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村民入党排起了队

　　《瞭望》文章：村民入党排起了队

　　以民为本的善治，换来了价值观的回归与升华，还有对执政党的追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先国陈冀

　　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今年又有十几名村民争相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入党排起了队。

　　村党支部书记何德兴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三四年前每年要求入党的村民寥寥无几，可这几年以来，要求入党的人是越来越多。

　　本刊记者在一位村民的入党申请书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带领我们进入了全面小康社会，村民们都过上了幸福满意的生活，这更加坚定了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愿意加入到这样的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奉献青春。”

　　七一村原是当地的一个落后村，近年来已向全面小康示范村发展。“中国的农民能过上今天这样的生活，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这就是我心中理想的社会主义生活！”53岁的村民何春建对本刊记者说。

　　他一口气数出了他家的八大变化：“过去我们只会种田，现在办厂把生意做到了全球，我女儿开了家外贸公司，我则办了一个物流公司；过去我们在猪圈上搭房住人，现在各家的小洋楼越盖越高，有的人家有六七层楼的小别墅；过去家里有辆自行车就是稀罕事，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50多岁的人了还会开上20多万元的小汽车；过去担心吃不饱，现在担心吃得太好会得‘富贵病’；过去盼着过节，现在天天如过节；过去不愿检查身体怕生病破财，现在村里每两年组织免费体检一次，60岁的老人还每年一次；过去村民要花几万元买个城市户口，现在村民就怕户口被迁出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各地采访中了解到，随着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强化、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公共服务的完善，普通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日益增强。沿海基层民众“入党热”的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制度优势日益彰显于日常生活之中。

　　公有制主体地位强化执政能力

　　虽然有些地方统计部门发布数据称“非公经济已占51%”，但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教授看来，这并不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了动摇。

　　他认为，从量的方面看，公有制经济没有将国有的土地、矿山、森林以及大量基础设施统计在内。从质的方面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应理解为控制力和指导力。

　　浙江省义乌市1982年在全国率先创办小商品市场，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日用消费品交易市场，被誉为“小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如果在每个摊位驻足3分钟，一年时间才能勉强将所有摊位逛完。

　　义乌的崛起一直被视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但其成功经验中有一条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始终坚持“有所为”，牢牢把握战略性经济资源，推动市场秩序扩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

　　土地使用权和市场摊位是义乌最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义乌市政府始终保持绝对控制权和主导权。义乌小商品市场最早由工商部门筹资建设，1993年市政府实行“管办分离”，让工商部门退出，同时成立政府控股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公司（简称商城集团），实现企业化运作，进行市场建设和配套服务。

　　商城集团对摊位只租不售，将同类商品安排在同一地段经营，根据经营户的纳税额划拨摊位面积，目前100平方米的摊位月租金只有3000元左右。经营户流转摊位使用权必须在产权交易所限价流转。这样，政府为市场交易活动提供了稳定的、公正透明的、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框架。经营户从中获得了低成本的优势和良性竞争的环境。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董明认为，义乌市场的飞速发展是“强政府”与“强社会”、“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地方政府利用国家体制赋予的权力，包括“土地国有、公有制为主体”等，通过控制基础性资源，培育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矫正市场的不平等，同时将竞争性强的经营事务交给市场，由民众自主创造更多财富。

　　中央党校科社部原理教研室主任秦刚教授说，国与国竞争的实质是执政党水平的竞争，“公有制为主体”为我党提高执政能力准备了有利条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则为增强全社会创造活力提供了充分可能，两者密切联系，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群众呼声最强烈的地方破题

　　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家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万兴乡大湾村的初一学生曾禄帅特别开心，因为以后再不用每天凌晨5时就起床、步行50多分钟的山路去上学了。

　　曾禄帅的父亲曾福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家里经济条件差，过去每学期的书本费东拼西凑，连一天2元的车费都没法承担。可现在不仅山里孩子走出了大山，而且政府还免缴借读费和住宿费，免费赠送校服，孩子每月还可得到100多元的各项生活补贴。

　　龙泉驿区2005年启动“金凤凰”教育工程，让山区学校的小学毕业生一道下山进城、入读政府投资1.6亿元修建的学校，享受与城里孩子同样的教育资源。目前，已使3928名山区孩子圆了在城里读书的梦。

　　今年50多岁的董义霞一家住在广州市荣德路，她没有工作，丈夫年老多病也丧失了劳动能力，14岁的儿子还在上初中。一家人靠着政府每月近千元的生活补贴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在居住的两房一厅也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今年猪肉价格上涨，他们一家还享受了每月20元的补贴。“政府就是我们低保户最大的靠山！”董义霞说。

　　低保被称为居民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在过去的五年里，广东实现应保尽保，有170多万人被纳入低保体系，占户籍人口的2.24%。浙江省仅今年上半年就为64.3万低保对象支出保障金3.5亿元。

　　更让董义霞高兴的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她很快就会有一份家政工作。广东省2004年在全国率先出台“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办法，“零就业家庭”成员除可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外，还可得到政策提供的职业培训。这项制度自实施以来至2006年底，全省累计帮助24649户共29793人实现就业再就业。北京、浙江等地也都相继开展了“零就业家庭”就业计划等类似的工作。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认为，近年来各地政府转变执政理念，从群众呼声最强烈的地方破题，从关注老百姓切身利益入手，涉及到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难题正在一个个被破解。而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政府行为，也最能深得民心。

　　“民生财政”的保障

　　过去，一些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上项目、建工程看作是头等大事，财政投向的重点集中于此，但对公共服务等关注不够、投入严重不足。《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了解到，当前不少地方政府转变观念，抓住经济平稳增长和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有利时机，加大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的投入，“民生财政”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浙江省委政研室社会发展处处长张国强告诉本刊记者，浙江省把公共财政的投向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例逐年增加，“民生财政”被明确作为财政投向的理念，每年政府把六七成财政收入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

　　北京市目前已基本建成了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74%上升到2006年的89.2%，今年这一比例将超过90%。

　　广东依托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共建的成果变为惠及全民的共享福利。近5年来，仅省级财政就投入427亿元，用于全民安居、扩大就业、济困助残等“十项民心工程”。

　　中央党校社科部青连斌教授指出，社会公平正义，主要体现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上，体现在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上。政府把财政投向重点转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优化政府投资领域和结构，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

　　公共服务全方位延伸

　　在成都市双流县文星镇占地123亩的农民公寓小区“蜀星花园”，十几种户型，每套面积从88平方米到144平方米不等，已经入住690多户。社区配套设施齐全，周围还有超市、幼儿园。

　　这样的农村新型社区，成都市目前共规划建设了600个，27万农民陆续住进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与此同时，成都还对失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强了技能培训。

　　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经济处处长谭文劲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让农民与市民一样平等地享受到公共服务。

　　渐趋完善的公共服务正在向全方位延伸，全民福利的格局初现端倪。

　　今年盛夏之际，杭州市在一些重点工程工地安装了空调，使原本在高温下作业的农民工享受到了清凉。这只是浙江省把农民工群体纳入到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例子。

　　在浙江，农民工进城就业没有户籍门槛和限制性政策，涉及农民工的各种行政性收费项目已被取消，政府还建立了一批民工学校开展技能培训。与此同时，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得到解决。截至目前，浙江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分别达到229.5万人和254.8万人，位居全国前列。

　　针对关系到农民工切身利益的薪酬问题，政府一方面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等，保证工资水平，另一方面，还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如果企业主发生欠薪逃匿，则由政府先垫付给农民工，再由政府出面进行追讨。

　　在浙江打工的安徽籍农民工江海涛说：“作为农民工，我们觉得无论是机会还是待遇都与本地人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近几年感到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

　　秦刚教授认为，保持社会公平，使社会各成员公平地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各级政府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实现福利惠及全民，正在逐步破解这个难题。

　　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

　　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村支书吴栋材是一位在抗美援朝中受过伤的老战士，被村民们称为“有社会主义情结的人”。

　　永联村最早只有800人，吴栋材通过办企业逐步致富后，为带领周边群众彻底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于1995年、2005年、2006年，将邻近的五个村全部或部分村民小组相继并入永联，目前永联村已有1万多人，且新老村民享受同等待遇，住上了公寓，有了退休工资，每人每年福利达3700多元，还可报销医药费，享受免费社区服务。

　　原永兴村村支书钱菊英说：“1995年并入永联村后，我们一村人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幸福。并村之前，我盖房子需2万元，借了三家才借到8000多元，完工了还拖欠工匠工资4000多元，实在够寒酸。现在，我从事社区服务工作，爱人在钢厂上班，花46万元买了两套住房，去年买了轿车，眼下还准备买基金或者股票。”

　　如果说永联村推进共同富裕走的是“就地扩张”之路，那么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华村与大兰村走的则是“远距离重组”之路。

　　龙华村是较富裕的城郊村，大兰村则是全区最偏远的贫困村，两者相距41公里。去年初两村结成扶贫对子，今年初在区政府的主导下，两村村民会议集体讨论通过两村整合方案。截至目前，大兰村已有11%的农民共58户、268人告别大山，搬进了龙华村的农民公寓。

　　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杨继瑞教授认为，大兰村与龙华村跨区域整合，是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最新探索。大兰村村民以土地资源、产业资源等作为股份加入龙华农民股份合作社，享受龙华股民同等权利和义务，实现“农民集中安置、土地集中经营、产业集中发展”，也保证了农民失地而不失业、不失所、不失利，这种探索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让城镇化、工业化的成果惠及更广大的群众。

　　民意表达推动和谐

　　湖北省黄石市是一个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在推进经济转型、企业改制过程中，先后有11万职工下岗，占全省下岗职工的四分之一，群众怨气重、矛盾多、上访频。

　　如今，下岗职工有急事难事都可随时搭乘政府专门开通的“民情快车”，通过邮件、电话、短信等多种方式实现“不出门、不见面、不上访”就能快捷、无障碍地向政府反映问题。在政府“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的承诺下，上访从受理到回复，由过去一般需要的60～90天，减少到现在的4～7个工作日。

　　下岗职工何爱军说：“过去总认为，政府重视经济建设，干部只为富人服务；现在‘民情快车’开通了，有些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我们这些弱势群体觉得没有被抛弃！”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朱学红认为，对社会每个成员给予普遍关注，畅通民意表达的渠道是社会主义内涵的应有之义。政府将工作重心由重经济转为重民意，是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贴近和丰富。

　　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村民遇到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只要拨通热线电话，就会有人上门帮忙解决。村干部还对电话号码做了细心的设计，定为1890即“一拨就灵”的谐音。

　　民情民意的合理表达推动着社会公共事务的进步发展，群众的一封信、一个电话都可能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各地政府通过积极拓宽民意表达渠道的有益探索，以此作为促进群众合理诉求及时解决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作为强化干部职责意识的重要举措。

　　广东省每年都会邀请社会中介机构对服务行业打分排名，一些中介调查机构如社情民意中心经常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民意调查，这几年已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民间参考”；杭州市每年还会由群众投票评选出两个不满意单位，如果连续两年排在末两位，这个单位的一把手将被免职。

　　民情民意的畅达，增强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赖感，同时也焕发出群众日益增强的社会责任感。

　　价值观的回归与升华

　　四川人谢利新是浙江省义乌市超奇特玩具厂的一名打工者，他在这家民营企业一干就是六年，他不愿跳槽的原因是：厂里安排每位打工者入住公寓，企业帮助缴纳医保等社会保障金，每天吃饭还有2元的补助，夏天发冷饮，春节回家乘坐民工专列。

　　在苏浙粤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批先富裕起来的民营企业家越来越注重回报社会。

　　浙江省开山集团副总裁曾启刚告诉本刊记者：“衡量个人的全面发展进步不仅只有致富能力还有思想觉悟。如今，我们民营企业家并不看重财富榜的排名，而十分在意是否入选慈善榜。频出善举已成为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继追逐财富后的又一比拼。”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明教授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曾出现过惟富倾向，普通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感情经历过动摇和阵痛，可如今普通群众感受到社会主义道路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其价值观也在由向富到向善向美提升。民营企业家价值观的变化折射出普通群众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理想的回归与升华。

　　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将这种社会主义觉悟的回归与升华更多地表达在对执政党的追求上，沿海基层民众涌起一股“入党热”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