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单枪匹马成为好医生很难”

　　本报记者 桂杰

　　我觉得，有时候工作环境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一个医生不可能生活在孤岛里，一个人想单枪匹马成为好医生其实很难，除非整体上有一个特别好的气氛和管理制度，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医生本人对于这份职业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荣誉感和幸福感，在精神上有独立的标准。

　　——讴歌

　　在今天北京的东单三条，有一座矗立了90年的中西合璧建筑群，人们简称它为“协和”。日前，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了90周年华诞庆典。与此同时，三联书店推出了《协和医事》。该书作者讴歌曾就读协和医科大学，受心中多年郁积的“协和情结”驱动，参考大量文献，用生动的笔触讲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90年的传奇故事。

　　作者讴歌告诉记者，他们当年的毕业典礼，像前辈一样，是在被列为文物古迹的协和礼堂举行的。在收下毕业证书的同时，一些同学已收拾好行囊，准备去美国，读一个“世界承认”的文凭；还有一些准备从医，从教，或者从事研究工作；一些人留在了那个琉璃瓦覆盖下的医院；作者本人在面对不理想的现实时，选择了离开医生这个行业。

　　讴歌自认：“和我的同学们一样，即使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时光，其实对协和历史知之甚少。可能我们唯一阅读过的协和历史就是林巧稚的传记。即便那本书，也未能深入地掀起我们思考的帷幕。对于历史的回望，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缺失。”

　　可以说，正是埋藏在心中的协和情结促使作者动念写这本《协和医事》。他为此阅读了大量与协和有关的文字：协和的编年史、夹杂着每个时代的色彩的各种论述文章、中国西医医学教育发展、美国人写的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之关系的论文、美国上世纪初那一场著名的医学改革、关于协和名医的各种传记、欧美医学教育等。“直到我在写作此书的时候，我才真正了解了我的母校，弥补了我思想中的很多空白点。”讴歌说。

　　讴歌认为，协和这所学校的办学方式本身就构成了独特的现象，其精雕细刻的育人模式此后几十年间也备受争议。曾经的巨大投入，在实施残酷的淘汰制、“宽进严出”后，只有极少数的产出。比如办学最初十年产生的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位医学生和一位护士。而此后每年平均十六位毕业生的“极少数产出”，后来都成了中国医学界的精华，撑起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医学世界。

　　在民间，人们按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赋予了“协和”更多的延伸意义，这两个字渐渐演化成——医疗安全感、医学精英、关爱百姓的亲切姿态、病人重获健康与温情的可能。

　　有病人说：“我们千里迢迢到北京协和看病，是到了头。无论如何我们心甘了。”到了新世纪，有一篇报道的题目是“全国人民看病上协和”。2007年的一则“协和打假”新闻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全国有五十多家机构借用“协和”的名号。

　　讴歌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报考协和医学院就是由于好友推荐的一部讲述林巧稚的纪录片。那是第一次听说一个西医领域的人名，第一次听说协和。林巧稚是老协和毕业的妇产科医生，习于协和，作于协和，卒于协和。基督徒，终身未婚，却被尊为百万婴儿的母亲。我被朋友的描述触动了，确切地说，就是被她描述的那种生活方式中包含的内省、专注、慈悲感动了。”

　　“我觉得，有时候工作环境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一个医生不可能生活在孤岛里，一个人想单枪匹马成为好医生其实很难，除非整体上有一个特别好的气氛和管理制度，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医生本人对于这份职业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荣誉感和幸福感，在精神上有独立的标准。”

　　《协和医事》一书中讲述的很多老协和医生的故事，就是作者上述观点的最好解说。书中讲到，张孝骞在70多岁的时候来上班，接他的司机晚一分钟他就要拄着拐杖自己走出门，他说：“晚一分钟也许我的病人就死了！”这些医生把“医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讴歌的一个好友得了子宫癌，在协和治疗，有一次她实在忍受不住化疗的痛苦，收拾好了东西准备逃走，结果被一个老大夫看见了。那个老医生把她拉回病房做工作，“训”了两个多小时，病房里的所有病人都感动得哭了。“我想，对于一个好医生来说，还有最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能够承担责任，并且有担当的胆识。”讴歌说。

　　有人说，协和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协和的“熏”有三种境界。一是，一对一，协和曾经有过导师制，不仅导医术，还导医德。二是大师聚集在一起，形成浓郁的为医文化和学术气氛。三是气氛的保证，一套严格的制度和系统，保证相对的自由和独立。

　　《协和医事》

　　讴歌著

　　三联书店

　　2007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