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地之死

　　诗人余地之死

　　■本刊记者/刘炎迅

　　他想在家专心写作，但是生活并没有给他专心写作的环境。他的妻子被查出患有肺癌，他的双胞胎儿子中的一个因为心脏问题需要接受手术治疗，对于一个仅靠稿费生活的人来说，他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的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余地《诗人》

　　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如果再来一次。

　　他只有一种选择，祈祷上帝的骰子，正好落在自己面前。

　　一片发黄的树叶，被风吹落，他听见了那种轻微的脚步。

　　它将逐渐地腐烂，化成泥土。

　　他早已知道，根本不必恐惧。

　　在闭上眼睛之后，将开始又一次远行。

　　——余地《远行》

　　在结束与妻子姚梦茹的争执后，他突然安静下来。

　　“好了，没事了，你去洗澡吧。”余地，这个刚满30岁的诗人，坐在客厅那张单人沙发上，低着头，瞥了眼扔在一旁的菜刀，哑着嗓子对妻子说。

　　15分钟后，当妻子洗完澡从浴室走出时，半躺在沙发上的余地已经满身鲜血，他刚刚用那把菜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他自杀了。

　　许多年以前，一个叫做余新进的青年，挑着一担行李，离开老家湖北宜都姚家店村，只身来到昆明，他要寻找自己的诗歌和文学的梦想。很快，他给自己起了笔名“余地”。

　　那时，他不会想过，会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10月19日，余地死后的第15天，身患肺癌的妻子姚梦茹，带着出生百日的孪生儿子平平和安安，回到山东淄博的娘家，几天前，她的母亲，因为心脏病去世。

　　“我和姐姐这几天都在忙着料理母亲的后事。这段日子，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突然不想见任何人，就一个人，守着孩子，静一静！”面对《新世纪周刊》，姚梦茹，这个23岁的年轻女子，一脸悲怆。

　　“这将是本年度云南文坛最惨痛的一个事件！” 10月7日中午，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女作家半夏在论坛留言感叹。“诗人余地/离我们而去/不给朋友/诗人/一丝余地/??” 老作家李霁宇，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哀伤和惋惜。

　　最后一夜

　　一把刀子正在缓慢地移动。所有的血液正在渐渐地凝固，一把刀子的光芒竟是如此的寒冷。没有人看见一把刀子，正如他们始终无法看见自己。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一把刀子，它的弧线如此优美。

　　一把穿过天空的刀子，它始终不肯生锈。

　　——余地《刀》

　　张翔武是第一个获知余地死讯、并赶到事发现场的人，他是昆明当地一家都市报的文化编辑。

　　10月3日那天，客串体育记者的张翔武一直忙到很晚。下班后他想着喊老友余地出来一起吃夜宵，喝点啤酒。他拨通了余地的手机。

　　“喂——”电话那头传来余地的声音。“你在干嘛呢？”张翔武问。“没干嘛啊。在家，坐在沙发上歇着。”余地的声音透出疲倦。

　　听余地的口气，张翔武吃宵夜的兴致减去大半：“晚上有什么安排呢？”余地依旧淡淡的语气：“不干什么，在家里看看书嘛。”“哦，这样啊。那好吧，我去网吧看两部电影后，就回去睡觉得了。”张翔武有些失望。

　　挂电话前，余地对张翔武说：“你早点回家休息吧。改天我们去爬山吧。”

　　张翔武事后说，当时听到余地邀约择日爬山，他又来了些情绪，“心里甚至开始盘算着爬山的准备。”

　　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书，妻子姚梦茹在一旁整理家什，一边发着牢骚。余地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

　　网吧里，张翔武在看电影。“看了部《游侠》，一边和几位朋友聊着，又开始看《杀了我吧》（You Kill Me）。”张翔武回忆。大约晚上11点，他的手机响了，是余地打来的电话。

　　“喂——你在干嘛？”余地在听筒那头问道，一个“喂”字，比常人拖长了半个音。“网吧呢，在看电影。”张翔武漫不经心地说。

　　“我以前跟你说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啊。”余地语调平静。一听此言，张翔武心里怔了一下，他事后说：“在那之前，余地和我们一起吃烧烤时，就经常说，要是哪天他实在撑不下去了，要我帮他把作品收好，妥善处理。”

　　“什么事啊？”张翔武故意问。 “哎呀，就是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我的东西都在两张光盘里，就在电脑旁边。”余地有些不耐烦，又试图保持平静。

　　“放在哪里？”张翔武用降声调再次问了一句。“就在电脑旁边嘛。到时候你帮我收好。”余地说。张翔武事后回忆，余地那一刻的语气出奇的冷静，“不像喝多了，或者开玩笑。”

　　张翔武口中答应着，心里在想：“两口子又吵架了吧！”他刚要挂掉电话，那头传来余地妻子姚梦茹一声绝望的尖叫。“我没有听清楚她在叫什么，于是挂了电话，继续看电影。”张翔武说。电影里，男主人公弗兰克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殡仪馆给遗体化妆。

　　过了20分钟左右，张翔武的电话再次响起，是姚梦茹。“张翔武，你赶快过来，余新进他自杀了！你赶快过来！你快来呀！”她在那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张翔武赶到余地家时，姚梦茹正不知所措地站在客厅里，看着东边沙发上躺着的人，放声大哭。

　　“打了120没有？”张翔武问。姚梦茹说：“已经打了，他们说救护车已经从金星立交桥那边出发了。”“怎么那么远的车也跑来啊？120是傻逼啊，应该就近的啊。”张翔武骂了句。他走到余地身边，俯身去看，余地已经浑身是血，脖子被两条毛巾盖着，额头、脸上、手臂上、胸口、大腿，血沿着沙发滴淌下来，地上淤积着大片大片的深红的血浆。一把满是鲜血的菜刀被丢在地上。房子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

　　张翔武摸了摸余地的左手，已经没有了脉搏，再摸他的心脏位置，也没有了心跳，脸色惨白如纸，身体的余热逐渐退去。

　　120赶到。医生上楼后，戴上皮手套，掀开盖在余地脖子上的两条毛巾。这时，张翔武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余地的食道、气管和颈动脉被齐齐割断了。

　　一位男医生说：“没救了，你看食道和气管都被堵住了，颈动脉都割断了。下手太狠了，完全抱着已死的决心。”张翔武一听，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失声痛哭。“报警吧。”医生说。

　　昆明市梁源派出所的记录显示，接警时间为4日凌晨1时28分38秒。警方调查取证后，确认余地是自杀。

　　多余的人

　　那些被看成是多余的人，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已经不再重要。没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了，他们现在可以重新思考这句话的含义。

　　走在热闹的人群之中，我永远是一个多余的人。

　　——余地《多余的人》

　　是的，上帝早已把一切给你准备妥当，你必须穿上命运的外衣。

　　还有什么被遗漏？如果你是被人虚构出来的，就会拥有不一样的死亡。

　　——余地《死亡》

　　张翔武和余地其他好友冯羽之等人一起，护送着余地前往昆明西南面30公里外的安宁凤凰山殡仪馆。

　　10月4日下午3点，姚梦茹和余地的好友吴云粒一起，去机场接从湖北老家飞过来的余地的父亲。期间，几位朋友带着姚梦茹去机场附近吃东西。姚梦茹要了一碗米线，刚吃了一口，就一个劲地说太咸了，老板娘换了汤，她还是觉得咸。后来重煮的几乎没放盐，她只是挑了几根。“她身体的盐分都从眼泪中流走了，任何一点盐都是咸的。”吴云粒说。

　　等了近3个小时，余父还没有到。姚梦茹又开始焦急起来，“要到马街给余地开死亡证明，不知道晚上有没有人值班。”她不停地哭：“这都是命，都是命！他早就想死了??太心寒了！”

　　下午6点半，天擦黑了，余地的父亲终于从机场一楼出口出来，身边跟着村里年轻的会计。一看见老人，小姚便扑在他的怀里失声哭起来。两个人哭着出了机场。

　　5日下午，安宁凤凰山殡仪馆。余地安静地躺着。张翔武回忆说：“甚至有些不真实，像一个蜡像，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不适应。小姚拉着他，伏在上面哭泣，怎么也拉不开。好不容易拉了出来，在最后的那一刻，她又冲了进去，尖叫着痛哭。”

　　“葬礼之前，我通知了10个人，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余地生前当作朋友的人，但是，有些人没有在凤凰山最后告别的时候出现。”张翔武说。

　　在张翔武眼里，余地性格开朗，脸上整日挂着微笑，同时也是个有些狂傲的诗人。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幻景，他的诗，还有那些实验、先锋的小说，才是他的灵魂和最真实的体现，在那些文字里，充满了忧郁、焦灼、苦痛和极度的彷徨。”张翔武说。

　　在朋友眼中，余地是个率真、幽默、不羁的人。身为《边疆文学》编辑的好友雷杰龙回忆，2007年6月，《边疆文学》第8期准备编发余地的小说《伤疤》，需要他的肖像上封面。雷杰龙很快收到余地发来的照片，“照片里，余地坐在电脑前面，电脑屏幕上则是一个极其显眼的裸体美女。我打电话告诉他不太雅观，请他另发一张。”

　　余地笑嘻嘻地说：“老雷，没办法呀，我就有那么一张。这样吧，你们杂志封面不要那美女，就把她送给你吧，辛苦你接收一下，把她从照片里取下来吧。”

　　“余地是个很善良的人。”张翔武说。余地过得很穷，但是对于去他住处的朋友，他总是豪爽地招待。而自己一个人时，常常吃面条或者咸菜就馒头。他有过7块钱过一个星期的纪录。在他招待的人中也有不少手脚不干净的人，有一位外地来昆明的写作者，在余地住处蹭吃蹭住不算，还顺手牵羊偷走了他二十几本心爱的书。他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对方矢口否认。

　　“他爱喝酒，圈子里的朋友聚会时，他常常语出惊人，夹杂着嘲讽之言。智商低的人，不明就里；智商高的人，就会和他发生争执，甚至打起架来，这样的事情，已经有好几次了。”张翔武说。在很多朋友眼里，余地有着卓异的文学禀赋，“读的书多，古今中外，特别是西方文学，”张翔武说，“很多人都可以说自己读的书如何多，但是像他那么勤奋地读书写作的人，很少。我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张便笺，每天写什么，什么时间读什么书，上面都安排得清清楚楚。”

　　余地性子很直，很多时候，他会对别的写作者直言不讳地指责和批评，为此得罪了很多人，他自己后来也开始有意识地避免和其他写作者过多接触。余地有时会笑称：“我现在人不在江湖，不问江湖事。”

　　尽管如此，以前的矛盾存在，隔阂就依然存在。于是，他被疏远了，他只是一个外地人，客居昆明，为了糊口而已，他的朋友越来越少，或者以前的朋友因为工作忙碌，无暇顾及他的孤独。张翔武坦言：“实际上，他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对写作的感情，让他们感到自卑，同时，那些人也伤害了他对人世的热爱。”

　　今年的9月25日中秋节，妻子姚梦茹在济南老家，余地只好一个人过，这是他的最后一个节日。那天晚上，张翔武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下了面条，一个人吃着呢。”张翔武一听，有些难受，便说：“喊上冯羽之，我请你们吃烧烤！”

　　因为报社临时有事，张翔武无法赴约。“我再打电话给他，听出他的语气有些失望，但没有表现出来。”为了表示歉意，张翔武拎了几盒月饼，第二天送给余地。“10月4日凌晨，那几盒月饼上溅满鲜血，余地再也不会品尝它们了。”

　　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

　　除了假装一种毫不相干的镇静，我知道

　　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得到答案

　　在他彻底地进入黑暗之前，我的一切已经轰然倒塌

　　——余地《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

　　昆明市西山区近华浦邮电所附近的一处小屋，那是余地生前的家。

　　“6000余册藏书从书房堆到客厅，甚至床头。书架上一边挂着一张画符般的十二生肖图，客厅里也有一张，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没有电视。衣服泡在盆里，搁在厨房。一个绿色单人沙发和一个条形沙发放在客厅里，中间是个玻璃茶几，上面有一套木制茶具。单人沙发靠着客厅西墙，上面凌乱地盖着些东西。余地的家是个气场，走进去，就令人感觉到死亡。”曾经到过他家的人这样描述。

　　在昆明的几日，父亲余元福很悲伤，但有外人时，他总是勉强笑着，与大家打招呼。“儿子的那些书，我准备运回去。那是他的宝贝，我们要好好守着。”

　　和那些书一起，余地的骨灰最终被父亲带回了湖北宜都姚家店村老家。若干年前，余地从那个村子走出来，来到昆明，带着自己的文学梦想，期望能闯出一番天地。

　　中专毕业后，余地进了一家私人公司，随后被派到驻昆明的办事处来。“他骨子里就是个诗人，敏感，单纯，根本无法适应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好友陈洪金回忆说。

　　被派驻昆明担任公司推销员期间，余地被人骗走了一批货物，货款收不回来，他也就离开了那家公司。当时他住在昆明丰宁小区一套一室一厅的简陋公寓里。在那家公司期间，他的收入还算好，因此有闲钱买下很多书，还有三四百张各类音乐影视光碟。

　　离开公司后，余地整日闷在公寓里，埋头写作，生活全靠稿费来维持。在此期间，陈洪金多次劝说余地，多写些具有小资情调的随笔，投给一些时尚生活类的杂志，也能多赚些稿费，但是余地很倔，坚持自己的实验小说和诗歌的写作，给纯文学的杂志投稿。“稿费很不稳定，常常断档，他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到了2003年，余地终于坚持不住了，于是便到当时的《云南法制报》去打工。没多久，又到昆明另一家报纸《生活新报》做副刊编辑。

　　在《生活新报》最初的日子里，余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他的文学才能让他工作起来如鱼得水。那段时间，余地的生活相对稳定一些，开始写小说，并且在省内省外的一些重要杂志上发表，比如《人民文学》、《山花》、《青年文学》等。

　　2005年初，余地结识了比他小7岁的山东淄博女孩姚梦茹。谈了一年的恋爱，两人在2006年底正式结婚。这个时候，余地已经从《生活新报》辞职，“其实他在报社做得挺好，是他自己不想被太多琐事牵绊，他担心自己不能静下来好好写作和读书。”余地的一位好友说。带着这样纯真的想法，余地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活，不稳定的稿费成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此时，他已不是几年前那样的单身汉，身后有一个家庭需要去维系，这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辞职之前，他可能没有想过自己那么快结婚。”

　　生活的压力显然超出余地事前的预想，每月的房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2007年7月8日，他的双胞胎儿子平平和安安的降生，在他的肩头加上了又一付重担。“两个小孩每月花销很大，而他的稿费又很不稳定，日子过得真的很难。”姚梦茹说。

　　孩子出生之后不久，姚梦茹被查出患有遗传性肺癌，化疗需要一笔巨大的花销。这让余地痛苦不堪。

　　似乎上天有意在捉弄这个不幸的家庭，此后没有多久，姚梦茹远在山东的母亲突然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一切现实的问题都指向一处——钱！

　　余地几位关系很好的朋友都意识到他精神日渐颓败，同时也多次提醒姚梦茹，“多留意余地，小心出事。”

　　在4日自杀前的一段时间里，余地整日在家酗酒，意志消沉，极度悲观。好几次想了却自己的生命，都被朋友劝止。出事前不久，他在《山花》杂志发表了小说《谋杀》。这是一篇非常奇怪的小说，“它营造了一种连环套叠的循环讲述模式：‘余地’既是小说《谋杀》（记做《谋杀》1）的作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在故事中，他就自己的新作中篇小说《谋杀》（《谋杀》2）接受了记者的书面采访，随即失踪；采访资料透露，《谋杀》2中的天才作家‘罗列’最终被他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谋杀》（《谋杀》3）中的主人公‘张力’杀害，而后‘张力’销匿于世。”一位学者如此评述。

　　写出这样一个以‘余地’为主角的内容诡异的自杀小说，让余地的朋友感到担心。

　　10月4日，妻子姚梦茹从山东回到昆明，带给余地一个更坏的消息，他们双胞胎儿子中的一个，因为心脏问题，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生活如此不堪，不留一点余地！”余地的一位朋友说，自杀前的那段时间，余地喝着酒，听着妻子的牢骚，一下子就崩溃了，“他找不到生活的答案??”

　　余地死了，除了同情之外，也有人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以死谢幕，丢下重病的妻子，嗷嗷待哺的儿子，实在不负责任。

　　10月19日，姚梦茹面对《新世纪周刊》，喃喃地说：“人都死了，还能说什么呢？”

　　生活在今天的诗人们

　　■本刊记者/刘炎迅

　　诗人在社会的位置越来越边缘，他们在现实中的种种努力显得一无是处

　　“先锋诗人杨钊在家中自杀，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2007年10月5日，余地自杀身亡次日，这样一则消息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又是诗人！又是自杀！

　　正当众人扼腕叹息之时，消息的最初发布者弓阳突然发表声明称，杨钊没死，依旧健康地活着。这只不过是他和杨钊本人共同策划的一场行为艺术——《作品1006号：生死间隙》。

　　“这不过是一个玩笑。”杨钊事后轻松地说。

　　事实上，除了策划者本人，没有人认为这个玩笑有趣，一时间网络骂声四起，很多人痛心疾首：“现在的诗人都怎么了，如此无趣，如此混乱，如此荒诞，如此没有底线！”

　　这只是近年来“诗人”制造出来的噱头之一。诗人上街乞讨、诗人的裸体朗诵、诗人乞求包养、诗人自囚写作??失去昔日荣光的诗人，在当下中国，以另一种姿态，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与诗歌无关。诗人，似乎丢失了自己。”一位网友说。

　　诗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这个经济至上、效益优先的年代里，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诗刊》编辑孙文涛曾自费走访隐匿于全国各地的多位民间诗人。农民、打工者、公务员、干部、教授、记者、小商贩、退休者、无业、军人，每一位受访的诗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

　　据孙文涛所做的抽样统计，受访的诗人中，长期无业者最多，占30%。

　　隐居诗人

　　2007年10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东路上的国林风写字楼，孙文涛接受了《新世纪周刊》的采访。这位出生于1952年的瘦瘦高高的诗人，现为《诗刊》杂志的一名编辑。他提起自己历时两年的寻访民间诗人之路，依旧充满激情。

　　“我是个诗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诗人群体和诗人文化，我之所以自费去走访全国众多隐匿在民间的诗人，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好诗在民间，好诗人也在民间，不能忽视。”在他的3个小时的讲述中，一幅中国民间诗人的生存现状图谱逐次铺展。

　　孙文涛给自己寻访民间诗人的行为取名为“大地访诗人”。他的第一站是贵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两个让他印象深刻的诗人，哑墨和梦亦非。

　　1942年出生的哑墨，原名武立宪，贵州普定人。“常年栖居贵州山区，他除了诗歌创作，还是一个坚定的当地民间诗歌资料的搜集整理者。”孙文涛说。

　　哑墨有过激荡的青春岁月，在归隐这片山林之前，曾于1978年支持创办民间诗刊《启蒙》，此后又参与创办了《崛起的一代》、《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和《大骚动》等民间诗刊。

　　如今已经65岁的哑墨，住在贵州山区一处叫做野鸭塘的地方，仍然坚持写作诗歌。 “因为子女的照顾，没什么负担了，和年轻时遭的那些穷苦比起来，现在我可是快活多了。”哑墨说，和一些年轻的诗人比起来，“不必总想着明天下锅的米在哪。”

　　哑墨书房的墙上，贴着日常作息表：“上午阅读学术、理论性的文字，中午午睡片刻，下午看看文艺作品。”哑墨说，每逢农历的节气日，他都是背上行囊，独自爬上家门前的那座山峰，坐在长满野草的山头，望着飘渺弥漫的云雾，创作诗歌。“有时候，一天下来，写不了一首完整的诗歌，都是些零散的诗句片段，我很喜欢，那是我的‘山栖诗语’。”

　　那天，孙文涛正在和哑墨畅谈时，一位年轻人敲门进来，扛着一包印刷品。年轻人就是梦亦非。

　　梦亦非，原名武开翔，贵州独山人。1975年出生。早在1996年便创办民间诗刊《零点》，也是西南地域性写作的重要倡导者之一，曾写出《黔南故事》、《苍凉归途》等长诗，同时他还参与编写了《诗前沿》。

　　“我的笔名出自五代诗人翁宏的一首诗，‘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我最早拿这个名字写武侠小说。”梦亦非说，“我是个闲云野鹤式的人，没法接受社会游戏规则，怕有一天成了小官僚毁了写作。”因此，他早在1997年就辞去了独山县上司镇邮电支局局长的职务，这么多年来，一门心思放在诗歌创作和民间诗歌刊物的运作上。

　　梦亦非有些骄傲地说，当初办民间诗刊《零点》，审稿、编辑、跑印刷厂等等工作，都是他一人包干。“其实自己办一份诗刊，是很辛苦的，邮寄费、活动费还有印刷费等等，每一期印500本，要8000多块。”他说，目前的民间诗歌刊物中，他的印数算是中等。

　　“为了维持日常生计，保证《零点》的正常运作，除了诗歌，我还写小说，中篇或者短篇。”梦亦非很坦然，他说：“写诗是朝圣，是修炼，写小说完全是谋生，是玩，是游戏。”

　　每天，在贵州的这处村庄里，梦亦非下田插秧、上山砍柴之外的时光，都交给了诗和小说。他有一间简陋的木屋，里面放满了书，只要坐在其间，他就感到满足，感到踏实。乡民们却不能理解，视其为“怪胎”。

　　这个村子很偏僻，梦亦非与外界的主要交流方式就是信件，“我的信件很多，村里的邮递员都成我专职的了。”他也曾凑钱买了一台电脑，期望与外界有更多交流，“村子里根本没有网络线路，更糟糕的是，电压还不稳定，电脑很难正常运转。如今成了摆设。”

　　“我不后悔，我天生就是游离在社会边缘上的人。”梦亦非说。

　　两年多的时间，孙文涛一直在路上。“走访中，那些民间诗人的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让我感慨万千。”“这些民间的诗人，基本有着一个共同点，隐居式的生活，甘于寂寞，诚心静气地去创作诗歌。”

　　打工诗人

　　“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现在的民间诗人群体，有一个数量庞大的部分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广东一带的‘打工诗人群体’。”孙文涛说，“打工诗人”和他们的诗作，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在走访中，孙文涛接触了众多的漂泊异乡的打工者，“白天拉水泥板车，砌砖墙、筛黄沙，做着最耗费体力的活，晚上，蹲在灯光昏暗的工棚里，用诗歌来书写自己的苦闷、悲伤、忧愁和愤怒，当然也有喜悦，不多。”打工者背井离乡，乡愁成了他们永恒的话题。一位打工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今夜的桌上只有两个杯子/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让桌上的木纹/流成一条通向故乡的河。”

　　“他们语言或许不够艺术，思想或许不够成熟，可能会遭到否定或轻视，但谁也挡不住这些打工者的诗句中迸发出来的血性的光芒。”孙文涛说。

　　张守刚是打工诗人中比较执著的一位。他先后在湖北砖厂打过零工，在内蒙古煤井下挖过煤，之后又在一家汽车配件厂做过冲压工。几年前，张守刚在冲床操作切边过程中，因冲床失控，他左手拇指以外的4个手指头全部被切掉。在极度悲伤和郁闷之下，他写下：“生活/在每一次断指时/发出毫不相干的笑/让我的眼泪朝着天空/飞去”。

　　沈岳明同样是一个为了梦想流浪的文学青年。初来深圳时，他在一家酒店做杂役，杀鸡杀鱼倒垃圾。每天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下来，沈岳明的一双手上留下的是累累伤痕。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写诗。后来，他离开那家酒店，进入深圳一家玩具厂，做起了仓库管理员。有一次临近下班时，他突然灵感来了，就趴在桌上写了几行诗，却刚好被前来拿货的主管看见。最后，他被炒了鱿鱼，理由是上班时间干与工作无关的事。

　　很快，沈岳明又进了东莞厚街一家陶瓷厂，做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在那里，因为工作卖力，沈岳明由一名普通工人被提拔为绘彩部主管。这家台资厂的厂规出奇得森严，周末不得休息，全天24小时只有晚上10点后的一个小时可以上街买日用品。虽是主管，沈岳明本质上仍然是个打工者，并没有实际权力，只能严格遵守这样的时间规定。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每天写一首诗。

　　荣光不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蓦然间发现，写诗不仅无法养家糊口，甚至连残存的一点尊严也难以维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某著名诗人流浪在外，已身无分文。到了一家酒馆，他以曾经屡试灵验的方式央求老板，希望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以换取一杯美酒，但遭到老板的奚落：“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证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一本主流周刊如此评说。

　　一度风靡校园的偶像诗人汪国真早已不写诗了。据说闲暇时他除了题字作画外，其工作室主要为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创作宣传歌曲。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诗坛大红大紫之后，汪国真的诗坛之路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和得天独厚了，有一次在北京某高校演讲时，有大学生递上纸条称：“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欢你，大一时很少看你，大二以后就不再读你。”令汪国真当时万分难堪。

　　后来，由于写作诗歌收入逐渐减少，汪国真在朋友建议下四处筹措资金在北京市区内开了一家火锅店，希望借自己的名气能为这家店带来滚滚财源。不幸的是，因为汪国真不懂经营，这家火锅店很快倒闭，这位曾经的当红诗人的大部分积蓄也赔了进去。

　　2001年秋，在诗坛上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汪国真又毅然决定复出。为了给复出造势，汪国真精心准备了一台汪国真诗歌朗诵会，亲自登台声情并茂地朗诵自己的代表作品。这台“汪国真复出诗歌朗诵会”声势甚大，除各高校中汪国真昔日的崇拜者外，文坛中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前往捧场。但令人惋惜的是，虽然复出声势大，但收效甚微，复出的作品《汪国真诗文集》在各地书市上，鲜有人问津。

　　一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原来那个能写出少男少女心声的汪老师已死。”诗人西川直言：“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曾经比较出名的那批诗人，如今的生活都不是特别的好。顾城、海子自杀了，食指疯了，舒婷隐居海岛了，随着诗歌光辉时代的过去，如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常常会变成一种羞辱。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一位曾经在大学异常活跃的诗人，现在每当被人介绍诗人身份时，总会遭到他的激烈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孙文涛无奈地说。

　　著名诗人北岛，现在居住于美国，不定期给国内的一些杂志写专栏，“随笔一类的，不是诗。”如今这位诗人这样理解诗人和诗歌的尴尬：“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复兴路径难寻

　　今年初，芒克、梁小斌、默默、莫非、车前子、树才、老巢、潘洗尘、叶匡政等14位诗人齐聚冰城，共同签署了号称“中国第一个诗歌自律公约”的《天问诗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内容包括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等。

　　在“梨花体诗歌”盛行的年代，在有人喊出“文学死了，诗歌死了”的年代，这到底是一种炒作，还是如他们所说“是对中国新诗90周年的献礼”？

　　孙文涛觉得，就公约的具体内容而言，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第二条，‘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还有第七条：‘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的血’，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第八条就有点问题，‘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能否认识24种以上植物，与能否做好一名诗人，似乎没有太大关联。”

　　“问题不在于细节，关键在于，这样的行为，是否有助于诗人的成长，是否有助于诗歌找回昔日的荣光。”孙文涛坦言，“将目光从山林之间转回城市，那些80后甚至90后的少年，吃着汉堡，听着嘻哈，看着老美，摇着，滚着，一副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模样，一转身，却又会安静下来，写诗，比如春树。”

　　比起70后诗人，80后和90后的诗人们是幸运的，他们拥有网络，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孙文涛说，他曾经访问过的两位诗人老刀和发星，编辑了一本《独立 E时代77—83年出生诗人作品选》，其间80后诗人的实力彰显无疑。

　　“诗歌如何复兴？关键可能在于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年轻的诗人和他们新鲜的诗歌。”孙文涛说，对80后诗人的误解，是当代不少诗人和评论家所共有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春树的诗歌稚嫩、过于简单和缺乏内在的深度，这种争论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固有的诗歌传统思维逻辑在作怪。时代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诗歌的定义和实践自然需要变化，不能拘泥。这样，诗人才能活得有灵魂。”孙文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