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御霜簃到西四北三条39号

　　从御霜簃到西四北三条39号

　　御霜簃，是程砚秋先生的字，他也以此命名自己书房为“御霜簃”，程先生去世已经快半个世纪，他的儿孙依然在这座百年老宅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普通人路过朱漆大门前，只能看到门口“程砚秋故居”的牌子和西四北三条39号的门牌。

　　◎王丽娜 陈超 70年的老宅

　　胡同的名字很平常，西四北三条，整条胡同里都是古老的四合院，大门终日敞开或者虚掩，胡同口的光头老人悠闲地喝着酒，几个老太太围在白薯摊前，操着地道的京腔讨价还价，任何一名游客都可以推门而入。从东口往西走，在胡同的尽头却有一个特例。

　　39号的门牌丝毫不起眼，同样灰色的院墙，朱红色的大门一直紧闭着，15点刚过，一位高个子老人走出来，考究的黑T恤有些与众不同，走向门口的一辆白色捷达车，开车、点火、扬长而去。车大约一个小时后又返回来，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跑下车，老人停好车，按响门铃，两人又迅速消失在门后。

　　在很多邻居眼中，“平时很少见他们家开门，也很少跟我们这些老百姓说话，见面就是打个招呼”。这个院子就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的故居，那位开车老人，就是程砚秋的次子程永源。

　　敲门后，得知记者身份，程永源方才打开大门。绕过照壁，就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柿子树，“这是64年前我和父亲一起种的，父亲说院子里种棵树会有些生气，还可以乘凉，我们就去护国寺买了一棵柿子树苗，转眼这么多年了”。

　　前院的西厢房是程家的厨房和餐厅，老人就在这里接待访客。一件小柜子一样的家具很惹眼，“这是古代的冰箱”，打开门，里边包着铁皮，底部是盛冰的箅子，“夏天时候，放一块冰，再往底下放一个接水盆，差不多可以用一天”。如今，“冰箱”和红木花架、书桌等老家具已经成为装饰品，和“宜家”的家具一起摆在房间中。

　　东厢房是程砚秋先生当年书房，就是“御霜簃”，当年这屋顶上养了很多鸽子，程砚秋先生就每天看着鸽子飞翔训练眼神。北房是当年的会客室，如今已经成为程永源与夫人的卧室。房子外观依旧古朴，透过绿色的窗棂，依稀可看到里边一排排颇具现代气息的书架。

　　“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住在后院北房的西侧屋里，父亲住在后院的东耳房。”穿过狭窄的中院，就到了当年程砚秋一家人居住的后院，打扫得很干净，却无人居住，显得有些萧索。

　　两次上交的老宅

　　说起买这座房子，还有一段历史。“我父亲是中国戏曲界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1929年，他就想出国演出，国民党的李石曾表示支持，父亲就开始积极准备。”为了演出，程砚秋还购置了一大批行头、道具，设计了可以折叠的桌椅，方便运输。不料忙活了一年多，却得到答复，“只能我父亲一个人去，不许带着剧团出去”，苦心准备的道具派不上用场，“只能独自踏上赴欧道路”。等程砚秋从国外演出归来，这些道具存放却成了难题。当时一家人还是租房子住，搬来搬去很不方便，程砚秋“就想买一套房子放那些道具”，于是，在1938年买下了当时还叫报子胡同西口的这个小院，那一年，程永源刚刚10岁。他还记得和父亲看房子，还带了一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拿着罗盘，边走边看，程永源印象深刻的是，走到西厢房和北房的交界处，他指着房顶对我父亲说，“您看，这都是黄松的，不易腐烂”。

　　解放前，程砚秋在海淀、珠市口等地都有房产，青龙桥还有一座房子和18亩地，本来程砚秋打算在那里办一所学校，不料受到当地地痞流氓骚扰而停办，这处房子暂时闲置下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程砚秋为躲避日本人，就住在青龙桥的寓所中务农，被传为佳话。

　　1956年冬天，程砚秋作为人大代表访问苏联回国途中，周恩来建议他入党，愿意做他的介绍人。程砚秋要把所有的房产和地产全部上交国家。“我父亲对总理说，从前买那么多房子是为了保值，现在孩子又不在身边，用不着了。周恩来表示，你们全上交了，国家还得再给你们分房子”，这样，报子胡同的老宅才被保留下来。

　　“文革”期间，红卫兵在北京四处抄家，程砚秋先生已经去世，只剩他夫人还在老宅里住，老太太再次提出要把房子交给国家，国务院办公厅经讨论，最终同意他的家具由国家“暂时保存”，贵重物品开三联单，房子留给程家居住，西城纠察队为此还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避免了红卫兵的冲击。

　　即使如此，这里后来还是变成了查抄办公室，又过了一段时间，三个当权者借住进前院。“屋子里养狗养鸽子，又脏又乱，没人打扫。”那时程家的大儿子远在法国，三儿子在香港，程夫人只好去找在机关工作的二儿子程永源，“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已经不成样子了”。于是，1969年程永源一家搬回了老屋。

　　修缮中的39号

　　据程永源介绍，从正门进来，中轴线上本来有一条抄手廊贯穿前后院，如今走廊已经不见踪影，只有从后院地砖形状上能看出过道痕迹。抄手廊的垂花门依然，侧门已经被封死，如今从前院到后院只有一道门，而且长年上着锁。

　　程砚秋共有三个儿子，1930年，程砚秋在瑞士世界学校访问时候，发现这所学校里居然没有中国人，不禁愤怒，“没有中国人叫什么世界学校？”回国后立即向李石曾建议派留学生，当年中国共选派11名儿童赴世界学校留学，程砚秋9岁的大儿子也在其中，解放后又留任中国驻法使馆，娶了一位法国太太，长期旅居法国。二儿子程永源解放后入伍，1956年复员后在政府机关工作。三儿子在解放后赴香港学习美术，在香港也有自己的房产。

　　1986年，程砚秋夫人去世前将老宅分给三个儿子，长子分得后院的北房，二儿子程永源一家人住在前院，三儿子分得后院的厢房。程永源说，他的三弟“有时会住在这里，这段时间没在”。透过窗户看去，无人居住的老宅越加寂寞。

　　在狭窄的中院西侧，有一个小门，通向院外，据程永源介绍，这是为了后院进出方便，“要是回来晚了会打扰到前院的”。这道门就通向隔壁的41号院，原来，程砚秋先生的女儿离异后就住在这里，程夫人去世前将这处院子留给女儿，如今，只有程砚秋先生的外孙女一家住在这里。可是41号院里租房的住户居然完全不知道，程砚秋故居隔壁，就住着他的外孙女。而街坊里也有一些风言风语，说两家因房产的纠纷闹得很不愉快。

　　解放后，程砚秋对宅子进行了一次修整，旧式花窗和冷布被四方玻璃取代，半个多世纪过去，房屋的地基已经开始下陷，房子的窗框明显倾斜。程永源找到市文物局，得到的答复是“塌了再修”。无奈下，从前年开始，程永源自己拿出大量积蓄，开始对前院进行整修，“再不修就不行了，我已经79岁了，我正好没事，也还能干”。

　　工程悄然无声持续了两年，已经花了30多万元，一位住在斜对门的邻居说，“我们都看到建筑工人进出才知道他们家修房子，可是门口没有一点建筑垃圾，都不知道是怎么运走的”。其实这是程家历年来的规矩，一切都在悄然进行，工人修房子，程永源也跟着递个工具，检查一下电路，保姆有事回家，他还天天出去买菜，周末给工人“改善伙食”。他说，“工人们干活很辛苦，工头就给他们买一大包馒头，一小红桶炒白菜，我就每周末给工人改善伙食，中午给他们买包子和馅饼，晚上炖肉和汤，这三年的每个周末都这样”。

　　75岁的工头程玉山是他家老相识，他说，他带着工人修房时，程永源在家里也闲不下来。程永源每天都给工人们灌两大桶水，有热水有凉水，热的时候还有酸梅汤和绿豆汤喝。“哪有他这样的主顾，除了工钱还额外买东西。而工钱，程永源从来没有算计过，说多少就给多少。”

　　这几天，工人回家秋收，院子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青砖，前院显得有些拥挤。工程已经完成了大半，除了南房，北房和东西厢房都基本完成，墙砖的青灰都透着新鲜，窗上还重新雕上镂空的窗花，而后院依然古旧和冷清。-

　　程永源与父亲的人生交织

　　程家三兄弟中，程永源在老宅里居住的时间最久。如今已经79岁高龄的老先生，身体依然十分硬朗，现在每天下午15点开车去黄城根小学接孙子是他的惯常外出。去年他还骑自行车接送孙子上学，摔过一跤后，才改为天天开车，老人撩起裤腿让看他膝盖的伤疤。他平日里不爱外出，每天清晨在院子里打拳，浇花。

　　最初练拳就是父亲教他的。程砚秋的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天他都要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在家里走脚步，从台阶走到垂花门，走，再往后退，一走就是50个来回”。

　　程永源说自己和普通人一样，虽为程砚秋之子，却一点也不会唱戏，但是父亲对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他的生活里。今年已经75岁的程玉山是程家的老相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只要程家的房子有点什么小毛病，都是找他去修。程玉山说，最不可多得的是他家里人从来没有架子，老太太在的时候也没有。

　　这几年程玉山一直在帮他家修房子，修完这屋修那屋，也看到程永源很少出门，“和他来往的人大多都是他南下时的战友，一看都是很实在的人，他自己也说看着不好的人就不愿多接触”。程永源自己也说，他朋友少，也不喜欢交际，“君子之交淡如水”。

　　程玉山说，程永源对他说过，父亲对他的嘱咐他不能忘记。这个“嘱咐”就是程砚秋先生1941年写给他的一个字条:“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改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善者谓之吉也，不善谓之恶也……”他一直保存着这纸条。

　　程永源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父亲的“英雄事迹”。有一天，父亲从外地演出回来，“浑身是土，掸也不掸，径直进了堂屋，气呼呼坐下，不说话”，后来他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在火车站遇到伪警察袭击，“父亲一走出东站的北站口，他们就把我父亲拉到地道附近的偏僻处，父亲看形势不对，就跟他们打起来，一个打八个”。

　　程砚秋的这种举动自然也招致报复，1943年底，半夜3点多，一个穿钉子鞋的人翻墙进了程家，那天程砚秋恰好住在青龙桥。前院住着程家厨师，听到动静，忙跑到后院，告诉程夫人，“有明火(强盗)”。程永源听到外边响动，抄起一把花枪要奔出去，向外一看傻眼了，院子里有五六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一个高个子中国人搜各屋被窝，厉声问:“程砚秋呢？”程夫人说不在，又把程永源和厨师拉到过道上，给那个厨师灌凉水，威胁他们说出程砚秋在哪儿。程夫人要他们出示证件，这才知道是日本宪兵队。讲述那晚的经历，程永源似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恐惧，对父亲充满了崇敬。

　　程永源受父亲影响喜欢武术，喜欢练拳。“那时候学校里学生都不怎么好好念书，看多了美国电影，学西部牛仔的样子，甚至带着左轮枪上学，学校里净是打架的。所以我不愿意去学校。”抗日战争时期，程砚秋不愿给日本人唱戏，就在青龙桥雇人种地。每到周末，程永源就骑着一辆从拍卖行里买来的英国老牌“大三枪”自行车顺着树林间小道去青龙桥玩，结识了当地的形意拳高手焦文玉，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形意拳，父亲看他就喜欢练拳，不好好学习，便教育他，“不管干什么都要靠本事吃饭，你将来没有别的本事，就算靠自己的力气拉洋车也不能不劳而获”。这样，他中学毕业之后就去高工学校学习开汽车和打字，掌握“一技之长”。

　　程砚秋靠唱戏红遍全国，成为一代京剧宗师，夫人果素瑛也是梨园之后，但他却不像其他人把真传传给后代，并且严厉禁止后人学戏。因为当时唱戏是“下九流”，是唱给有钱人享乐，“比妓女还要低贱”。

　　在什么都不懂的小时候就被父亲完全阻断了走上戏曲的道路，因此程永源他们都不会唱戏。“那时太小，也没什么想法和好奇，就觉得看戏听戏应该是和看电影差不多。”等他长大后，解放了，父亲偶尔会和他探讨怎么唱更好听。有一次父亲与杨宝森合作《武家坡》，父亲在家里说，“他把唱腔改了，我也要改”，拿着二胡在院子里试唱新唱腔，一番钻研后，把妻子和程永源叫到身边，表演了一番。程永源说，“这是父亲对唱腔进行改良的第一步，问外行人总是问这两句，首先要像京剧，然后再考虑其他”。

　　作为京剧大师的后人，程永源却“和戏剧界的人接触很少，戏剧界太复杂”。从上学到工作，他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自己父亲是程砚秋。1969年搬回家里住，上门的人多起来，不少人上门求程砚秋先生的唱段，或者请求给予指导，程永源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先要看看他是不是跟风，如果是因为程派流行来学，那就不好。喜欢程派的我才把一些经典唱段给他”。很多纪念和庆典活动都送来请柬，老人一概谢绝。

　　步入老年的程永源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和转录父亲的音像资料。“以前工作太忙，还在香港工作了十几年，顾不上啊。现在年老了，还能干什么，那就把我父亲的东西该保留的都保留下来吧！”前几年准备修房子时，整理屋里东西，看到父亲的那些密纹唱片和演出带，觉得有必要应该再转录一下。老人买了一台MD，为他刻录音乐提供了技术支持，将胶带唱盘通过录音头，配一个分离器，插到MD上转录，还可以做一些音质上的调整，把音量已经变弱的地方调大，再滤掉唱片里的一些杂音，使音质更好。“父亲的东西，我必须帮他保留下来，父亲的京剧是一门艺术，和中国的武术、气功一样是值得保留的遗产。也便于他的徒子徒孙都来学习，这些东西应该传承下去。”他自己买了很多录音带放在家里，不只自己用，还方便其他人来家里要的时候随时帮着录，“我要送给真正喜欢程派的人，让他们学习，传播”。

　　有趣的是，相对于京剧，程永源似乎更喜欢西方音乐，老人最喜欢的男高音是卡雷拉斯，“唱得有味道”。听惠特尼·休斯顿唱的《I will always loveyou》，饱含感情，“每次都想落泪”。程永源说，这可能是他继承了父亲的音乐细胞，听几遍自己也就能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