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辉 骞翮思远翥 猛志逸四海

　　本报记者 杜萌

　　张智辉，男，陕西武功县人，1954年10月生。西南政法学院学士，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博士。

　　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刑事法杂志》主编，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检察官协会秘书长，国际刑法学协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暨国际刑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进门向张智辉的办公桌上望去，两撂高高叠放的杂志书籍几乎挡住视线，让人看不到正在伏案工作的他。

　　刚刚在陕西出席了一个国际会议之后回到北京，张智辉在自己那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张智辉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有8部个人专著。当他从书柜里拿出一本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时，说这是刚刚出版的新作。在这本名为《检察权研究》专著的三十余万文字中，凝聚了张智辉11年来在检察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心得。

　　青春时光 难忘母校

　　张智辉的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个小红本，塑料皮上烫金字迹依然鲜艳夺目———“西南政法学院同学录”。翻开里页，那是一页页的班级名录。

　　有幸跻身西南政法学院“文革”后复校的第一批大学生；有幸聆听那么多优秀法学教师的倾心授课；有幸与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一同成长，张智辉感慨万分地忆起往事。

　　1977年，全国“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开始时，张智辉作为军队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支农的解放军战士，借住在一家藏民家中，主人有个哥哥是县里一所中学的监考老师，当他将高考试卷拿回弟弟家，张智辉发现自己上手做这些题目，肯定能够上大学。张智辉记得那年青海省的高考录取线是47分。

　　于是，一个强烈的念头促使这个入伍近6年的部队文书不顾一切地找到部队首长坚决请求退役。尽管当时部队对他的提干政审已经通过，尽管首长为他前程考虑说退役可以选择去石油管理局工作，23岁的张智辉只求退役回到家乡陕西省武功县农村，却没跟部队首长讲明是想考大学。回到农村，张智辉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干农活儿，参加1978年高考前，他还不得不在地里帮家里割麦子。

　　“那时候没有把考分送到考生家的，都是在县城张榜公布。”

　　张智辉有个在县城工作的堂兄那天跑来说，“智辉，你考上大学啦，你是县里文科的第一名！”家距县城有十几华里远，既然考上了也就没必要管他多少分，张智辉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当年高考到底考了多少分。等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他就收拾行装向重庆进发了。

　　“我在初中、高中时理科成绩特别好，到部队多年在司令部搞文书工作，部队驻扎西宁市，我经常去市图书馆借书看，除马列著作外，还阅读了许多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在报考专业院校时，想的是学哲学。”

　　记得迈进母校大门的第一天起，教职员工对学生们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永久地烙在脑海深处，无论德高望重的校长、博学谦逊的老师，还是卫生科大夫、图书管理员、食堂大师傅，都以爱生如子的情怀对待这些求知若渴的学生。

　　记得一年级期末考试时，七月流火，重庆天气特别炎热，三百多人分别挤在两个大教室里考试，大家汗流浃背，食堂的师傅送来绿豆汤，团委老师和监考老师不知疲倦地拿着湿毛巾轻盈地穿梭在教室里，看到哪个同学流汗，就主动把毛巾递过去，看到哪个同学抬头，就主动送上绿豆汤。那个情景令人终身难忘。

　　记得当年学院的教室在入夜10点后就关灯锁门，学生宿舍11点关灯，许多同学燃起蜡烛、燃起煤油灯读书，还有同学借着宿舍楼道拐角的公共照明灯读书，而每天早晨，更有许多同学在学院附近一个烈士纪念碑的空场上捧书默读……

　　“我那时每月有助学金和困难补助，加起来是16.50元，除12元伙食费外，剩余的钱就用去买书。”

　　难以忘却的一幕幕情景，尽管距今近30年时光，却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请张智辉点评一下“西政78级”学生的整体概貌，他沉吟片刻说，一是他们善于思考，不盲从；一是他们特别珍惜学习生活，深知进入大学的机会可贵；一是他们的命运与国家命运密切相连，这群人特别关注国家大事。

　　恩师引路 成就斐然

　　作为法学博士，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享有者，张智辉还兼任中国检察官协会秘书长、《中国刑事法杂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等工作。

　　在法学家群体中，张智辉有“务实派”之称，其学术研究涉及中国刑法、国际刑法、犯罪预防、检察理论和诉讼制度，并在刑法和诉讼法两个领域中形成鲜明独到的个人学术风格，并有所建树。由他主编、参编、参加翻译学术著作有60余部，发表论文达百余篇，获各类科研成果奖18次。

　　在已经出自的专著中，张智辉尤其看重《刑法理性论》。这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专著，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早在2002年，张智辉递交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刑法理性论》，这篇论文在呈送专家评议时得到多位资深刑法专家的好评，进入论文答辩时，这篇论文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为数不多的几篇优秀论文之一。

　　2003年，这篇论文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1年后再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殊荣。当多家出版社主动争抢为张智辉出版这篇论文时，张智辉婉言谢绝，表示要在修改完善后再付梓出版。直至2006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印刷出第一版张智辉的这部《刑法理性论》。

　　作为张智辉的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法学教授高铭暄感慨地忆起当年张智辉在他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的情景：1981年，高铭暄教授指导的第一批刑法硕士研究生中就有张智辉。在高铭暄教授的眼里，这个学生擅长刑法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刑法哲学的研究时能仔细运用其原理分析探讨和解决刑法适用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高铭暄教授亲自为《刑法理性论》专著作序时这样写道：“在《刑法理性论》一书中，张智辉再次显示了其研究的特长，不仅利用其深厚而广博的理论素养，深刻揭示了理性之于刑法的价值与功效，以及刑法理性的准确内涵与发展规律，并提出了理性在刑法中的贯彻途径，而且运用刑法理性的基本原理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我国当前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理性表现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张智辉告诉记者，他和同学们不久前刚刚为高铭暄教授和王作富教授庆贺生日。这两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同年生日，今年都是八十大寿。王作富教授也是张智辉硕士学位的指导老师，谈起老师，张智辉眼里充满感激之情。

　　结合实际 研究理论

　　在法学理论界，一些学者不注重对社会现实情况的调研和了解，凭空想象去进行理论研究，这让张智辉有些不解和着急。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是法学研究面临着诸多时代发展的新问题，理论如果不与实践密切结合，势必有违一个法学家的学术使命。

　　“理论研究要解决实际中的问题。”

　　张智辉对这一点主张很坚定，无论是对当前宽严相济法学理论的探讨，还是对刑诉法中非法证据的研究，他认为要想满足社会正义的需求，面对现实中具体出现的种种情况，法学家不能落在后面，更不能坐而论道，空对空地发表所谓学术见解。最重要的是，理论要为实践服务。

　　回顾自己的学术理念，张智辉这样讲述：“我的思想里为什么会有这种务实的传统，早在部队服役时、在大学读书时就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西南政法学院的老师就非常务实，每一门课都有案例讨论，为什么西南政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很受社会欢迎，就因为他们毕业后上手快，适应社会准备充分。”

　　张智辉说自己能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也与自己所在单位提供的良好条件有关。检察理论研究所不是机关的学术机构，又与机关保持着密切关系。自从1996年来到检察理论研究所，他记得当年跑了好几个省调研，从基层检察院搜集了上百个调研问题回来得以研究。11年来，他每年都花费许多时间下去参加调研活动和开座谈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调研材料，继而参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几个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两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决定张智辉拥有列席检察委员会议的资格。凡此种种均强化了他将研究理论的工作与服务实践紧密结合的主张。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做的。

　　张智辉眼下正在忙碌着什么重要的事项？

　　记者获知：一是对国家重点课题《权力制约与倡廉的理论和制度研究》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一是国家社会科学院的重大项目《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制、机制及制度问题研究》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