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行政支出占善款六成？

　　如果说一个义工的吃惊发现揭开了善款失踪之谜，那么接下来的发现更是让大连儿童村陷身“善款挪用”的漩涡。

　　刘亚娟在对捐款公示起疑后，同时也开始关心究竟是谁在使用那些善款。她在内部刊物上发现，今年2/3以上的捐款被当作工作人员的管理费用。

　　今年上半年，儿童村获得捐款14万多元，其中3万余元用于孩子，近4万元用于几名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有4万5千元用于工作人员的外出培训费、手机费、打车费和探亲费。

　　其中工作人员的工资是善款的较大支出部分。目前潘芏每月的工资是3000元，另一个创办人杨梅的工资是2000元，出纳的工资是1000元，以前还有个做饭的工资是500元。

　　今年上半年，儿童村捐赠收入为142357元，用于孩子的生活、医疗、教育支出是34187元，管理费用则是84343元。单从数字上看，管理费用占到了捐赠收入的58%，占到总支出的六成。

　　单从这样的数据显示来看，参照相关公益慈善组织行政成本支出不超过10%的规定，即使按照国际惯例，公益机构的行政性支出也不得超过20%，大连儿童村的这个账本的确更让人吃惊。

　　据此，一家媒体认定这是继沈阳儿童村之后，第二个被质疑的儿童村。一时间，胡曼莉、付广荣这些受人唾弃的“爱心妈妈”的形象似乎贴近了潘芏，原本瘦弱的她在看到这个消息后的十天中瘦了六斤。

　　财务真相

　　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建立于2003年10月，主要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及弱势儿童群体提供家庭式的代养服务。儿童村建立之初，曾拜访了几家相关的部门，有大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市妇联妇女儿童权益部、司法局、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他们强烈希望能有单位愿意做自己的主管单位，这样既有了上级监管单位，又可以在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登记注册，取得合法身份。

　　但是，由于他们所服务的人群处在一个尴尬的法律地位（法律上并没有严格清晰地规定出，当服刑人子女因为父/母入狱，不能正常地生活、受教育并拥有家庭关爱，甚至流落街头，走上犯罪道路时，谁来维护他们应有的权益）所以，寻找主管单位的事一直悬而未决。

　　不得已，他们在儿童村地理管辖区的双台沟村争取到村委会书记的支持，到所属营城子镇政府取得了允许坐落在当地试运行的批文。

　　双台沟村委会为了支持儿童村的运作，从2005年中左右，开始给儿童村减免水费至今。儿童村就孩子入学问题主动与甘井子区教育局小教科沟通，并取得了积极支持。甘井子区双台沟小学四年来一直接受儿童村的孩子就学。

　　2005年1月1日，来自吉林的潘芏成为负责人。“财务管理的知识我以前不懂，一直都在学习。”潘芏说。

　　2003年，潘芏到儿童村做义工时，村里都没有财务。2年后，潘芏开始执掌儿童村，参加了一些NGO组织培训后，她才了解到其他类似机构设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2006年3月，儿童村聘请了一个兼职会计刘夫珍。

　　刘夫珍回忆说，她刚来时，发现儿童村根本就没有账本，各种票据堆了一堆，她费了许多工夫才编制出2005年度的资金收支报表。

　　之后，潘芏又学习其他机构的做法，给每个前去捐赠的人开具收据和捐赠证书，“这么做是让捐赠者有凭据以便监督。”

　　2006年，潘芏为了让儿童村的运作更加规范，便按照国际惯例，在成立理事会的同时，又成立了监事会。监事会的会长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主任王刚义担任，监事由大连商人贾春亭担任。当年8月儿童村内部刊物《爱在海边》创刊，捐赠信息及村内大事记等零星公开在内刊上，2007年6月第三期《爱在海边》发行，正式将财务报表公开。

　　此次公开引发了善款风波的导火索。今年上半年，儿童村捐赠收入为142357元，用于孩子的生活、医疗、教育支出是34187元，管理费用则是84343元。

　　事实是否如此？王琪是大连瑞祺财务代理有限公司的会计，从2007年8月起，接受儿童村理事会委托，为儿童村做财务代理记账。她告诉记者，按会计记账的大的科目划分，把房租、修理费以及孩子探监父母所花的差旅费统统纳入“管理费”没错，但关键是必须从中进行细的分类，到底哪些是孩子花的、哪些是大人花的。

　　按新的会计细分剥离后的项目归类，在今年上半年儿童村获得的14万多元捐款中，除有关报道提到的用于孩子生活、医疗、教育支出的3万余元外，曾被统列为管理费的8万余元中，还有直接服务于孩子的人员工资、修理费、电费、房租费、孩子探监及相关活动差旅费、与孩子直接相关的办公费，总计约5万余元，而直接用于行政办公的狭义上的管理费仅2万余元，约占总支出的22%，符合国际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