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民富裕

　　140个亿的底气

　　王振忠算下来很自豪，5年下来，“铁西区一共迁走了239家企业”，腾出来7平方公里多的土地，“区财政从土地出让中获得的资金是140个亿”。

　　王振忠解释，“50亿元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55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发展”，“欠老百姓的30亿元内债都偿还了，15万下岗职工实现并轨”，这些都是“政府对于企业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有“35亿元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棚户区改造”，成为“一定范围的社会福利”。建设大路以北新建的19公顷绿地，取代了过去的厂房和烟囱锅炉;全区绿化率达到32%以上，全年大气良好天数达到了292天。这背后隐含的目的，一方面是改造人居环境，另一方面也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投资商。

　　“东搬西建”之前，2002年铁西新区的账面财政上只有几十万元。虽然辽宁省的社会保障试点在沈阳从1998年就开始了，但按千分之零点五的比例从区财政中拿出的社保基金，无异于杯水车薪。更多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产业工人们为了最卑微的生计堵路上访是常有的事，王振忠回忆，“2001年，主干道建设大路因上访引起的堵路一共达到186次，平均两天一起”。建设大路也因此被称作“建设银行”——堵路就得给钱。时任工人村街道办主任申维民最繁忙的事务，就是不停去建设大路将本区域内的上访者劝回来。工人村曾经是沈阳市最大的产业工人聚居区，在铁西区西南部，东至卫工街，南至十二路，西至重工街，北至南十路。1952年9月23日，建筑工人村的大军进入这里，由苏联专家设计的72幢起脊式三层住宅楼，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工人村第一批居民，多数是企业的厂长、劳动模范、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技术工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选平、原辽宁省省长杜者衡等，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这是与铁西作为“共和国装备部”核心地位同步的产业工人的荣耀与辉煌。30万产业大军，定格成北二路上最常见的画面，上下班定点汇聚而成的庞大自行车流，各自携带的饭盒敲打着车把手，叮当响了一路。他们的兢兢业业，完成的是建国后国家工业的原始积累。到最后下岗并轨的时候，每年300至550元不等的价格，成为他们数十年工龄价值的具体计算，被一次性买断。王振忠有的话说得很直，他说，“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全部奉献给了国家”。董峰则感叹，在“企业办社会”的主导之下，“铁西的大型企业，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政府职能”。诸多历史问题的累积下，等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铁西和其他老东北工业基地一样，成为经济阵痛期中的衰落者，而铁西的广大产业工人，因此成为最广泛的利益受损群体。那种失落带着时代烙印，炼钢厂工人张延平下岗之后，把烟和酒都戒了，生活拮据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身份失落:“我连工人都不是了，还有什么资格抽烟喝酒？”

　　尽管从1986到2002年这16年间，国家对铁西区老工业基地改造先后投入了350亿元，但却始终无法挽回众多企业严重亏损的局面。进入政府部门之前，董峰在沈阳重型机器厂工作了近20年，从1996年开始任厂长，那些忙着四处求订单、躲债主的日子，让他更深切感受到单纯的拨款、从企业到企业的简单疗法无法解决铁西的深层次问题。“企业墨守成规，凡是上级没有规定的，没有红头文件的，企业的体制、机制永远不能改变，即使企业已经濒临破产。‘等、靠、要’的依赖观念严重，等政策、靠救援、要资金，宁可找市长而不找市场。”结果拨款越多，银行债务就越多，往返滚动累积之后，就是260亿元的庞大银行死债。

　　140个亿当然是铁西新区的财政底气，用原沈阳拖拉机厂负责人于长深的话说，“政府通过这个改造运作很多资金出来，他就有力量，兜里揣了钱。企业要上大的项目，政府就有了实力给钱支持”。于长深是沈阳市拖拉机总厂最后一任厂长，他上任的那天，企业的外债已经高达10多亿元。1996年11月，拖拉机厂召开了一次各路债主大会，每人发了一根香肠以示安慰后，这个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的大型国有企业就宣布破产了。2002年，拖拉机厂将24万平方米场地置换出2亿多元资金，偿还了拖欠职工的工资、集资款、医药费、采暖费等内债8000多万元，并一次性并轨了7700名职工。余下资金在西部规划的新工业区内15万平方米的荒地上建设新厂房。不仅可以轻装上阵，还有机会在重大项目上得到政府的支持。王金奎解释，对于重大企业，区政府的补贴和投入都会多一些，这些企业是未来财政税收的稳定来源，“以前补贴出去的钱，通过税收的方式返还回来”。铁西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王振忠提供的数字是，“2002年是3.36亿元，2006年是12.98亿元”。“在沈阳的5个区中，从最后一位跃升到第三位，偶尔排到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