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的类型

　　张靖

　　反对酷刑是现代社会人权保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酷刑引起的问题备受我国学术界关注，我国立法和司法等实务部门亦进行了一些惩治酷刑行为的实践。但是，人们对于酷刑并未形成清晰、全面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系统地开展地反对酷刑的工作。对酷刑的种类或表现形式进行类型化的分析，有助于修补、丰富我们的模糊认识。

　　酷刑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是属于现代国际法的。198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条规定：“"酷刑"是指为了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这个定义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最为权威和严谨的定义。从这个定义出发，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酷刑的类型进行不同的划分。

　　其一，实施酷刑的主体是任何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人或者其行为得到公职人员唆使、同意、默许的人员。依此标准，酷刑包括政府、公安、检察、审判、监狱、军队等机构实施的酷刑。在我国，人们较多关注的是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人员和刑事司法人员实施的酷刑，同时忽略了其他官方机构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出现的酷刑问题，比如基层政府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也时有发生酷刑行为，却得不到法律的制约。另外一个问题是，依据中国的法律，非政府工作人员实施的酷刑行为不在反酷刑之列。例如联防队员或者保卫人员实施的酷刑，往往是在司法工作人员的默许、纵容之下作出的，但是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他们不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罪的主体，其虽然实施了酷刑行为，却不能由反酷刑的法律规范来调整。

　　其二，实施酷刑的目的并不是单一的。依此标准，酷刑包括为取得情报或供状、处罚、恐吓、实现歧视而实施的酷刑。对于为取得情报或供状而实施的酷刑，表现为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等，我国刑法规定的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非法搜查罪等即是针对此类酷刑。对于为处罚而实施的酷刑，表现为非法拘禁、殴打、体罚、侮辱等，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就是针对此类酷刑。对于为恐吓或威胁而实施的酷刑，则表述为对批评人、控告人、申诉人、举报人进行的打击报复等，我国刑法规定的报复陷害罪即是针对此类犯罪。对于因任何歧视的理由，例如种族、民族、宗教、性别和政治观念等方面的歧视，而发生的酷刑，在我国并不突出，但我们对此不应忽视，因为此类酷刑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其三，酷刑可对人的肉体实施，亦可对人的精神实施。依此标准，酷刑可分为肉体酷刑和精神酷刑。肉体酷刑较易理解，也较易受到关注，其具体方式表现为打、电击、悬吊、烫、性犯罪、饿、剥夺睡眠、怂恿被监禁者互相折磨等等。精神酷刑则是指采用不人道或者侮辱人格的方式，给他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精神酷刑的判断标准，在世界各国是不统一的，因为它是受到了整个社会对于犯罪和惩罚的认识、警察文化等认知性因素的影响。精神酷刑的具体形式包括语言侮辱、恐吓、威胁等，甚至有国外学者认为用数字取代姓名、强迫对守卫怀有敬意等，均应被视为酷刑的一种。在我国，精神酷刑并未引起足够的认识。

　　其四，酷刑可以发生在官方行使职权的不同阶段。依此标准，在学理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作为刑罚方法的酷刑。现代的刑罚方法，除国家仍保留某些残酷的刑罚方法外，多数国家的刑罚方法主要是剥夺生命、剥夺或限制自由。在我国，对于死刑是否应作为一种酷刑看待的讨论，近来年较为激烈。二是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酷刑，比如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为处罚而实施非法拘禁、殴打、体罚、侮辱、威胁、恐吓等，此类酷刑最为典型。三是刑罚执行中的酷刑。剥夺或限制自由等刑罚方法本身并不是酷刑，但其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为处罚而实施非法拘禁、殴打、体罚、侮辱、威胁、恐吓等，则为酷刑。

　　从上面的分类可以看出，酷刑的面目复杂多样，但是在我国，关注点主要在刑事司法领域内侦查、刑罚执行活动中的酷刑、被监禁者在监禁期间遭遇的肉体酷刑等问题上。对于其他领域的酷刑，精神上的酷刑，以歧视、惩罚等其他目的进行的各种酷刑行为，尚未有足够的、正确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曾指出：“反酷刑的范围应当明晰，当前我国的反酷刑努力仅仅是集中在刑讯逼供方面，这种工作的重点限缩了反酷刑努力的应有范围，直接导致许多酷刑行为并未引起决策者与社会公众的应有关注。”

　　对于种类繁多的酷刑，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监狱法等反酷刑法律、法规在规范范围扩大酷刑禁止的法律规范范围，是首先要进行的努力，但是立法领域的这些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加大社会各界的关注度、增强公职人员的敏感度，促使社会各界发现、揭露、制止任何表现形式的酷刑，也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