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媒体的世界里

　　生活在媒体的世界里

　　本刊记者 朱学东

　　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像今天似的处在一种艰难且尴尬的境地中。“纸馅包子”等假新闻事件以及屡禁而不止的各种低俗及违法广告，正在不断地伤害着媒体的公信力以及它发展所需要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或无法抵制他人的诱惑，或无法忍受这一行业的特殊压力且少有进步，纷纷改换门庭，转投新媒体甚至企业。

　　2007年5月，画家陈丹青在传媒大学对那些未来可能从事媒体这一行业的学生调侃说，目前的中国媒体，还处在一个暧昧的角色，处在两难之中，既不是完全的准媒体，也不是完全的喉舌，所以在中国做媒体，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好处，但是能深刻感受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处。我们拿不到社会主义的大锅饭的好处，却可以感受到“管 ”。我们拿不到资本主义言论自由的好处，却感受到竞争的坏处。

　　自然，人们大可以对媒体有诸多诟病，它的发展也实在有太多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过去15年乃至更久远的年代当作记忆来珍藏，并作为走向未来的镜鉴。

　　两种改革路径

　　在中国社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经济领域的改革风起云涌。作为社会最灵敏的传感器，媒体自然不能自外于社会。除了替改革摇旗呐喊外，自身的改革是过去15年媒体最大的话题。

　　与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行业一样，今天中国媒体的格局是经由计划经济而后初步的市场竞争而形成的。邓公南巡之后，媒体界重新擎起了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大旗。那个时候，业界还在为媒体是不是商品而争议。1993年市场经济改革路向的确立为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确定了方向。这是一个媒体业各个环节各个主体不断发力不断调适不断突破旧规则的过程，至今仍未结束。两种力量推动着这一过程：一是行政力量规制的改革路径，一是媒体自身的创新。

　　19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人们对市场配置资源的认识并不清晰，加上媒体业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行政力量控制着相当的政策资源，其刊号频道资源审批和监管的宽严，对市场竞争的烈度以及市场份额与利润的分配有着直接的影响。与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管理部门根据各种调研的结果制定改革的方案，无论是在媒体体制、机制的创新，还是集团化，抑或是媒体去机关化、减轻群众负担等方面的努力上。至今这一热情仍未稍减。改革的成果有目共睹。

　　市场经济改革的一大要旨就是让行政权力退出市场，由市场来配置要素资源。在经济领域，随着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入，行政力量主导改革的动力日趋式微。人们逐渐认识到，行政力量主导改革是中国社会各行业改革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与行政力量主导的改革不一样的是，媒体有深远影响的市场化改革更多地是从解决自身的实践需要中开始的。托庇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高政策门槛市场竞争烈度的不足，1990年代是那些勇于改革的传统媒体的花季，许多媒体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虽然直到今天，无论是那一种改革更多只是在外围，但已经引发了媒体生产力的大解放。

　　以纸媒的演变为例。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提供给予社会成员的机会大大增加。经济上的独立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独立，一个利益取向多元、价值取向多元的市民社会开始在中国城镇出现。人们开始关注更多的问题，从国家大事到事关切身利益的些许小事。人们更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受侵犯，希望能够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和起码的人身权利，同时监督并防止公权力的被滥用。经济的发展，市民日益丰盈的口袋以及他们对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各种信息的追逐——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使报纸自费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市民对报纸的内容质量和服务质量有了相对的自主选择权。

　　无疑，这个背景下兴起的面向市民生活的媒体，既与传统的报纸主要面向领导部门不同，也与纯粹商业取向的媒体所承载的使命有很大差别：他们既需要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政府分忧，让领导放心”；也需要为群众排忧解难，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百姓解难，让群众满意”。因此，黎元江着力于实现党报的革命，崔恩卿把《北京青年报》这样一张团报办成了北京最受欢迎的报纸，而席文举则确定《华西都市报》“按读者需求办报全心全意为人民办报”的原则。

　　这一批新兴媒体，无论是出身名门或草莽，政治责任与传统主流媒体一样未减丝毫。政治家办报也是他们的原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国家或地方财政铺就的通向成功之路，也没有正规的行政级别可以仰赖度过余生，他们所有的，只有被改革激发的动力以及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市场变化，这是被他们的父执有意无意放弃了的领地。

　　艾伦·纽哈斯在《一个狗娘养的自白》中这样鼓励过对报业充满激情的人：“人生最残酷的一个现实在于，没有哪个人能靠站在原地不动或不出声地排队而升到顶层，除非你生来就在那里……我生来贫穷，根据数学上的平均律，不努力也许就会一辈子默默无闻。”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媒体舞台上类似艾伦·纽哈斯与《今日美国》报的故事轮番上演。

　　1990年代中后期，《华西都市报》已成为当时都市报人心目中的圣地，《广州日报》开启了党报再也难以复制的改革模式。在市场大潮面前，许多有悠久传统历史的大报由此开始式微，而都市报等新生代力量登上了历史的前台。盛衰易势，俯仰之间而已。

　　但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蛹破茧而为蝶，是生物体的自然演化过程，是生命力的自我实现。只要具备演化条件，自然规律就无可抗拒。但当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许并没有自觉。当初《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等恐怕也是如此。后来，随着川军出川、南师北伐东征，华西和南都的办报模式被迅速地扩张到了四面八方。

　　也就是1990年代末期，《南方周末》、《南风窗》、《新周刊》、《战略与管理》、《证券市场周刊》等成为我个人生活中经常阅读的媒体。家里的卫生间里还多了些《时尚》《ELLE》等。

　　夹缝中的生存与理想

　　媒体是公众获取知情权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在中国，媒体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促进问题解决的案例比比皆是。2007年最为典型的不外是山西黑砖窑事件和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正是网络和传统媒体的联动，同城或异地监督权的行使，使真相彰显于世，使罪恶无处遁形。一如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所说：“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不唯如此，还有助于事情的解决。

　　陈丹青说在中国做媒体处在两难中，其实岂止是两难！它更像是平衡木上的舞者。中国社会改革已经开始触及坚硬的内核，改革攻坚需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防止杂音、对舆论进行总体把握是用顺手了的办法，也是成功的经验。媒体的理解和自律成为这个时代的必须。除此之外，到处都是诱惑甚至陷阱，不仅有市场上的，还有人伦的以及被滥用了的部门权力。你必须全神贯注，如履薄冰。稍有懈怠，掉下来了就什么都不是。《财经》这本杂志最初赢得尊敬，并不是它现在的专业主义努力。人人都想像他们那样一战成名。但那个时候我经常反躬自问，如果我遇上银广夏、基金黑幕和庄家吕梁这样的题材，会不会被公关或其他压力拿下？其实职业尊严与专业操守在中国媒体中还是有相当的坚持者，不独《财经》。就在2006年，郴州就曾有人拿着钱希望《南风窗》撤下关于郴州有关问题的负面报道而遭拒绝。《南风窗》在2006~2007年间先后写过4篇关于郴州的批评报道。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政治家的天赋，中国人也喜欢谈论政治，从国内到国际。美国佬对前南斯拉夫的野蛮轰炸，成就了《环球时报》的独特市场。市场是硬道理，即使处理起来很棘手，时政话题终究成为媒体挥之不去的“梦魇”。

　　伊拉克战争期间，国内媒体尤其是央视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只要许可，中国媒体还是可以有作为的。在这点上，我们也看到进步的不仅仅是媒体。而此前曾让中国媒体丢尽颜面的美国“9·11”事件，却让凤凰卫视在内地获得了大量拥趸。

　　“非典”和孙志刚事件，使人们对广东的媒体更加钦佩。孙志刚事件之后，国家废止了收容遣返制度，确立了自愿救助制度。废立之间的进步，也许早就是纳入了国家改革的议事日程，也许本质上与《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报道无涉。

　　2005年底，《新周刊》的一篇文章谈到了广东和广东媒体的影响，把广州看作当代中国媒体的“窝巢”。我深以为然。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大学刚毕业，且有志于媒体，也会首先选择到广州的媒体接受专业的训练，然后再考虑到其他地方开枝散叶。

　　虽然在今天，广东的媒体发展也遭遇了天花板，但广东媒体仍然是中国最好的媒体。广东媒体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市场经济中浸淫成长，其成长的环境，是目前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所无法超越的。

　　其实湖南卫视早些年剑走偏锋以拷贝的娱乐节目名动天下，在央视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而2 005年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女”的巨大成功，平庸者只是看到了迎合消费者的一面。撇开社会学和营销学上的思考，一方面，极端地说，传统传播学上的“受众”概念也许可以寿终正寝了，因为人们不再是简单的读者听众观众，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者，人们本身也是事件的参与者，结果的制造者。另一方面，这也是文化的多样性的一种极端表现，是对传统的所谓主流文化的一次解构。但并不是那些学者所宣称的是“草根民主”的试验。消费者的需求自然也不会因为一纸公文而销声匿迹。

　　互联网早在1990年代末期进入了中国，当年许多人转投互联网如过江之鲫。2003年，互联网已经复苏，“非典”时期人们终于发现了互联网的价值。新华社的报道这样写道：“‘非典’疫情过去后，中国人牢牢记住了这样两个镜头：在广州，胡锦涛总书记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另一个镜头是，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宿舍对几位大学生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虽然至今中国互联网还无资格采访，但大多数传统媒体已经向互联网低下了高贵的头，他们甘愿置自己空心化而成为互联网的蓝领工人。形势就是比人强，互联网已经成为汇集民意的新通道。

　　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就之一就是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新兴市场。新兴市场从来就是各种理念的试验地。媒体也不例外。从1980年代起，欧美市场成熟的媒体运作理念就开始进入中国这个新兴市场。1990年代中后期是西方国家媒体运作理念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开始，或通过各种版权合作的方式，或通过文化出版交流活动，或通过中国媒体从业者到国外学习西方新闻理论的方式，或通过国内的新闻教育。当然，全球化时代，伴随进入的不仅有西方新闻理论和媒体运作理念，还有价值观，既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普世立场，也有物质主义的旗幡。言必称美国也曾经是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国内最成功地嫁接了专业主义的媒体首推《财经》。当然，很多媒体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在政治和市场逻辑的角力中，对专业主义的信仰是媒体获得并保持自我的平衡力量。

　　媒体收获的也不仅仅是尴尬。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由媒体构筑的世界里，媒体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尼采当年谈到时代的裂变时就说过，报纸和那些现代技术一起正在逼使我们的灵魂变得强硬而多变。今日尤甚。这是媒体的强权。但今天有一点必须记住，在中国，媒体不是异见者，也不是裁判员，它就是媒体，一个有立场的信息中介，一个负责任的信息发布者，科学理性的知识传播者，维护良善风俗的娱乐提供者，普世价值的坚定追随者。

　　这是夹缝中的生存逻辑。

　　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各种社会主体不断实践不断发力不断突破旧体制的过程和结果，中国传媒业既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也是这个过程的众多推动者之一。这一过程，也是媒体自身在政治、市场和职业信仰的三重压力之下，蹒跚而坚定地追寻自身主体精神意识并逐渐觉醒成长的过程。如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样，这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今天的中国，理想主义在市场的降临中溃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传媒业中残存的理想主义，即便经历了政治和市场的冲刷，仍然没有被完全击垮。究其精神渊源，既有文以载道和匹夫天下的历史传统，也有林白水邵飘萍范长江等先贤们的榜样力量，更有现代专业主义的技术信念。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催生的责任感，鼓舞着我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即使痛苦经常陪伴我们。因为我们相信，健康成长的媒体是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的象征。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杰克·凯鲁亚克在1957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中说。也许，用这句曾经是当年美国 “垮掉的一代”最响亮的自我宣言来表征1992年以来的中国传媒业并不妥帖，但在其精神追求上却有相通之处。

　　既然找对了路，就不怕路远。不管愿不愿意，我们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