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生：应当重视这几条政策性意见

　　吴江

　　广东政协的刊物《同舟共进》今年第10期刊出一篇题为《从黄河沿岸百姓“三望三叹”说起》的文章(作者任玉岭，系全国政协常委)，为黄河沿岸主要是西北地区的农民发出呼吁。作者说:他从黄河一路走来，亲眼目睹了水电、煤、油、化工等一批大项目正在黄河上中游蓬勃兴起，带动了地方经济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但与此项相对照的是:当地的农民依然很穷，农村依然破落不堪。他告诉我们，当地农民对此有“三望三叹”。我认为，我们应当很认真地倾听一下当地农民为何发出深沉的叹息。

　　作者写道:

　　“这些年在黄河上建起多座梯级水电站，企业创造了很大效益，而地方百姓为了支持电站建设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搬走，得到的补偿却十分有限。电站建成后他们的生活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困难。当地有"三望三叹"之说。一是"望水兴叹"。水库修起后，那些在黄河边上靠黄河水养育成长起来的人们，要么用高价水，要么就没水吃。二是"望电兴叹"。本来百姓看到国家在自己身边建电站，无不兴高采烈，但电站建成后，为电站做出贡献的农民却享受不到任何优惠，电价和城市一样贵。三是"望站兴叹"。电站职工不仅有高收入，还享有好住宅、好环境，当地百姓同他们比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能不让人兴叹呢？

　　“在山西，虽然每年产煤6亿吨，发电数亿千瓦，但2006年黄河沿岸的28个县，农民年收入达到1000元以上的只占14％，53％的县农民年收入只有600－1000元，还有33％的县农民年收入在600元以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母亲河畔的儿女们？！

　　“陕西榆林因为发现了大煤田和大油田，被当地人称做"中国的阿联酋"，政府财政收入和城市面貌变化喜人。尤其油、气、煤的开采和加工垄断型企业，其办公大楼之豪华，职工生活环境之好、收入之高让人惊叹。但迄今占这里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年收入只有2200元。笔者前不久到沙特参观时，当地官员指着大片的住宅区，说是政府建好后送给百姓的，而且最近还要再建150万套住宅。我们的企业和项目发生地，是否也该关注一下当地农民呢？

　　“在有些城市我曾听出租车司机讲，"我们不希望发展，越发展，百姓的利益越受损；越发展，普通百姓的生存越艰难！"这话虽然偏激，但确实反映了部分百姓的心声。我也不止一次收到矿区人民的上访信，例如某地开采铁矿，由于地下被挖空塌陷，不仅造成居民住房裂缝、倒塌，而且使稻田不能存水保墒，以致颗粒无收。”

　　读完上面的这段话，再听到作者同样发出的一声“叹息”: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母亲河畔的儿女们？我想读者的心情同样也不可能是平静的。一部新中国的历史，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农民的奋斗史、翻身史和苦难史。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共产党人都应当承认，新中国的某些政策曾经给农民造成很大损害。就国家工业化说，农民付出大而收益少，近乎“牺牲”，这是大家都看到的。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状况大有改善，但相比之下，农民仍然是最苦的。现在我们所说的“解决民生问题”，我想首先仍然应当是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也应该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作者在这里提出目前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民企和外资项目在开发国家资源中应该如何对待农民？资源是属于国家的，同时也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在的问题是:资源被少数企业占有，占有资源的企业认为自己是资源的惟一主人，居于垄断地位，因此为所欲为，置群众利益特别是农民利益乃至生态环境利益于不顾。作者为此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认为垄断资源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应当受到应有的约束。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发展第一”吗？这就是发展问题上的一种远见。为此，作者认为应当在工农业关系问题上转变陈旧的妨碍长远发展的观念，并提出四项重要的政策性意见(以下仍然是多直抄作者的文字):

　　第一，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要反哺农业。作者认为，以往我们一直奉行农业支援工业的政策，在项目开发上农民总是要为工业让步，这在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传统观念和政策现在已经表现出它的消极面，就是已直接导致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差距的拉大，而这正是当前社会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应当及时转变观念，认真完善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依此开发资源，进行项目建设，给农民一个致富的机会。

　　第二，改革税收政策。作者认为，“现在很多大型生产企业，多实行总部纳税制，公司的总部设在大城市……作为税收大头的所得税都在大城市交纳，地方虽然可以在增值税中分成，但多为25％的提成，75％仍要交总部。地方提成的25％增值税，省市还要分成，所以地方的所得是非常有限的。为了使项目建设与富民相结合，可考虑改革税收政策，对进行水电、煤、油开发的企业，要么实行在开发地注册，税收交注册地的办法；要么实行所得税、增值税都进行分成的办法，扩大地方税收留成比例，力争中央、地方各取一半。”

　　第三，允许地方入股开发资源项目。作者认为，“可考虑让资源地占股份的30％。现在很多国家大项目多是靠国家贷款支持，为了使项目致富百姓，可以实行地方或百姓以土地入股的办法，然后共同承担贷款责任。加拿大在水电开发中，给搬迁移民赠送股份，并在移民地建设工业企业让农民就业的办法很值得参考。为了确保地方和农民得到利益，地方和农民可派代表参加董事会。资源开发型公司的党委书记应在地方遴选。”

　　第四，尽快建立资源补偿、生态补偿和环境补偿机制。作者认为，“各类企业在进行资源开发中，自身已取得较大效益，而当地居民仍然贫困的，或是过去几十年已把当地资源开发殆尽，目前当地生存环境困难的，应从这些垄断企业的收益中切出一定份额，对资源地的居民和政府进行补偿。因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破坏、地面塌陷、水位下降，导致百姓房倒屋塌或无法种植庄稼的，资源开发企业应进行生态补偿。凡企业因开发水利、工矿和农业资源，造成环境和空气污染的，也要依据污染的程度，对环境进行补偿。为确保补偿得以落实，政府应早日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私意认为，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认真考虑作者的上述意见，如认为适当的话，则应将上述合理的意见转化为国家的政策。我们国家已再三重申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农业为基础，要着重关心和解决“三农”问题，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乡统筹发展的任务和政策——这些无疑都是当前的大政策。但除此以外，似须再从逐步缩小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差距的角度出发，考虑进一步完善国家工业化的政策，主要是采取适当措施使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直接联系起来，同步进行，使工业化直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科技化，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工业化只是片面地向农民进行“索取”(而不同时进行合作和补偿)，甚至不惜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原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就是如此)，这是我们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我以为，现在已经到了应当重新思考如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道路的时候了。　(作者为资深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