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决定影响力　改版五年经典作品回顾(四)

　　关注民生，积极介入社会生活，是我们落实“三贴近”、扩大影响力的途径之一。全新改版5年来，我们坚持以政府的决策意识，以主流新闻的视角，报道民众关心的话题，经营他们必读的新闻。

　　我们以一封读者来信为切入口，对新机场周边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报道，并探讨如何形成长效机制维护作为广州门户的新机场的形象。报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整改，社会反响强烈。

　　我们策划“为三千双特困户寻找住房”大型系列报道，发动广州市房管系统、各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行动，使更多双特困户及早改善居住环境。

　　我们推出《全城搜寻165名退休职工》的报道，推进广州市越秀区对困难职工医保问题的彻底解决。

　　我们从小小盒饭入手，摸清了深圳黑外卖产业的基本生态，推出了《黑外卖四宗罪》，促使政府出台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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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客仔蓝牌车恶宰外地客》

　　一封来信引发的批评报道

　　2005年，刚启用一年的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不仅成为广州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更成为展示新广州形象的窗口。但是，由于新机场距离市区较远，私家车(俗称“蓝牌车”)拉客、宰客的现象屡禁不止，非法营运十分猖獗。

　　5月底，一位从北京来穗的旅客给本报来信，讲述了在广州新机场被“宰”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困惑。接信后，报社领导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人力深入调查，以一封读者来信作为切入口，对新机场周边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报道，并探讨如何形成长效机制维护作为广州门户的新机场的形象。

　　采访小组兵分两路，通过蹲点暗访，对一个个问题层层深入，充分披露“蓝牌车”拉客、宰客的全过程和拉客仔的惯用伎俩；同时深挖内幕，展示机场谋生族的利益争夺和博弈，深度探讨“蓝牌车”屡打不绝的原因、正规出租车生意大受冲击的无奈、运管局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尴尬与困难等。在做好调查报道的同时，记者一方面与政府的运政稽查部门联动作战，生动再现长达数小时的稽查“伏击战”；另一方面则通过热线互动发起社会讨论，各方建议以及政府部门的改进措施在版面上呼应碰撞。

　　“新机场蓝牌车宰客”专题从一封读者来信入手，进行连续三天的整版报道。在策划上立足点高，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充分强调了新机场在广州的“窗口”意义，凸现了本报的高度和影响力。

　　问题披露后，立即引起新机场及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并针对本报反映的问题进行整改，社会反响强烈。随着相关问题的探讨一步步深入，报道最后已不局限于对一事一时的批评，而是为机场这个广州的“窗口”正名，变害为利，全方位展示广州市有关方面对维护城市形象的各种努力和成效。　本报记者　陈洁娜

　　《“为三千双特困户寻找住房”》

　　媒体与政府合力解决民生问题

　　2005年4月4日至15日，本报连续两个星期推出“为三千双特困户寻找住房”大型系列报道。这次大型系列报道，不仅使得广州市老八区(越秀、东山、荔湾、芳村、海珠、天河、黄埔、白云)更多的双特困户能尽快地利用政府的租赁住房补贴改善住房条件，而且成功探索了当政府推进某项民生政策遇到困难时，媒体如何与政府联手的经验。

　　当年3月底，本报记者在部门业务例会上提到，《广州市解决城镇双特困住房实施方案》于当年印发实施以来，广州市共有2900多户登记在册的双特困户住房没有落实。为解决这一问题，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和区、街道的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同时也遇到一些困难。为了推动这项工作，本报决定参与有关活动，发动各方力量共同加快双特困户住房问题的解决。

　　南方日报这种源自省委机关报的敏锐性和责任感，得到了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很快形成以“为三千双特困户寻找住房”为题的大型系列报道活动计划，作为南方日报当年的一个重头报道来经营，做出声势，做出影响，做出成效，在切实为双特困户解决问题的同时，提升省委机关报的影响力，提升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社会的强烈反响将这次活动推向高潮。南方网为这一活动举办了“四方合助特困户”网上直播活动，南方日报总编辑、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出租屋主、双特困户与网友一起进行了一场热烈的对话交流。

　　社会各界认为，媒体与政府机关联动，聚焦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既提高了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解决了百姓的实际问题，同时又提升媒体在受众心中的形象。省市有关部门高度赞扬了这次活动，认为这次活动体现了南方日报作为主流媒体必备的社会责任感。

　　本报记者　赵南坚

　　《全城搜寻165名退休职工》

　　“找老人”体现党报民生情怀

　　2004年10月25日，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封面版推出《全城搜寻165名退休职工》消息。文章关注的主体是曾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退休职工。这群老人是当年广州街属集体企业手工劳动者，在集体经济作为广州经济之翼的年代，他们为集体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默默无闻而不可或缺的贡献，随着上个世纪90年中期经济逐步转型，这些工人因企业的转制或停产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直到其中的10多名老人向时任越秀区委书记提出，“我们每月的医疗费补助只有几十元，我们想申请医保”。越秀区为此开始长达一年多的找老人工作，却仍有165名老人没有任何找寻头绪。

　　在这个时候，我们本着党报的高度责任感和民生情怀，从媒体担当的角度积极介入这一社会事务，推进越秀区对困难职工医保问题的彻底解决。

　　南方日报对此事件长达10天的连续跟踪报道，使得半年多时间内毫无找寻线索的找寻工作实现“破冰”，在随后一个多月，陆续有59名退休老工人得以联系上并陆续开始享受医保政策。

　　《全城搜寻165名退休职工》一文报道之后，亦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共鸣，广州多家媒体纷纷参与跟踪报道，希望能为找到到老人尽到媒体的一份力量。越秀区政府主动与南方日报联动，并携同“十区二市”联动找寻，“找老人”一时牵动着政府、媒体、企业家及众多社区居民等。

　　本报记者　陶达嫔

　　《黑外卖四宗罪》

　　报道成了整改通知书

　　2005年初，本报深圳新闻工作室的记者在订外卖快餐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外卖单上的地点模糊不清，不同的餐馆使用同一个联系电话，于是从收集“问题”外卖单入手，开始进行调查。从当年1月19日开始，在半个多月时间，派出多名记者，收集了500多张外卖单。一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从深圳华强北商业圈到帝王大厦、八卦岭，再到南山、宝安的“黑外卖”店进行调查。通过暗访、跟踪、卧底等多种方式，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经过反复取证，终于基本摸清了深圳黑外卖产业的基本生态状况。随后以大规模的版面推出了《黑外卖四宗罪》系列追踪报道。

　　整组报道分别于1月19、20、21、26、27日在《南方日报》上连续刊登。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记者通过三天卧底后披露大量第一手材料，揭示出“作料存于厕所粪便流进厨房”等“黑外卖”制作的恶心全程。

　　《黑外卖四宗罪》系列追踪报道激起了深圳各界及媒体的广泛关注，报道期间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黑外卖”成了深圳市民热议、政府关注的焦点。在深圳新闻网等网站上，上万名网民参与了讨论，并给本报提供新的采访线索；永和大王的一位老总还特意给记者打来电话，表示本报的报道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民生意识。为此，深圳市卫生局公开发布了《2005年度食品安全预警公告》，提醒市民“小心购买盒饭等外卖，慎防食物中毒。”卫生局的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你们的报道就是整改通知书！”与此同时，卫生执法部门还协调各区工商部门、房屋租赁管理所、相关街道办事处等，出动20多名执法人员，发动了十几家媒体，组织了一场专项行动，对本报记者跟踪和卧底的“黑外卖”店进行了查封。查封的行动成为第二天同城所有媒体最重要的新闻。

　　本报记者　佘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