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花梨

花梨木原木交易在海南非常火爆

花梨树多单株生长

山民正在叫卖一块花梨树根

上海博物馆古典家具馆内以明代黄花梨家具复原了500年前中国文人的生活场景，与清代紫檀家具迥然不同的是，黄花梨家具强调素雅、高洁的气韵

　　华丽花梨

　　世界上有一百多种花梨木，绝品出自中国海南。

　　一九八五年，海南黄花梨木材每五百克价格不过一元，二十多年后，收购价已飙升到九千元。

　　一飞冲天的价格，早已飞出了当地人想象力的大气层。如今，眩晕的海南人慢慢缓过神来，开始“高筑墙�俟慊�粮�倩撼仆酢薄�

　　岛上，人们为一株株花梨树筑起高达两米的砖墙，甚至在树身上满缚荆棘，以此来对抗盗伐者的斧锯。

　　几乎所有的野生花梨树都被迁植到人们的院中，每一株售价起码数万元，一个密密麻麻种满花梨树的院落，价值以千万元计。

　　越来越多的海南人开始囤货惜售，人们抱有强烈的升值预期，坚信“捂盘”是最理性的选择。

　　岛外，一堂花梨木家具的售价超过了名车、游艇和私人飞机。

　　无论原木还是成品，扶摇直上的升势仍在延续……

　　花梨第一村

　　照目前的市场价格，10年后王胜高院子里的花梨树价值将超过1000万元。

　　撰稿／陈统奎（记者） 赵倩倩

　　占符村，一个神秘的村落。

　　据说海南岛上这个7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居然聚集了全岛三分之二的花梨木存货，价值高达十数亿元。当地媒体称这里是“花梨木地下市场”。确切地说，这里是海南花梨木的“集散地”。

　　在这里，“万”似乎成了最常用的货币单位，百万富翁有数十位，村子里的小车数量几乎每天都在增加。而就在十几年前，占符村村民最值钱的财富，还只是屋前屋后的水缸。

　　占符村，凭什么暴富？

　　几十万是“小小数”

　　占符村位于海口市龙泉镇，距海口城区约20公里。车行15分钟高速公路后，还需20分钟的山路颠簸。

　　“十一”黄金周，台风“利奇马”登陆海南，狂风肆虐，风雨交加，许多游客被困宾馆。10月1日那天，记者驱车赶往占符村。驶上高速公路不久，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拐进龙泉镇后，到占符村还有5公里山路。当地向导说，占符村今天是去不成了，丰田汽车底盘太低，大雨中行驶会有危险。看到记者失望的神情，她说可以先去采访她的四叔，龙泉镇上的一位花梨木商人。

　　四叔四十开外，白衬衫加灰色西裤，一点不显山露水。四叔家杂乱不堪，走到墙角，他停了下来，指着一块样子丑陋、满是灰尘的树根对我说，这块花梨木树根重80多斤，一斤350元左右，价值是2．8万元。走到厕所前，他又指着3根直径约10厘米的花梨格木条说，这些每斤可卖500元，3根小木条价值也是数万元。四叔说自己的存货现价20多万元，其余货料存放在更隐秘的地方。

　　四叔在当地小有名气，早在1985年就翻山越岭淘花梨木了。那一年，他花1000多元盘下一把花梨木椅子，转手卖给广东老板，赚了近2000元。

　　当时，花梨木一斤的价格不过1元，边角料一斤还不到0．15元。到了1992年前后，价格涨到了每斤6元，2000年前后又升到每斤30元。而2005年起花梨木价格的飙升，让四叔如梦似狂，“价格一月高过一月，现在就是边角料，也都是150元一斤了！”今年花梨木价格暴涨近5倍，去年12月他淘得一个树根，花了1．2万元，存在家里4个月后，卖出时的价格居然升到了6．5万元！今年，四叔花8万多元买下一个大树根，转手卖到13万元，不料很快有人以22万元的价格再次收购，四叔惊愕得只会摇头。

　　海南媒体报道，目前当地花梨木板材老料（存放百年以上）已经升至每斤9000元。一根板材老料往往重达几百斤，价值数十万元，当地人称之为“木黄金”。四叔说，做了22年花梨木生意，这两年赚的钱远远超过过去20年的总和。

　　四叔说，龙泉镇上靠花梨木生意赚得最多的是“幺达”，短短两年里成了千万富翁。家里戒备森严，就是镇上的熟人也不得入内。“幺达”买了一辆30多万元的越野车，在海口城区购置了房产，全家人都搬去了，镇上的老屋变成了花梨木仓库。

　　讲起财富故事，四叔眉飞色舞。他说，再做一笔好生意，也可以买一辆车了，“车子，也就是一根木料的事。”不过，他不愿记者公开姓名，也不同意拍照。四叔说，干这一行必须低调，尽管到各地收购花梨木时他手提几十万现金，但穿着绝对“草包”，“不敢声张，更不敢嚣张”。

　　四叔说，两年里自己赚了数十万元，只能算“小小数”，两年里，花梨木生意使得龙泉镇上诞生了20多个百万富翁；而如果拿龙泉镇的财富与占符村相比，又只能算“小小数”了。经四叔这么一说，数公里之外的占符村更令人心向往之了。

　　与亿万财富擦肩而过

　　台风一刮就是3天，10月4日早晨，我们再次驱车前往占符村。道路多处积水，越野车趟过片片“汪洋”，跑遍海南山山水水的林业局专职司机感叹不已：“想不到海口还有这么烂的乡村公路。”

　　一进占符村，就是平坦的水泥路面，与坑坑洼洼的进村山路形成鲜明对比。道路两旁时时可见三四层楼的豪宅，村民的殷实一览无余。听说我来采访花梨木生意，一位村民指着一栋正在装修的四层新楼说：“这家主人赚了700万。”一位村民插话说：“我是开摩托车载客谋生的（注：农村常受人轻视的无土地户），连我家里都有几十万的存货呢。”

　　占符村3700余人，耕地只有1700余亩，人均不足半亩。当地人用三句话概括占符村的窘困：村委会“开会借月亮”，学生“读书借祠堂”，父母“嫁女数水缸”。由于干旱缺水，水贵如油，下雨天村民用水缸接屋檐雨水饮用，水缸是家庭财富的象征，于是数一数屋前屋后的水缸就可以看出家境，水缸越多的人家越容易娶媳妇。

　　人多地少，占符人无奈外出谋生，80年代初就有人跑到偏远的海南西部山区（花梨木主产地）开三轮摩托车载客，或当小贩穿村走巷卖甘蔗。正是这些人发现了当地丰富的花梨木资源，一点点买来运回占符囤积。到了1992年，占符村的花梨木存货量已经相当可观，成为远近闻名的花梨木交易地。“外出谋生，带回一条财路。”村党支部书记王明善对记者说。

　　占符村党支部副书记王英权是村里最早做花梨木生意的人之一。80年代末，王英权帮海南药材公司收购药材，得知花梨木也是药材的一种。他在白沙县看到堆放着一屋子一屋子的花梨木树桩和树根，就以每斤0．3元左右的价格收购了140吨，然后以每斤1．6元转卖给药材公司。当时，6个合作者每人分得1万多元，成为令人羡慕不已的“万元户”。

　　如今这笔生意让他追悔莫及。在海口时代咖啡厅的一间包厢里，王英权痛心疾首地说：“当初如果留着不卖，我现在就是亿万富翁了！”价格翻了1万多倍，当时的“万元户”乘以1万倍，不就是一个“亿万富翁”嘛！

　　王英权回忆说，当时花梨木并不值钱。海南刚建省，房地产异军突起，要赚大钱的人都去倒卖钢材。当时，他们运回一车车花梨木，就倾倒在村委会的小广场上，日晒雨淋，也没人来偷一根，“过路人连眼都不眨一下”。不少村民买了几百斤放在家里，2005年后价格暴涨到每斤千元以上，他们甩手一卖就是数十万元收入，拥有千斤以上的大户也就变成百万富翁了。“你看村里那些新修的三四层洋房，大多数是卖花梨木赚来的钱堆起来的。”王英权说。

　　占符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胜高告诉记者，占符村的“一号人物”，是支部书记王明善的弟弟王明真，据说赚了近4000万，在大连有花梨木家具厂，在北京有展销点，最近又在海口办了一个分厂，还买了一套带庭院的600多平方米的套房。

　　不久前，一家媒体的记者曾探访王明真在海口的新住所，且看她的叙述——

　　“你已进入私人住所，请立即离开……”还没走进王明真位于海口某小区的家门，我就被房门上方雷达警报器发出的严厉警示吓了一大跳，紧接着警铃大作，令人心慌，偏偏先进门的王明真一时间找不到遥控器，我就在此起彼伏的警报和警铃声中战战兢兢地进了门，心中很有些走入禁地的犹豫。

　　然而扑鼻而来的沁人辛香和满眼望见的各式黄花梨家具，让我的所有迟疑一扫而光：迎面伫立的一个两米多高的黄花梨根雕颜色暗黄，浑然天成，通体发亮。小到摆件雕塑和官皮箱，大到圈椅罗汉床，连烟灰缸都是用一整块黄花梨料雕成……如果你了解今天海南黄花梨家具的市场交易价格，你一定和我一样在心中惊叹：“这也太太太……奢侈了！”这一屋子黄花梨家具和工艺品按时价怎么也值上千万元人民币，难怪王明真要花上五千大元安装雷达警报器了，警报器连接到他的手机，即使出门在外，也能随时掌控。

　　阳光灿烂的午后，记者站在占符村王明真六兄弟老家的院子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排气派的二层洋楼，王家兄弟的房子连成一体，白色瓷砖，蓝色玻璃，屋顶上安着卫星电视接收器，院子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庭院铺着草皮和平整的石板（旧时海南农村只有地主的庭院才铺石板），草皮中间，栽着几棵直径10厘米以上的花梨树。这个庭院，每一处似乎都在显示主人的富足。

　　10月7日下午，记者在海口采访收藏家张志扬时，巧遇王明真，与他共进“工作晚餐”。

　　王明真说，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6个男的，他排行第五。童年在王明真的记忆里是酸楚的，“每天煮一大锅干木薯饭，只放两把米，从早吃到晚”。

　　王明真从小聪明过人，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班长，初一时看到家里贫困就无心读书了，开始跟着二哥王明善做生意。1990年他开始做花梨木生意，慢慢形成了上百人的“眼线”，这张复杂而紧密的网络，使得从海口周边到偏远村落，很难有好料逃得过他的手心。

　　几年前，白手起家的王明真“供小孩读书还吃力”，如今手戴劳力士手表，开着越野车，虽然否认自己有4000万身家，但无疑是花梨木生意场上有头有脸的风云人物了。王明真说，他不满足于做一名花梨木商人，正在向一名花梨木“玩家”转变，有些好料他已经舍不得卖了，而是找好工匠打造明式家具，留着自己用。

　　占符凭什么？

　　占符人富了，但并不招摇。一个重要原因是，花梨木是濒危物种，被国家列为二级保护植物，海南省林业部门一直严厉打击花梨木交易行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占符为什么依然风生水起？村委会委员符征君介绍的答案是：心齐。

　　符征君说，不久前他去海南西部的东方市八所镇买花梨树，被人举报到林业部门，一旦被抓就要付出数万元罚款。为此，他想出计谋，让树主在屋前挖一个坑，“林业部门来查时就说是移植花梨木，而不是要卖给我”。然后，他又付了3000元“买路钱”，终于把那株花梨木运回了占符村。

　　而在占符村，“许多老板来我们这里买花梨木，生意总是顺顺利利，从未发生过举报事件。”符征君说，占符村凭的就是这个优势。

　　不难看出，老板们把交易风险前置了，让占符人去承担“违法交易”的风险，而占符则以“不举报”作为核心竞争力，村民们与前来收购的老板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符征君说，“不举报”是村委会的集体决策，而且要求全体村民遵守，“你一举报，人家不敢来我们村了，花梨木生意不就砸了吗？”

　　这种“违法交易”的风险有多大？大到拘留、蹲监牢！占符村一位做花梨木生意赚了500万元的“暴发户”说了一段亲身经历。他到昌江县石碌镇花1500元“挖2个死树桩”，不料有人举报，被林业公安逮了个正着，马上遭到拘留。记者还听说去年龙泉镇上一位“花梨木老板”在海口市遵谭镇砍了一棵花梨树，因有人举报，在家门口卸货时被林业公安人员逮住，被判刑坐牢。他身陷囹圄的这一年，花梨木价格一路飙升，与财富失之交臂。

　　符征君对林业部门的严管姿态表示担忧，他说，一来没能真正止住老百姓砍伐花梨树，二来又影响了老百姓种植花梨树的积极性，“其实，越开放人们种植积极性越高，再过几年花梨树会更多”，符征君说，开放花梨木交易，还能有效遏制“买路费”这种腐败行为。

　　的确，在占符村，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能看到花梨树，有的是育苗种植（近几年已种下数万棵），有的是从山坡地里把野生树挖回来种植（否则会被偷砍）。“贵比黄金”的花梨木市场价大大刺激了村民的种植热情，村里的大户人家根本不满足于种植小树苗和移植自家坡地里的野生树，他们花钱从全岛各处买直径10厘米以上的原树回来种植，今年符征君就投入10万元种植“大花梨树”。这轮种植热潮使得人们再也不担心花梨树会绝迹。

　　“发动群众大规模种植花梨树，全岛我是第一个。”村党支部书记王明善很是自豪。王明善1993年起当支部书记，那时占符村的花梨木生意已渐成气候，他让五弟王明真接手花梨木生意，自己则带领村民开发村后的昌赛山，开山辟路，筚路蓝缕，种植了近千亩荔枝、杨桃等果树，使荒山变成果园。2003年，他看到花梨木市场管理日趋严格，就让村民试验种植花梨木，育苗40万棵。时任海口市委书记的王富玉到占符村参观，鼓励村民种植花梨树。2005年，王明善成为“全国劳模”。目前，他正在申报成立“花梨木联合社”，联合临近的国扬村打造“万亩花梨树基地”。

　　“对于物种的保存和延续，现在有两个好的迹象：一是当地农民将野生黄花梨搬回家种，保存了海南黄花梨的种子树；二是价格高了以后，人工繁殖种植黄花梨的热潮已经出现。有了这两个方向，海南的黄花梨不会灭种。”海南省林业局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中心主任王春东告诉记者。

　　占符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胜高今年39岁，他新盖的平房就坐落在小学后面，2米多高的围墙和油漆一新的铁门圈起了一个私家庭院，里面栽种着近百棵大小不一的花梨树，投资近70万元，“满院子都是钱”。

　　王胜高原来开槟榔加工作坊，2001年，他感觉花梨木价格会走高，就做起花梨木生意。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他除了贩卖花梨木，还买了6棵直径20多厘米以上花梨树回家种，因技术不过关，只成活了2棵，后来一棵又被偷，就剩下一棵。当时这棵树买来不过7000元，现在已经有人出价30万元，几年时间涨价40多倍。

　　花梨木价格暴涨，王胜高成了百万富翁，他基本上把钱全部投资种植花梨树，新盖的房子连装修都免了。王胜高指着院子里一棵直径约25厘米的花梨树对记者说：“2年前买来才1．2万元，现在至少值10万元，升值8倍多，还有哪个投资有这么高的回报？”如今，王胜高的院子已经成了一处“风景名胜”，三天两头就有老板过来看树，不过，王胜高一棵不卖，他计划10年后再出手。照目前的市场价格，10年后王胜高院子里的花梨树价值将超过1000万元。即使在王胜高眼里，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何处觅花梨？

　　在海南，几乎所有的野生花梨正被移往城镇种植，由“农业户口”变为“非农户口”。

　　记者在龙泉镇上看到了被时时提及的“花梨街”。这是一条七八米宽的小街，原名为“西街”，长不过500米，每家每户门口都种着几棵花梨，整条街一共种了近200棵，树叶把街道遮个严严实实，“夏天乘凉很舒服呢”。这些直径10－20厘米的野生花梨木，基本都有两三层楼高，如此体量在海南岛已十分少见，为防小偷，树主修起了水泥护栏，并在树干上绑上荆棘条，全副武装，凛然不可侵犯。

　　居民介绍说，这些花梨基本上是两三年前移植的，来自海南岛各个角落，一部分是居民花钱从原主人那里买来的，另一部分则是从不法分子处购得的。

　　“现在偷花梨树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有人专门考察哪里有货源，然后出钱请人去偷。小偷非常聪明，先用电钻钻一下，看看是否有‘格’（花梨树树干中心最珍贵的材质），如果没有‘格’，他们就不偷了。”“花梨街”的居民一刻不敢松懈，入夜之后轮流看守。

　　保护树木到如此地步，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但此地流传的种种花梨窃案，让人觉得再怎么当心都毫不过分：附近一个村庄，公路边有一棵大花梨树，主人家好几位兄弟轮流看守，却在刮台风那天被冒雨作业的小偷顺走了。另一个村庄，大年三十傍晚，小偷买来长长的鞭炮，在鞭炮声的掩护中用电锯偷割村旁一棵花梨树。没想到派出所巡防员刚好在此巡视，“大年三十怎么还会有人砍树？”大喝一声，小偷逃之夭夭。

　　花梨木种植30年后可以结“格”，但要真正成材，至少需要50年，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龙泉镇上一位开四轮拖拉机运货的居民说：“种树是造福子孙后代，如果现在谁家不种花梨，二三十年后，会遭子孙们骂的。”

　　“老百姓种树的积极性很高。”海南省林业局营林科技处调研员黄国兴告诉记者，他们林科所和下属的苗圃都在为农民育苗。在三亚，政府牵头花钱买花梨木树苗送给市民种植。

　　然而，民间种植花梨木的行为，却仍在灰色地带。国家林业局《关于实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规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采集或砍伐，都要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海南花梨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即使是集体、个人自种，在采集种子、采伐木材时，也要报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也就是说，按有关保护法规，居民育苗的种子来源是违法的。

　　龙泉镇的老百姓并不理会这些条条框框，他们看到未来有利可图，就争先恐后地上路了。人们追逐利益的同时，花梨树正处处扎根。

　　“现在比较遗憾的是野生花梨没有了。”海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王春东看到老百姓热衷种植花梨树，心里喜忧参半。他有一个梦想：“以后要找机会把人工花梨野放回去，就像放熊猫、放老虎一样。动物也好，植物也好，野生受到破坏以后，种群会有问题。”■

　　黄花梨家具传奇

　　发生在最近20年里的中国财富故事，总是充满传奇色彩，推出一批传奇人物。股市、楼市、古董及艺术品是三大获利丰厚的投资渠道，而其中的古典家具收藏则更具神秘性，因为它的头顶，始终被一道光所笼罩。

　　撰稿／沈嘉禄（记者）

　　黄花梨家具蒙尘时期

　　马未都，中国收藏界的传奇人物，在北京人嘴里，他是一个“爷”，老外也乐意跟着叫他“爷”。

　　在通往北京机场的路上，两边高高的杨树梢头点缀着数不清的鸟巢，若是黄昏时分，老鸦就开始呱呱地叫，在灰色天幕的衬托下呈现出一种北方城市的苍凉感。那里有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798创意园区，马未都的博物馆就设在一座大院里。楼梯口有一件雕塑颇让主人得意，那就是陈逸飞创作的大型雕塑《少女》——一个女孩昂首提着一个鸟笼。陈逸飞一共做了两件，另一件送到了法国巴黎。

　　还让这位爷得意的是，在二楼展厅里陈列着七八十件黄花梨家具。拿行话来说，“件件开门，生辣，典型器。”

　　马未都曾是一名文学青年，写过小说，在《青年文学》当过编辑。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明清瓷器为切入口，以独行侠的姿态在收藏界飞檐走壁。那时候他在文物商店里用兑换券购买官窑瓷器，十元钱就能买到一只清三代的碗，“随便挑”，他对记者说，“大老远赶来的农民，抱着老瓷器卖给文物商店，天一亮就排起长队，文物商店只能限量收购。”

　　掘到第一桶金后，马未都开始将目光瞄准古典家具。“收藏家具有一个麻烦，特费地，需要场地搁它。那时候大家都住不宽敞，家具抱回来得有地方供它。我也没想到租个仓库存着，当时没那个概念，更没想到日后要建个博物馆，所以一开始收家具不很多。纯粹是为了实用，我结婚那会家里全是老家具。既可用，又可欣赏，这是收藏家具的好处。”

　　听起来似乎是歪打正着，马未都又走到人家前头去了。其实他是长心眼的，那会儿小青年好不容易在单位里分到一间房供结婚用，房子小，只能买塑料贴面的组合式家具，贴满一堵墙就相当牛啦。家里传下来的老家具，那些个破破烂烂的玩意儿，趁早扔，省得见了烦心。老辈了人舍不得扔，拆碎后扎成一捆往床底下一塞。“那时候根本没人认识老家具的材质，就连许多文化人也光知道红木，不知道黄花梨。旧货店里有啊，堆得小山样高，你眼光好，就钻进满是灰尘的仓库里去挑吧。店里的老师傅也不一定搞得清，统称硬木家具，几十元一件。”他说。

　　北京另一个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德祥也是在这个时候起步的，经常趁假期蹬自行车往京郊农民家里钻，天不亮就蹲在农民家门口，有时还会吃住在农民家里，磨蹭啊，花几十元钱将看中的黄花梨家具抱走。当时大家都不富裕，五元十元要计较好长时间。

　　更早涉足收藏圈的“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在50年代就注意到黄花梨家具了，瞅准了就买一件。从来不超过50元的，因为他当时的工资也就这个数。

　　上海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是古典家具研究专家，他认为如果将讨论的时间界定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话，那么上海人是最早发现黄花梨家具价值的。

　　吴少华说，明代黄花梨家具的作坊主要集中在苏州和松江两地，今天玩古典家具的人还对苏作家具赞不绝口。松江则是明清两代经济发达、交通南北的城市，也是漕运的枢纽，管辖着上海这个县，要不董其昌怎么会在那里生活呢。黄花梨家具做好后，首先往北京运，供皇上和大臣用，富商人家趁机截留几件，有钱的文人——比如董其昌之流也用。因为有文化人直接参与设计，明式家具中以书房家具最为珍贵，艺术价值最高。

　　到了清代，黄花梨原材少了，好在此时中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可供选择的家具材料丰富了，以皇帝为首的高消费群体将目光瞄着了紫檀。紫檀有韧劲，比黄花梨更便于雕刻，甚至可以透雕。在上海博物馆家具馆里可以看到，最早由王世襄和陈梦家收藏的几十件明代黄花梨家具以素面或浅浮雕居多，充满典雅的书卷气。而清代的紫檀家具满工满料，极尽奢华，将中国的龙凤图腾演绎到极致，不厌其烦地传递着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官僚阶层的审美趣味。进入民国后，一批逊清官僚来到上海做寓公，他们将京城的家具带到上海，这是上海黄花梨家具的又一个来源。

　　“改革开放之初，黄花梨家具在上海是没有市场的，旧货鬼都不要这种家具，称之为‘黄胖红木’，上海人只认老红木的，以家中有一堂硬扎的、可以传代的老红木家具为荣。黄花梨家具在很长时间里卖不过红木家具。另一方面，黄花梨家具是国家禁止出口的，流通性差，这也影响了它的价值提升。”吴少华还补充一句，“当时我在上海郊区南汇一带农民家里就看到不少黄花梨家具，他们是堆在灶头间里的，布满污垢，在上面斩肉切菜的都有，农民不当它一回事。”

　　老外发现了黄花梨家具的价值

　　其实，早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清两朝更迭，大量硬木家具从宫廷王府流入民间。在华活动的西方传教士看到典雅精美的中国古典家具后，惊为天工，大量购买后运回欧洲，这是中国古典家具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欧洲。

　　当时有个英国家具设计师齐彭铁尔，以明式家具为蓝本为英国皇室打造了一套宫廷家具，曾轰动整个欧洲。从那时起，中国明式家具与从14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一样，在国际市场有了高尚的地位。

　　鸦片战争中，老大帝国封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火炮轰开，欧洲商人在对华贸易时又一次将明清家具列入他们的购货单。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外国商人趁机在中国乡村城镇大量收购明清硬木家具，有些外国商人干脆就在中国本土经营开店，转手倒卖发大财，最著名的就有美国的杜乐文兄弟。德国人艾克曾编过一本《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虽然谬误百出，但毕竟是外国人收藏中国明清家具的初级读本，诱使外国收藏家再次挖掘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经济价值。书中收录的100多件古典家具后来都流往海外。北京琉璃厂的一位古玩商人赵汝珍在他的《古玩指南》里写道：“欧美人士之重视紫檀，较吾国尤甚，以为紫檀绝无大料，仅可为小巧器物。拿破仑墓前，有五寸长紫檀棺椁模型，参观者无不惊慕。及至西洋人来北京后，见有种种大式器物，始知紫檀之精华尽聚于北京，遂多方收买运送回国。现在欧美之紫檀器物，缘由北京运去者。”

　　这个情况跟老外考证中国元青花瓷器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

　　由于外国人对中国明清家具的需求，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旧货商人逐利而动，开始收购硬木家具。同时，有眼光的中国收藏家和文化人士也在保护性地搜求它们。朱家溍的父亲朱翼庵先生就是这个领域中先知先觉者的代表。建国后的1954年和1976年，朱家溍先生遵照其父的遗嘱分别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德避暑山庄、浙江省博物馆的明清家具就达70余件之多。其后，王世襄通过收藏古典家具，悉心考察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在古典家具研究领域享有一言九鼎地位的权威，他收藏的70余件黄花梨家具最终由一港商以“十分之一的价格”（王世襄语）购得，条件是捐给上海博物馆永久陈列，从而构成了古典家具馆的底子。

　　建国初期，还有大量硬木家具通过各种渠道流失到国外。鉴于此种情况，在王世襄等专家的建议下，政府有关部门就明文规定紫檀、黄花梨、鸡翅、铁力、乌木等5种名贵材料做的家具不准出境。现在，这个法规还是有效的。

　　但即使是劫后余生的老家具，经过建国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住房的重新分配，使不少原先的富贵人家不得不蜗居一隅，笨重而占地很大的老家具不适应这种变革了的生活窘况，流散情况严重。所以，硬木家具的收藏研究就有了不可避免的遗憾和局限性。70年代后期，随着民间收藏热的勃兴，古典家具才慢慢地进入了有文化意识的少数收藏家视野。

　　疯狂开始了

　　80年代中期，国门大开，港台地区和欧美等地的华人、老外争相购藏中国明清家具的信息传到国内，不少人抢得先机，一头扎进这个行业淘金，老家具开始大规模外流。沿海城市的旧货商人也赶到北京、天津等地收购老家具，“你知道大城吗？这里历来出太监，太监家里就有好多黄花梨家具，世世代代使用并保存着。”吴少华说，“这些旧货商人收了黄花梨家具后就空运到广州、深圳，然后悄悄地出境，香港、台湾地区成了黄花梨家具的主要出路。”

　　后来，天津沈阳道文物市场成了古典家具的“大本营”，天津周边的几个县城也受到辐射而成了老家具的集散地，那里的农民扔下锄头，成了老家具买卖专业户。山东、山西、陕西和东北三省的一些老家具商人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将老家具贩到境外。这种狂热的现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八五狂潮”。

　　后来，海关被惊动了，但他们在关前拦下的老家具又常常是新仿的。

　　“八五狂潮”在老家具收藏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积极的一面就是提升了中国明清家具的价值。首先是中国的文化人重新发现了明清家具的美学价值，并试图重新解读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北京有马未都、田家青、张德祥等一小批文化人以有限的资金涉足这方面的收藏，初获成功，并成为古典家具的收藏家。

　　在上海，黄花梨家具的价值发现还有一段插曲。80年代初，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陆谷苇到苏州东山采访，意外地在农民家里看到不少明代遗存至今的黄花梨家具。众所周知，明清两朝，苏州是出状元秀才最多的地区，也是江南最富庶的鱼米之乡、商业重镇、文化名邑，又是苏作家具的大本营，黄花梨家具大面积地出现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些家具没有引起重视和有效保护。于是陆谷苇回来后写了一份内参，引起了江苏省文物局的重视，派了专家去考察，挑了一些珍品收购。上海的旧货商人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赶到那里，将文物局挑剩的一扫而光。

　　“所以说，上海的旧货商人反应是最早的。”吴少华还提到一个情况，“上海闹甲肝的1988年，一些旧货商人跑到北京避风头，在潘家园等古玩市场里看到有人拉着大板车卖老家具，里面居然夹杂了黄花梨家具，卖旧货的人自己也不识，他们就跟踪大板车的来龙去脉，终于发现了这些家具的源头是在天津周边的几个县，于是他们收购了黄花梨家具再销往港台，结结实实地发了一笔。

　　1994年，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上海收藏协会前身）假座三山会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古典家具展，明代黄花梨家具以艺术收藏品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个展览取得了轰动效应，黄花梨的价值得到了重估，“许多跑筒子（旧货商人）的人都成了我们联谊会的成员，后来他们集中在吴中路、虹桥路一带专做老家具生意，发了。有一个老板借了虹桥路上荣毅仁家族的一幢别墅，做成上海规模最大的老家具大卖场。”吴少华说。

　　在持续至今的中国老家具热中，有一部堪称经典的著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就是王世襄编著的、由香港三联书店于1985年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古典家具的大型图书。此书一经问世，黄花梨家具价格猛然飙升，流散加速，连王世襄本人都后悔得连连跺脚。

　　1996年秋，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在美国纽约总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会，这也是有史以来国际拍卖公司第一次举办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会，世界各地收藏家300余人亲临现场，其中有几十位来自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华人。经过两小时的激烈竞争，107件拍品全部成交，拍品成交价四次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有的竞超过估价的十倍。拍品中价位最高的是一件清代黄花梨大座屏，以100万美元被美国一家博物馆购藏，加上佣金，相当于1000万元人民币。这次成功的拍卖无可争议地标志着中国古典家具已经跻身于世界级重要拍卖品行列。

　　总体上看，海内外拍卖行和古玩市场是遥相呼应的，佳士得、苏富比两大拍卖行几乎每年有古典家具的拍卖专场，黄花梨家具行情一路看涨。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最近20年里，黄花梨、紫檀、乌木、铁力、鸡翅等硬木家具的价格至少升了50至100倍，其中以黄花梨的涨幅最为惊人。北京的张德祥说：“70年代末，天津古玩市场上的黄花梨圈椅，论斤卖，跑旧货的人还不肯收。弯料不好出东西，他买去是改装成新家具的。红木太师椅、官帽椅倒相当走俏，但也论斤，60元一对。后来，大概是80年代初，北京市场上，京郊老乡送上来的黄花梨圈椅才卖600元一对。到了1986年，涨了，6000元一对，10倍吧。再过四五年，涨了10倍，要你6万了，又是10倍。”

　　现在呢？马未都认为又涨了10倍。吴少华有个全面的评估：黄花梨家具在20年里涨了200倍，有些精品级书房家具涨幅达到2000倍以上，上百万一对的官帽椅不算稀奇。

　　黄花梨家具还会涨吗？

　　回答是肯定的。但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作为文物或古董的明代或明式黄花梨家具，是稀缺资源，是记录着珍贵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不可再生的，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不断地流失，国内遗存的其实并不多。

　　“还因为它的流通性差，很多人收进后就不再拿出来了，自己享用，显摆着，捂着。这跟瓷器、字画等古董不一样。”马未都对记者说，“而且奇怪的是，大多数是私下交易，国内拍卖会上偶尔也会露脸，但价格反而要低一些，东西也可能差一些。”

　　吴少华认同这个看法，他说：“上海的一些玩黄花梨家具的老板都是自己玩，不再转手了。他们摆在别墅里当作成功的标志。还有在上海工作、生活的老外，也在不惜一切代价在收罗。”

　　其次，新材料仿制的黄花梨的价值如何认定。记者早在1999年就注意到，嘉德拍卖公司首次推出了由家具收藏家田家青设计并监制的6件黄花梨明式家具，结果全部成交，一件黄花梨木八足劈料大禅墩，估价为1至2万元，最后以3．3万元成交。价位最高的是紫檀圈椅一对，成交价为13．2万元，已经接近当年市场上老家具的价格。

　　“这是不是可以说，新黄花梨家具也是有收藏价值的呢？”记者问马未都，他回答，“由老师傅以纯手工打造的，而且型制对路的，当然有价值，但只是工艺价值或者材料价值。老的黄花梨家具主要靠文化价值来支撑的，它的真实性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前提。你可以借助高科技复制一个维纳斯，但永远替代不了真的雕像。”

　　吴少华则从材质上来分析，他认为老黄花梨与现在市场上炒作的新黄花梨还是有区别的。现在的黄花梨密度不如老料，这就跟大叶紫檀与小叶紫檀的区别一样。明代的黄花梨产地是广东、广西。

　　不过，内业人士对记者说，黄花梨家具的新旧，不是一般人能看出来的，这给黄花梨家具的收藏提供了机会和挑战。在利益驱动下，赝品肯定层出不穷，加之材质本身的价值，所以黄花梨家具的上升空间是巨大的。■

　　焚琴煮鹤叹花梨

　　20世纪50年代后，海南黄花梨屡遭摧残，甚至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撰稿／蔡 葩（特约记者） 陈统奎（记者）

　　植物界的“大熊猫”

　　一眼看去，海南黄花梨并不出众。它不像众多的热带林木，周围陪伴着“兄弟姐妹”，很多时候，野生黄花梨远离茂密的原始森林，孤独骄傲地生长在山坡上、岩石旁、小溪边，乃至海南村落的房前屋后。

　　据《中国树木志》载，野生海南黄花梨产于海南岛上除万宁、陵水、五指山市以外的各市县，其中白沙、东方、昌江、乐东、三亚、海口为主要产区。它们一般生长于海拔350米以下的山坡。

　　海南黄花梨价值最高的是树木的心材部分。不同流域的海南黄花梨心材有明显差别：南渡江流域的木质较生长在昌化江流域的稍松，比重接近水，落水后呈半浮状态；木油、香味也稍少，硬度也稍软。名贵的海南黄花梨主要生长在黎族地区，尤以昌江王下地区的海南黄花梨为贵。生长在南渡江流域的海南黄花梨17年树龄开始结心材，60年树龄的心材约为30厘米；而生长在昌化江流域的海南黄花梨树60年树龄的心材仅约为18厘米。

　　年过九旬的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海南师范学院植物学教授钟义，将海南黄花梨比喻为植物界的“熊猫”。他说，世界上唯一生长在海南岛的海南黄花梨，已被国家林业部列为一级珍稀、濒危的植物，对它的重视与保护应该像对国宝熊猫一样，不可以怠慢。

　　“猎杀一只熊猫，会遭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严惩，而偷伐一棵国家保护的一级珍稀植物，却不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对野生海南黄花梨遭遇灭绝般的砍伐，钟义感到无比痛心。他对海南黄花梨的定性是：珍贵性、稀有性、独有性和濒危性。

　　钟义教授解释说，国家珍稀濒危植物，一般是那些种群规模小，株数少，地域生长分布十分有限，仅存于某个特定的地域的植物。野生的海南黄花梨是国家第一批一级珍稀植物，堪称天下第一神木。

　　一位海南黄花梨研究者近3年里访遍海南黄花梨产地，结果让人扼腕。他发现海南岛成材的野生海南黄花梨植物，即胸径超过25厘米的植物活体，几乎已被盗伐殆尽。

　　木中翘楚演绎经典

　　早在唐朝，海南黄花梨就已经是海南的贡品。明清两朝，海南黄花梨以行云流水的纹理、圆润剔透的质感，引发了文人士大夫的狂热追逐，征服了紫禁城的主人。明永乐初年，迁都大建宫殿，皇族建府，大臣修院，富贾修园，海内外热带地区生产的各种名贵木材纷进京城，数量之大，品种之多，亘古未有。在众多木材中，海南花梨从天下良材中脱颖而出，造就了明清家具的辉煌。明朝天启皇帝甚至躲在后宫里当起了木匠，史称“木匠皇帝”。

　　西方著名中国文化史专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伊佩霞教授在她撰写的《剑桥插图中国史》里，对一把明朝官帽椅有这样一段描述：“明代制作的硬木家具之典雅，至今未有超越者。这把‘官’椅的构造是由纤细、微曲的黄花梨木组合而成的，这种木纹漂亮的硬木主要产于位于热带的广东以南的海南岛。”

　　如今，明式海南黄花梨家具成为西方各大博物馆竞相收藏的艺术品，是中国继书画、陶瓷之后的第三大艺术收藏热点。这些家具线条简约，造型典雅，完美地融合了艺术、文化和实用的功能，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当今中国“继青铜器、玉器、书法、绘画、陶瓷后，又一载入青史的国粹”。

　　在各地区、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古典家具中，现以明式花梨木京作家具（京城工匠打造）最受推崇。苏作（苏州）明式家具起源以精巧、典雅、充满书卷气为显著特征，京作明式家具在吸收苏作家具风格特点的基础上，融入了皇家的尊贵、威严和大气，尤其是采用了进贡皇家的御品花梨木（海南黄花梨）来制作，柔美中更显庄重。

　　在海南百姓眼里，海南黄花梨原来只是因其耐腐、耐浸、耐晒的特点而受到农夫的偏爱，多用以制作犁、耙、牛轭等生产工具。在黎族地区，百姓自古以来认定的“四大财富”是蛙锣（黎族的一种乐器）、牛群、山地和粉枪（猎枪的一种），并没有黄花梨。当它成为贡品而身价百倍后，由此爆发的流血事件在明清两代乃至民国的史书中不断出现。海南交通落后，牛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装满海南黄花梨木的牛车拉出黎峒，送到附近的港口，然后装船出岛。由于船行缓慢，船队极易遭遇匪盗；海上气候变幻，倏忽而至的台风更是令人闻风丧胆……

　　几百年的开采使得海南黄花梨渐渐淡出人们视野，20世纪30年代，我国红木家具界的权威人士就曾断言：黄花梨（此指海南黄花梨）在我国已经绝迹。此后30年里，业内人士对这一结论深信不疑。

　　直到1963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物资交流会上，这一说法才被推翻：海南某单位带去了几立方米作为药用的“降香木”，最后这批木头流到了当时全国四大红木家具厂之一的上海雕刻艺术四厂。当年秋天，北京中式家具厂人员到上海交流、参观时，发现这批“降香木”就是被认为早已绝迹的海南黄花梨，他们马上向国务院汇报。调令随后发出，开始从海南调拨黄花梨木材。约在1964年春天，海南将收集到的几十立方米黄花梨木运往京城。据说，当年从海南调拨的海南黄花梨木至今还有存货，弥足珍贵。

　　野生黄花梨屡遭摧残

　　据热带雨林专家介绍，热带雨林砍伐一次后至少要200年的恢复期。清道光《琼州府志》记载，清朝雍正年间海南大规模砍伐黄花梨，乾隆曾下旨禁止再伐。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原动荡，海南岛远离中心，黄花梨木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

　　20世纪50年代后，海南黄花梨屡遭摧残，甚至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1958年“大跃进”中，“土法上马”大炼钢铁，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一场灾难。黄花梨多生长于低海拔地区，燃烧时火力旺盛，持续时间长，成为炼钢时不可多得的好木柴。

　　20世纪60至70年代，农垦大军和知识青年在海南岛砍林种胶，加上一部分当地黎民依然保留了刀耕火种的传统习俗，烧山对海南黄花梨的生长环境造成破坏。据统计，在这一时期，海南岛原有80％的森林覆盖率，迅速下降到47％。

　　当时，海南花梨木（被认作“降香木”）还承担了出口创汇的重任。由于西方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国家外汇吃紧，而“降香木”在燃烧过程中散发缕缕幽香，是做上等佛香的原料。外贸企业公司将“降香木”粉碎后制成佛香，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换取外汇。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海南黄花梨木多被偷运至往香港和广东中山、新会等地，加工成家具后出口到东南亚。这些年里，运出海南岛的海南黄花梨木主要来源于药材公司库存的当药材的木材，停了产的工艺厂、乐器厂、算盘厂等仓库里的原材料，以及林场、农垦老工人家里存下的木料。

　　上世纪90年代起，古典家具热潮汹涌，各地客商纷纷派人上岛收购海南黄花梨木，不仅将老木材搜罗一空，还将可以寻到的村前屋后的黄花梨树砍光。接着就是拆房子，搜罗旧家具、旧农具，只要与海南黄花梨木沾边的东西，统统收入囊中。“岛内出现了‘偷梁大王’。”一位花梨木收藏者介绍说，2003年2月3日，海口市永兴镇儒黄村一所用花梨木做房梁的老房子，一夜被“偷梁大王”用两根木柱顶住房梁的两边，然后偷去了房屋正中用花梨木做的主梁。■

　　贵到让人心痛

　　无论是家具、根雕还是小件工艺品，走马海南各处市场，任何物件只要沾上“花梨木”这三个字，必定贵到让人心痛。

　　撰稿／赵倩倩 陈统奎（记者）

　　由海南省收藏家协会、省古陶瓷研究会等多方打造的金世纪古玩城坐落在海口闹市区，这里是海南花梨木制品最知名的购买地之一。

　　一个花梨木工艺品柜台前，两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相中一件花梨人物根雕，犹豫许久才怯怯地问价。“5万。”老板娘的表情和声音都很平静。两个男人好像吓一跳，放下根雕悻悻离去。

　　这个柜台自产自销，一个30厘米长的木枕开价2000元，记者粗粗一算，加工费400元，用的是边角料，一共不到2斤，成本不超过500元，可见利润丰厚。

　　不过，老板娘说，现在生意太难做了，难就难在原料无处寻觅。她派人出去收购木料，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收到东西。原料稀缺，生意规模就很有限。

　　无论是家具、根雕还是小件工艺品，走马海南各处市场，任何物件只要沾上“花梨木”这三个字，必定贵到让人心痛。

　　不远处一家店铺，半人高的方形玻璃柜里陈列着一组共18件花梨木工艺品。从烟斗到花瓶，从梳子到串珠，灯光下样样精美绝伦。记者随口打听起一对小花瓶的价钱，店员微微一笑：“这柜子的东西不单卖，要买全部拿走，36万。”

　　也就是说，巴掌大小的每个单件都价值2万！

　　正在暗自摇头，一阵喧嚣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只见近旁一家店门前，八个大汉光着膀子，费劲地搬着一张大床。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一位海南文昌老板扯起嗓门指挥。

　　这张花梨木床让围观者都瞪大了眼睛。原来床板是整块木料，长1．8米，宽1．3米，厚7厘米！“没有1000年以上的大树不可能割出这么大的床板来。”“金丝边”说，“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这么大的一张花梨木床板！”

　　“金丝边”告诉我，21年前他在泰国一个偏僻小山村里第一次看见这张花梨木床，当时主人就把它扔在院子里日晒雨淋；21年后他再去寻觅，院子里的木床依然完好无损。

　　大床放定，几个人迫不及待地问起价来，“金丝边”却要买方出价。他一脸得意地对记者开玩笑说：“看着就饱啦，午饭都不用去吃了。”虽然材质并非海南花梨，这样一张大床的售价起码几十万元！

　　除了这张床，“金丝边”还从泰国淘来两根花梨木方料，每根两米多长，约摸70斤重，价格在5000元上下。他说，如果是海南花梨，这么一根木料至少要30万。在全世界136种花梨木中，经检测，海南花梨木含油量最高可达27％，品质最佳。

　　“金丝边”拿出500元作搬运费，搬运工希望他再加一点，他哈哈一笑：“你们应该给我钱才对呢，有机会搬运这么大一张床，是你们的荣幸！”

　　海口公园旁有一条宽不足5米的小道，名为“花鸟一条街”，实则已经变成海南岛内唯一的集花梨木原木、工艺品和家具为一体的露天交易市场。这里每周仅周日上午开市，圈内无人不知，国内各大传统家具厂老板，各地花梨木的收藏家，甚至是本地花梨木爱好者都跑来这里淘宝。生意火爆，铺位紧张，家住偏远山村的卖家，甚至周六晚上就在此“圈地”，黑夜中，手电交错，犹如鬼火，得名“东湖鬼市”。

　　由于政府明令禁止，“东湖鬼市”看不到成材原木，多的是树根、树桩，一般是山民平日放羊或砍柴时，发现过去砍伐的花梨木树桩，就挖来变卖。其余的都是老料，拆房、拆床、拆门窗后，拣出花梨木出售。

　　9月30日上午，记者看到一对北京口音的中年夫妇在市场里兜了一圈又一圈，依旧两手空空。面对两件巴掌大小的根雕烟斗，北京夫妇只愿出250元，而摊主最低要360元。

　　“250元钱连料都收不上来。”摊主一脸无奈地说，这些烟斗基本上靠家里的“存货”制成，原材料越来越稀少，新料收不到，家里的作坊“出货多，进货少”，价格能不上去？

　　一家原木店铺里，走进一个皮肤黝黑的老汉，着背心，穿拖鞋，扛着满满一只蛇皮袋。老板帮忙卸下袋子，“轰”地一声将长长短短的木料倒出来，尽是门窗框和床脚。“这些都是从农民家里收来的，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老板说。

　　有报道称，有一位“北京大老板“为求9根花梨木房梁，甚至花费50万拆了当地黎族人的房子，并从2001年开始，拆遍海南的10多个县市、40多个乡镇，得来满满一仓库海南黄花梨，号称“拆房专业户”。

　　“东湖鬼市”一直都有“存废之争”，这里被当地媒体称为“光明正大的黑市”。3年前，“东湖鬼市”出现伊始，海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王春东就指出：花梨木黑市的出现，是对野生植物保护的威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出售、收购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海南花梨木，必须经省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像海口东西湖这样的花梨木黑市应取缔。”海南省木材管理总站站长方林曾态度坚决。不过，也有相当级别的当地官员认为，“东湖鬼市”不但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一个经济现象，是可喜的，政府对这个民间自发形成的古玩市场，应该给予扶持，引导它走向规范。■

　　他用黄金换花梨

　　黄金一条也没有换出去，但很多人自动将黄花梨木料送上门来了，杨波因此淘到了不少宝贝。

　　撰稿／陈统奎（记者） 赵倩倩

　　一根房梁的传奇

　　在海南采访的日子里，去年夏天发生的一根房梁的天价传奇不断传入记者耳中，眼神中满是羡慕的各色人等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一根房梁卖了39万啊！”

　　传说中的卖方是“一个龙桥人”。龙桥是海口南郊10公里外的小镇。记者通过种种渠道找寻卖家，结果发现此人居然是记者的好友韦明光（化名）。韦明光解密了天价房梁的诞生过程。

　　这是韦家老屋的一根房梁，去年岛内不断传出花梨木房梁被偷的消息，忧心忡忡的韦家人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这根花梨木房梁拆下出售。韦明光原本就在做生意，很有一些主意。他通过不少中间商释放消息，很快北京元亨利古典硬木家具公司总经理杨波和另一名“北京大老板”就表达了购买意愿。

　　拆下的房梁重达97．5斤，按当时的市场价，此类木料每斤售价2000元左右，能卖到20万元就不错了。韦明光对价格操纵之道了然于胸，他策划了一场内部拍卖会，欲购这块“绝版古木”者，必须竞价购买，而且要预交10万元押金作为入场费，杨波和那位“北京大老板”很快交来押金，韦明光知道一场竞价战即将开场，但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请了几个“托”，任务就是哄抬价格。

　　拍卖会现场竞价激烈，从每斤售价2300元起拍，每次举牌至少加价50元，杨波和那位北京老板不甘示弱，志在必得。经过数十次竞价，那位北京老板报出每斤4000元的价格，这几乎比当时的市场价高出了两倍！杨波再也没有举牌。

　　房梁于是被那位北京老板以39万元买走。韦明光说，此人实力与杨波不相上下，目前也在北京库存了价值1亿多元的花梨木原料，准备于今年成立家具厂，打造明式花梨木家具。

　　此前，买方跟卖方约定，这次内部拍卖会的信息不得泄露。买方很清楚，竞拍价格必定高于市场价，如果价格公开，势必抬高整个市场的收购价。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圈内人都知道了这个“天价秘密”，此类木料的价格一下子上扬了2000元。

　　“我们家这根房梁为海南黄花梨原木交易贡献了上亿元。”韦明光说，很多海南花梨木商人和卖主从中获益匪浅。

　　2005年以来，海南黄花梨价格一路飙升，利益链顶端的制造商们非常清楚，谁能控制原材料，谁就能保证赚钱。卖家韦明光正是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地位，才着力主导交易，操纵价格。这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35岁男人笑着说：“那些半吊子经济学家说什么价格是由市场定的，你信吗？归根到底价格是由人定的！”

　　时隔一年多，海南黄花梨原木交易价格早已扶摇直上，花梨木商人王明真告诉记者，如果这根房梁放在现在，一斤售价至少8000元，总价87万元都有人争着买。

　　花梨黄金秀

　　杨波最近又出手了。他以230万元买下4根海南黄花梨老木料：3根柱子和1根房梁。这是几个月来海南最大的一笔黄花梨原料交易。

　　最近几年，海南岛上几乎所有的大宗海南黄花梨原木交易都能看到杨波的影子。2000年他南下淘宝，至今已在北京库存近亿元的海南黄花梨木料。他的名言是：海南黄花梨在未来三年到未来的两百年肯定是断档时期，肯定不会再有。

　　海南本地的花梨木商人无人不知杨波。占符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胜高对他的一桩“花梨往事”津津乐道。那是几年前，杨波全家到占符村“旅游”，看到某处园里有一棵野生黄花梨，居然花23万元买走了这棵树。当时花梨木价格还未急升，一棵直径不过30多厘米的花梨树价值23万让很多人感到眩晕。不少占符人马上缓过神来，“花梨木要涨价了！”这个信号让不少占符人斩获颇丰，王胜高就是那时开始做花梨木生意的，短短几年就收益过百万。

　　今年，杨波又成功策划了一场秀，主题是“金条换木头”。2月的北京，杨波在红木大观楼摆了价值近百万元的金条，打出一条“金条换木头”的横幅，欢迎人们以海南黄花梨兑换黄金，根据花梨木的纹理、颜色和大小折算。结果，有人扛来了圆木，有人拎来家具部件，两天过去了，杨波似乎没有中意的，这场秀就收场了。这个举动成功地传递了海南黄花梨“价比黄金”的概念。海南花梨商们告诉我，这个信号对市场冲击是直接而迅速的，今年春节之后，花梨木价格升了四五倍。

　　为什么杨波要自己炒高市价，然后掏出更多的钱来采购黄花梨？杨波实话实说：一切都是“稀缺性”惹的祸。当无数双手伸向数量极少的海南黄花梨原料时，价格是最有力的武器。杨波用“金条秀”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收购海南黄花梨，杨波愿意出高价格。他曾透露有一根门槛是他“花两万块钱一斤买的”，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将是海南黄花梨原木交易中的真正“天价”。

　　黄金一条也没有换出去，但很多人自动将黄花梨木料送上门来了，杨波因此淘到了不少宝贝。

　　杨波把海南黄花梨价格暴涨的真正原因归结为地产和金融界热钱的涌入。作为制造商，杨波也是被迫参与这场价格战的，否则海南黄花梨原料一旦被地产商和金融商囤积起来，杨波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杨波更担心的一件事，是海南本地的花梨木商人也开始囤积木料。以前他们淘来木料，一旦有利可图就会很快转手，如今他们似乎在联手制造“市场饥渴”。

　　“不封，价格怎么会向上涨？要把价格一点点喂高。”海口市龙泉镇一位花梨木商人对记者说，由于大量囤积，龙泉镇和占符村的市场价格，几乎就是海南黄花梨的国际市场价。

　　“我们开玩笑说做花梨木生意越傻的人越赚钱，越精的人越赚不到钱，你精于算计，有钱赚就出手，怎么赚大钱呢？”王明真笑着说。他正在学习这股傻劲，有一根木料他花1．2万元收来，现在有人出价60万元仍然不卖。

　　2005年，杨波从北京运来一套明式海南黄花梨家具（一张罗汉床加中堂家具），参加首次在中国上海举办的Top Marques（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Top Marques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奢侈品展览会，源于世界“富人之都”摩纳哥，被喻为“时尚富豪玩具展”。

　　杨波没想到，这套黄花梨家具成了本次展览的“镇山之宝”。开展第一天，杨波在现场受到了追捧和簇拥，而他的黄花梨家具也震住了不少观众，价格是1200万。在这次展览上，超级限量版宾利汽车售价为每辆1000万元。

　　杨波让工作人员制作出一条标语贴在现场：“一千万元能买一辆宾利，买不了一套本土红木家具”。开展首日，一位上海富豪就订走了这套家具。整个奢侈品展收账2亿余元，杨波就收走了1200万。杨波告诉记者，这套家具现在上市的话，标价应该在4000万元以上。

　　今年4月，温州举办“2007国际奢侈品展览会”，杨波带去总货值1．6亿元的海南黄花梨家具，占整个展会4．8亿展品总货值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套黄花梨家具价值6800万元，“相当于展会上一辆劳斯莱斯、一辆兰博基尼、一辆法拉利轿车和两架私人飞机价格的总和”。

　　其中那件顶箱柜，四扇门板均出自一块木料，鬼斧神工般呈现出两棵“白菜”图案，花纹自然大气。开展不久，整套家具被一位国内富豪买走。“现在6800万连材料都买不来！”

　　问题是：价格真的会一路不回头吗？

　　一棒接一棒

　　1999年，杨波在一间家具卖场开店，叫卖黄花梨家具。

　　当初的客户是一些怀旧者，“这些人从骨子里喜欢黄花梨家具”。杨波说，他们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黄花梨家具帮他们找回了儿时记忆和家族身份。

　　怀旧的人们争相购买黄花梨、紫檀等红木家具，使他的家具厂在短短几年间，从一间5000元起家的家庭作坊一跃成为拥有十几家专卖店的古典家具领军企业。

　　杨波说，怀旧的人跑完第一棒后，接过第二棒的人是“真正的文人墨客，包括一些演艺界和文化界的大亨”，跑到第三棒，“新人物”横空出世了，他们是一些“攀比的富人”。2003年以前，杨波卖出一套黄花梨圈椅的价格不过6万元，“现在是近50万”，原因很简单，“攀比的富人有需要，价格就要涨”。

　　2005年，接力棒跑到第四棒，这时购买黄花梨家具已经变成一种投资行为。在杨波看来，前三棒的人购买黄花梨家具是“偶然的购买”，因缘结合，买来传宗接代或者是体现文化修养和身份地位。但是2005年至今，“好多人都是作为一种投资了”。理由呢，杨波说，有钱的人多了，不知道拿去干什么，“存银行那是不可能的”，购买黄花梨家具可谓一石二鸟，一来作为身份象征，二来能获得很高的投资回报。

　　这股黄花梨投资热犹如疾风骤雨，让黄花梨原料和家具的价格在短短的3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IT行业、房地产行业的大亨一个个成为杨波的VIP客户，这些VIP客户下个单子就是数千万元。而且杨波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购买黄花梨家具的大客户年龄段在逐年下降，“2003年的时候，购买的群体是50岁左右，2004年是40岁左右，到了2006年，大客户就是30多岁的人了”。

　　现在为一套中式别墅配一套黄花梨家具，没有5000万元根本下不来，因此目前成套黄花梨家具的买主主要是亿万富翁了，杨波把这批30多岁的亿万富翁称为“新贵”一族。

　　两年前，杨波的工厂制造的一套明式黄花梨四件套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仿制的作品也弥足珍贵。“你到世界各地，也许时时处处可见明式的圈椅或小案。这是中国的文化符号。”杨波自豪地说。■

　　张志扬：我是“天下第一傻瓜”？

　　虽然花梨木家具最后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确多是有地位、有品位、有财富的人，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它是整个文化的复苏，它是众人喝彩的结果，推动者还是大众。

　　撰稿／ 赵倩倩 陈统奎（记者）

　　49岁的张志扬是海南省花梨木研究会会长，岛上名气最大的黄花梨玩家。

　　10多年来，他执迷于海南黄花梨，精心撰写的《国宝花黎》于今年春天出版，圈内人士说，他为了写这部书，坐失花梨木价格暴涨带来的赚钱机会，“少赚了两个亿”。

　　张志扬原本从事房地产，海南房产热潮时收获颇丰。1994年迷上海南黄花梨后，他关了公司，遍访海南岛的黄花梨产地，探寻广东、苏州、北京等地著名的古典家具厂，从原木考察、采购、制作工序到保养方法，一路追索，沉湎于花梨木的世界。

　　1998年，著名藏家王世襄先生将自己所珍藏的79件明清家具（多件是明式海南黄花梨家具）间接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在国内收藏界轰动一时。那一年，张志扬购得生平第一对明式海南黄花梨圈椅，“惊喜、幸运、兴奋，甚至是怀疑，是真的吗？”

　　如今，张志扬已经是海口近20名黄花梨玩家中藏品最丰富的一位。近3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处处是海南黄花梨藏品，圈椅、屏风、宝座、交椅、躺椅、八仙桌、方柜……琳琅满目。屋里窗帘紧闭，把灿烂的阳光挡在窗外，一屋子的黄花梨藏品透出一股静气，时间在这里似乎被定格在遥远的年代。

　　新民周刊：在你的《国宝花黎》一书里多次出现“傲里拔尊”这个词，你为何这么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花梨木？

　　张志扬：傲里拔尊，就是傲视群雄、唯我独尊。

　　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建立在木材上的，大如紫禁城，小到家具、农具、生活用具和燃料，中国人的生活与木材息息相关。河姆渡人七千年前就知道用榫卯结构来制造房子。

　　明朝以前，中国人所用的木材都是来自本国，就是亚热带、寒带的木材。从结构上说，这种木材比较轻、大，便于加工。600年前郑和下西洋，将产自世界各地的硬木搬回了中国，无形中使中国人完成了对世界木材的总结。花梨木、紫檀木、乌木等珍贵稀有的木材，成了皇家御用木材。在这几种木材中，海南花梨木又脱颖而出，所以它的确是“傲里拔尊”。

　　花梨木家具曾被统治者推到无价（最高），后来在“文革”期间，花梨木家具又被再次推到无价（最低）。那时候，多少家具被砸烂、烧毁。如今，明式花梨木家具的价值正在回归。

　　新民周刊：你为什么对明式黄花梨家具如此着迷？

　　张志扬：明式花梨木家具代表了家具最高艺术成就，而经典的明式家具，一定是采用卓越极品的海南岛产花梨木制作的。花梨木天生丽质，纹理淡雅，有着隽永的美感，符合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行云流水的趣味。简洁、清秀、空灵的明式家具，乍一看来给人一种单薄、轻飘的感觉，然而当这种简约造型的家具，附上花梨木那行云流水般极富动感的纹理后，立刻显露出尊贵典雅的艺术效果。花梨木与明式家具是绝配，这种组合是其他名贵硬木无法替代也无法比拟的。

　　新民周刊：眼下的“价值回归”，推动者基本上是商人，花梨木再现江湖，财富的意味似乎遮掩了文化意味。

　　张志扬：文化复苏是很复杂的，虽然花梨木家具最后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确多是有地位、有品位、有财富的人，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它是整个文化的复苏，它是众人喝彩的结果，推动者还是大众。

　　新民周刊：如今花梨木家具的流行，与数百年前的那一次流行有什么异同？

　　张志扬：明代家具的摆法是“为需要而摆”，这是最高境界，到清代“为礼仪而摆”，这是退步。现在没有礼仪的束缚，所以又回到明代的“为需要而摆”，为个性而摆，为舒适而摆。

　　花梨木家具代表着中国家具最高的艺术成就，400年前的家具竟然能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无愧中国文化的结晶。中国明式家具“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是它的伟大之处。

　　新民周刊：花梨木家具收藏，对你而言是一种消费方式还是一种投资方式？

　　张志扬：这是我的消费品，跟钱没有多少关系，它的精神意义远远大于物质意义。我坐失了花梨木暴涨十倍本应给我带来的利益，有人称我是“天下第一傻瓜”，因为写书而少赚了数亿元。世界上每个人位置不一样，对社会的贡献不一样，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我写《国宝花黎》，是因为发现对于海南花梨木而言，祖宗没给我们留下多少可参考的文字，我不想再给后代留下遗憾。

　　新民周刊：你如何看待近两年内海南黄花梨价格的暴涨？

　　张志扬：我想谈一个角度：寻找花梨木的人们进入海南的边远山区，给黎民带来史无前例的冲击，让他们了解到外面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从而脱离原有的思想禁锢。没有花梨木，也许他们还是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花梨木串起了他们与现代生活的联系，使他们融入了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