱的“价格”，如果没有背后的购买力作为支撑，那么1元人民币与废纸无异。

　　所以如果超过一定限度，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社会不会有任何好处，只能稀释货币的购买力而已。也即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在于并不是每一个人同时立刻得到了同等数量的货币，如果是大家都同时得到等量的货币，那意味着个人的境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但多发的货币量首先到了政府及相关的利益集团手里，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又行之有效地获取好处，代价是牺牲民众的利益社会的福利，让他们去承受通货膨胀的恶果。这与今天中国的情形相当类似，在猪肉领衔涨价之下，各种物品的价格上涨对比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中表露的货币扩张量，难免让人产生联想。

　　而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米塞斯的看法，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就难以避免，他的药方是，首先要停止货币扩张，但不必要急剧紧缩，不要人为控制工资、价格、消费或投资，让经济自行清除那些垃圾，从而走回正轨。这些见解仿佛是专门为今天中国的经济情形写就的一样。米塞斯更进一步指出自由银行制度将会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将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推到了极致。这一思想后来被米塞斯杰出的学生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发扬光大。

　　这种自由主义倾向与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注定与政府干预以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头一次旗帜鲜明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行之处。而且为了完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基础，米塞斯选择了与实证主义分道扬镳，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米塞斯写道，实证主义是用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根据这种方法，发展出的社会工程学是一种新兴技术，按照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来有计划地处理“人”。这是米塞斯无法接受的，与此针锋相对，米塞斯提出了“人的行动科学”的理论，这在他的巨作《人的行动》得到了详细阐释。

　　《人的行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演绎的、逻辑的和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深受李凯尔特、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人的影响，同时米塞斯的朋友韦伯也对他有较大影响。米塞斯认为人并非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动的人，因此人类行为不可能总结成为历史规律，因此经济学试图通过统计来找出所谓的规律是徒劳无功、误入歧途的。对于米塞斯来说，人类行动的基本公理是：个体具有具体目标，个体有时间偏好，个体采用行动必然在市场过程中进行。米塞斯的《人的行动》是一本综合性的经济学著作，在他的作品里没有所谓的微观和宏观分野，而是将经济学视为一个整体。这可能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真正的综合性著作。但由于使用德语写作、战争、流亡，米塞斯曲折的生涯使得他的思想被学界遗忘。从方法论到对货币和经济周期的论述，米塞斯一以贯之，但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被奥斯卡·兰格的盛名淹没，他对经济周期的深刻洞见同样只能委身在如日中天的凯恩斯主义照不见的角落，观念竞争被虚幻的声誉掩盖，这或许是米塞斯的悲哀。

　　当然米塞斯自己并没有气馁，尽管流亡美国，没有正式的教职，但米塞斯持之以恒开设研讨班，传一缕奥地利学派的香火。除了哈耶克之外，米塞斯在纽约的研讨班上也涌现了罗斯巴德这样的大家。罗斯巴德1970年代深情回忆米塞斯及其研讨班，称之为“捍卫自由、传承奥地利经济学”的“灯塔”。罗斯巴德写道：如果我们确实站在了自由精神复兴的起点上，那么这场复兴运动就是为米塞斯的生命和思想竖起高大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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