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胡同24号的情怀

　　杜永道

　　西长安街民族饭店对面有条察院胡同，穿过它，是东西方向的文昌胡同。进去左拐，就到了文华胡同，24号是开放不久的李大钊故居。

　　故居不仅是大钊在北京居住最久的住所，而且是故乡之外，李大钊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参观故居能充分领略李大钊同志当年艰苦奋斗的历程和他的高风亮节。稍加留意，也能感触到流溢在故居中浓浓的温馨与和谐情怀。这让我们看到了伟人的另一面。

　　这种情怀是多方面的。

　　1920年春，李大钊住进这里时，是北大教授，社会知名学者，30出头，风华正茂。他的妻子呢，比他大6岁，是个乡下女人，裹着小脚，识字不多，反差强烈。但是，李大钊十分敬重这位从16岁起就帮衬李家、辛勤劳作，共同度过艰辛岁月的媳妇。他下班回家，不是帮着做饭，就是照管孩子，忙个不停。

　　客人来了，李大钊总要把妻子请出相见，有时还帮她换上衣裳，系好纽扣，抻平衣襟。真是相敬如宾。客人无不为大钊如此疼爱“糟糠之妻”而感佩。正因为如此，大钊与妻子琴瑟谐调，感情甚笃。妻子尽最大努力打理生活，管孩子，照顾大钊。尤为重要的是，妻子一直毫无怨言地坚定地支持大钊的革命活动。

　　一般人也许想象不到，大钊跟妻子的卧室竟然一半是个大炕，炕边是木板，里头铺着席子，跟河北农村土炕一模一样。我想，这位“海归”学人所以如此，一定是为了让自幼生长农村的妻子更适应城里生活。试想，寒冬腊月，雪花纷飞，妻子坐在暖洋洋的炕上给孩子们缝补衣衫时，该是多么惬意啊。

　　李大钊有四子一女，他跟孩子们相处极为和谐融洽，从不打骂训斥。故居西厢房有架风琴，大钊常常一边弹琴，一边教孩子们唱歌。弹奏的时候，不时回眸笑望妻子怀中的幼子。因为唱的是革命歌曲，为掩人耳目，多在下雨时弹唱。哗哗的雨声掩藏着革命歌曲，也庇护着暖意融融的一家。

　　冬天雪后，大钊还常跟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玩儿得十分开心。在孩子们眼里，他是慈父，也是最好的朋友。

　　大钊对待孩子的细腻和宽容令人叹服。有一回，他买来纸笔，让孩子们临帖。女儿星华总也写不好，急得跑到后院哭了起来。妻子正要问，被大钊拦住，说:“女孩子的心理是很难揣摩的，问她为什么哭，不会告诉你的，不要硬逼着问。有本书上说，一个小女孩不小心划破手指，立即把伤口包扎起来，生怕父母发现，等好了，才给爸妈看。这就是女孩儿的好胜心。”随后，他低声细语地鼓励女儿，指导习字……在大钊家里，上下其乐融融，家庭氛围和谐温煦。

　　大钊跟朋友的友好和谐让今人慨叹不已。

　　他每月收入200多元，本来是很富裕的，但家里生活却异常清苦，甚至常常难以为继。这是由于他将一半薪俸缴纳了党费，还经常预支薪金帮助友人及贫困师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后，不得不指示会计，每月将部分薪水直接送到家中交给妻子。

　　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找大钊的时候，不过是个陌生的口音浓重的南方小伙子。李大钊也给予热情帮助，以至30年后，毛泽东同志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大钊不只对革命者尽心关照，跟其他友人也相处十分和谐、亲密。白眉初先生是位地理学家，李大钊对他的学识、人品很是推崇，两人交谊颇深。李知道白奔波京津，十分辛劳，就主动提出请白先生购买自己租住的较为宽敞舒适的宣武门内大街回回营3号宅，自己则另觅住处。最终找到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即今天文华胡同24号的故居。大钊牺牲后，白义无反顾地出面交涉领回遗体，并购置棺木，料理后事。

　　常有朋友在故居东厢房暂住。大钊都真诚相待，让客居者十分温暖。张太雷夫人回忆说:“我在他家住了近一个月，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生活。”“他圆圆的脸，面色有点苍白，细细的眼睛，留着胡子。脸上总是露出微笑。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布袍，一点架子也没有。”

　　在她看来，大钊是位性情温和、宽厚善良的人。其实，其他人也这样看。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中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刘半农更称他“温良长厚”。

　　“温和”折射出大钊跟亲朋、同事和谐相处的意念。

　　有趣的是，他的美学思想也映射出“和谐”的心音:“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匹配之间荡而出之。”“调和者，美之母也。”

　　在故居的堂屋，挂着一幅李大钊极为钟爱的国画，这幅画镶嵌在玻璃框里。画中，一位年轻女子坐在山岭之上，怀抱乐器，凝神弹奏。一个小孩儿坐在旁边，托着腮帮，聚精会神地聆听。树上的鸟儿，一边的几只鹿，也都在静静谛听。

　　画面祥和、宁静。或许，这幅画映现出大钊内心深处对和谐世界的期盼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