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马洪逝世 吴敬琏撰文悼念

　　编者的话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0月28日14时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马洪同志作为新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中的优秀代表，被称为一代经济学家的一面旗帜，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

　　马洪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理论与决策咨询研究等方面有卓越贡献，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倡导者、推动者。马洪同志重视对世情、国情、社情的调查，在经济管理、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工业经济、企业管理等多种学科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带头人，中国经济决策咨询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是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大师。马洪同志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对于中国经济时报的员工来说，马洪同志更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他对中国经济时报的创办给予了巨大支持，并一直关心时报的发展。

　　为了悼念马洪同志，我们约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外与马洪同志相熟相知甚深的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撰文，记叙他的工作业绩，阐述他的学术贡献，弘扬他的开拓精神。作者们虽笔调不一，但主旨相同，都由衷地感佩于马洪同志那种关心国家大事、敢于直言时弊的拳拳之心；那种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那种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那种宽厚诚恳、兼容并蓄、从善如流、奖掖后进的宽阔胸怀。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生者对逝者的最好纪念，便是踵武前贤，发扬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坚持不懈地继续为其投身以从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及理论研究、决策咨询诸事业而殚精竭虑、孜孜以求。

　　怀念我国决策咨询研究的创造者马洪同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吴敬琏

　　虽然马洪同志在经历了多年卧病以后于上月陷于昏迷，他即将离我们而去已是意料中事，听到他的噩耗，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这几天，他当年给我们布置工作和一起作调研、改文章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我为失去我国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的开拓者而深感惋惜。

　　我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初识马洪同志，以后就时有来往。1984年我参加他主持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起草和“振兴改造上海调研组”工作，以后，就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了在马洪同志领导下的多年共事。

　　马洪同志给我的最深刻印象，一是超人的勤奋，一是非常负责任。

　　我在马洪同志手下工作时，他已经60多岁，可是干起活儿来，20多岁的年轻人也比不上他。因此，和他一起外出调研，既是辛劳不堪的“苦活”，又是汲取新知识和锻炼思考能力的好机会。他习惯于晚睡，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可是第二天一早六点钟就起床，招呼同行的同事到院子里散步。一边走，一边交流昨天晚上思考的新想法，互相切磋。很多观点和建议，就是在这样的交流中形成的。

　　1984年7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嘱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同志组织院内几位同志撰写一篇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我随马洪同志一起到东北参加三省两市发展战略的讨论。他随身带着这篇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的草稿。我们白天开会，晚上改文章，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改稿的任务。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应当实行商品经济作了有力的论证，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作出了贡献。

　　在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马洪同志有着特别坎坷的经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党内斗争中，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直到八十年代才得到平反。不少有这样遭遇的人“看破了红尘”，对于许多事情，特别是有政治风险的事情，往往持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在和马洪同志的共事中，也可以感觉到他那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小心谨慎的心态。但是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他虽然明知有风险，但仍然克服心中的余悸，建言献策。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投身于改革理论研究和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工作中，成为我国政府咨询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他参与了一些重大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与改革和发展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备受争议，也有政治风险。但马洪同志虽然有所顾虑，但经常能出以公心，反映一些与时论潮流相悖的观点，供决策参考。上面讲到的，“为商品经济翻案”即其一例。1988年3月，他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为市场经济正名”。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些看法，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也有不少类似这样的例子。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马洪同志两次向党政领导发出经济过热、面临通货膨胀危险的预警信号，建议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这两次提醒和政策建议虽然由于领导的反应不同而结果大相径庭，但马洪同志尽自己作为决策咨询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则是始终如一的。后一次马洪同志本人还因不合主流思潮而受到严重的指责。

　　马洪同志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面对复杂的改革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责任感，为推动新时期政府决策科学化所作的辛勤努力，将永远铭记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上。

　　悼念敬爱的领导马洪同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 汪海波

　　噩耗传来，久久难以抑制悲痛的心情！但我想，纪念马老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和践行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并在他身上得到明显体现的优良品格。

　　我从1977年开始认识马老，后来又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前后经历整整30年。这里仅就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谈点体会，以寄托哀思。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是贯穿马老理论研究和经济工作实践的一条根本红线。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以及新技术革命的研究等等，无不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我想这是他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以致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锐意改革，矢志不移。他在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写入中央全会的决议中。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提法是由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补充的提法，发展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对正确指引中国经济改革方向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1990年初，我国在经济改革方面，计划调节为主的观点又在某种范围内出现了回潮。针对这种倾向，在薄老（一波）的主持下，马老组织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其研究成果以薄老名义、以《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为题发表在1992年1月中央有关机关的内部刊物上。该文依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强调并体现了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剖析了那种“必须重新加强指令性计划的作用”的错误主张，并就深化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显然，这对在党内宣传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并对深化经济改革，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敬业精神，长盛不衰。仅举一例。由于年事已高，马老先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领导岗位退下来，但还一直担任他过去长期担任的《中国经济年鉴》的主编工作。只要健康情况允许，《年鉴》每年的编辑计划，他都亲自阅改。《年鉴》的年度编委会和编辑工作会议，他都亲自参加。即使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仍不断询问《年鉴》编辑、出版和发行情况。还叮嘱杜少牧同志（《年鉴》社社长）和我：《年鉴》是一本权威性、综合性、史册性的年刊，一定要办好，把《年鉴》这个事业坚持下去。可以说，《年鉴》能够正常出版26期（1981－2006）年刊，马老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四，为人谦虚，待人热情。这是马老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两个最显著特点。比如，在由他主持的会议上，他总是以平等一员的姿态出现，丝毫都感不到他有那种所谓领导者的架子。再如，在我接触较多的领导干部中，马老的职务和级别最高，但在1999年我患腰间盘突出病时，第一个来我家看我的就是马老。还有，在过去的长时期内，每次到他家汇报工作临别时，他总要亲自送到门口。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我去看他，临别时，他也坚持要护理人员扶他送我到电梯门口。总之，同马老相处，常有一种春风暖人的感觉。

　　马老逝世，是我国学术界一个巨星的陨落，但他的英名会永垂千古！

　　马洪同志开创我国决策咨询研究之先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泊溪

　　我们尊敬的老领导马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0月28日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使我感到无比悲痛。马洪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决策咨询研究等方面有卓越贡献，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发扬。现仅从多年来在他领导下所进行决策咨询研究工作的体会，来寄托对他的哀思于万一。

　　确立决策咨询研究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为适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需要，国务院批准并指定马洪同志组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在马洪同志构筑和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的工作中，首先确立的是决策咨询工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以邓小平提出的主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并根据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主题和指导思想的发展提升而不断完善。马洪同志在领导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中，始终把党中央提出的旗帜、路线、基本政策作为指导思想，以此为保证决策咨询工作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

　　对决策工作中会涉及到向中央提出的政策建议，他坚持要从指导思想角度进行严格的评定。

　　提倡从国情出发

　　马洪同志从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就提倡在研究中要了解国情，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1981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时马洪同志立即召开研究中心核心组会议，讨论如何在决策咨询研究中贯彻。

　　在决策咨询研究中，马洪同志提出要把握国情必须了解国情，在工作中，确定合适的调查对象。举例说，在“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中，选择调研方案时，马洪同志提出要调查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特别是要多去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并指示主要研究人员要去这些地区调研。他亲自带队到西南边远地区调研。当时，交通不便，在山路上需要行走两天以上才能到达要去的村寨。另一个组赴贫困的“三西”（即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经过这样的调查，对研究人员震动很大，加深了对我国国情的认识，看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对确定总体研究方案和对策思路有重要作用。

　　建立坚固的研究基础

　　马洪同志要求研究中心在做好自身研究的同时，要做好组织研究工作，而且重要课题都要有组织研究基础，发挥各部委及其研究机构的作用，使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扎实、可靠。为此，研究中心组织涉及各部门各研究机构20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业组，这些专业组与研究中心保持经常的联系，参与相关性的研究，壮大了决策咨询研究的力量，对提升决策咨询研究质量很有作用。通过这个渠道，促进了国务院的决策和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情况的反馈。特别是有助于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重大课题的完成。

　　对我国发展有重大影响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是研究中心负责的特大课题。马洪同志主持领导并与一些综合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日常的研究工作由研究工作组负责推动，我是工作组的负责人，工作组的成员有16名研究中心的年青研究生。他们都担当各主要分报告的研究工作，又分工担当有关方面的组织研究工作，工作紧张有序、高效。当时参加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研究的各个不同层次共约180个单位和500余名研究人员，提出了“2000年的中国”系统研究报告。此外，还有专题研究报告和更详细的分行业报告。国务院以参阅文件的形式将“2000年的中国”系统研究报告转发给各省市和各部委。该报告在公开媒体上概要报导后，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2000年的中国”研究获得我国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软科学研究的最高奖项。

　　重视定量分析工作

　　在研究中心创建初期，马洪同志就重视研究方法中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特别提出要加强定量分析工作。他要求我组织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要克服诸多艰难的。因为在文革期间，不允许搞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还对它进行批评，长时间不搞已有些“荒废”。马洪同志要求定量研究要多方法、多角度。为此，在“2000年的中国”研究中，我们设计了一个模型体系，有递推规划、控制论、投入产出、计量经济、综合要素分析、系统动力学、两个部类等模型。由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南开大学机构等参与研究，对各模型进行了精心设计，既有专门目标又有一定的交叉。将各模型的结果，集中统一分析之后提出结论，对“2000年的中国”报告，起到了系统支持作用，增加了研究的科学性。在1985年举行的全国计算机应用展和竞赛中，这个模型体系得到赞扬，并以“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利用计算机的成功尝试”为评语，获得“全国计算机应用一等奖”。这项工作对我国宏观模型工作有推进意义。

　　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

　　马洪同志要求在研究中心有良好的氛围和宽松的环境，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尊重少数人的看法，无论在研究中心的自身研究，还是组织研究中，都能有热烈的讨论，做到集思广益。同时，有严格的纪律、内外有别。决策咨询研究的许多工作涉及国家机密，不得外传，这也是办好决策咨询机构的应有做法。

　　记得马洪同志说过，决策咨询研究要对一个问题提出多个解决方案，要为领导提供决策选择空间。基于此，在一些战略研究和预测研究中，一般提出三个方案，逐渐形成一些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的风格。

　　推进决策科学化

　　在论证国务院交办的国家特大项目的过程中，马洪同志意识到对建设项目应当有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做法，为此，马洪同志关注建设项目的决策科学化。他曾讲过，中国的投资规模很大，如果每个建设项目都能做到科学决策，那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有了好的基础。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投资项目不做可行性研究，这对建设项目决策提出了挑战。马洪同志提出把国外的可行性研究引入中国，并结合国情进行改进，形成中国的方法。为此，研究中心组织全国有关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与建设项目参数的研究工作，并坚持不懈、继续发展，后转成为有关部门的经常性工作，对国家发展起了应有作用。在这过程中，马洪同志要求我们起草“可行性研究案例”，供有关部门执行此类工作参考，自此，此项工作就进入我国投资决策体系，实现了马洪同志推行此项工作的初衷。

　　以上几点是对马洪同志领导决策咨询工作20多年的一些回忆，这仅是片断、是局部，但足以证明马洪同志开创了我国决策咨询研究之先河。

　　马洪同志对决策咨询研究的贡献

　　永远发光

　　马洪同志开创并出色领导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与他长期亲自从事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密切相关。他是在我党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当代经济学家，是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开拓者、带头人和卓越的领导者之一，是享誉中外的经济学大师，当之无愧地被评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学者。马洪同志留给我们丰富的学术著作，对各个时期改革开放和经济理论的重大问题，都有相关的著述。他为我国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做出了开创性的经济理论基础研究工作。

　　马洪同志在领导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多次强调社会科学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要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好决策咨询工作，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献计献策，真正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出一些好主意。他指出，搞科研最重要的是选好题，既要完成国务院交办的研究工作，又要选择好一些的课题，做些综合性、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的研究课题，关注前瞻性研究。他强调发挥每个研究人员的专长和积极性、创造性，要集中大家的智慧，提升研究成果的水平。他领导研究中心决策咨询工作的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马洪同志怀着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我们，他对决策咨询工作的贡献，永远发光，他在研究中心留下不灭的足迹，他高大而慈祥的身影，似乎仍停留在我们的视野中。

　　怀念马洪同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顾问 王慧炯

　　我哀痛地悼念马洪同志！他离开了我们，他离开了他曾经呕心沥血所创建的部分发展研究中心。

　　我认识马洪同志，始于1980年。他所负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了首创的全国公开招考。我考入了当时的社会科学院。以后又转入了他所创建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来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我与马洪同志相接触的20余年当中，他的许多方面，都使我留下了深深的怀念。特别是早期我在原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时期，我与他的接触较多。我的回忆也较多地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原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时期。

　　我怀念他，因为他是一位具有丰富学术造诣，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经济理论家与革命家。有鉴于时代的发展，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技术经济政策咨询机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在人类经济的生产与消费日益发展时，经济与技术两者，需要进行跨学科的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正确作用。他为原技术经济中心的研究与发展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他强调：中心的任务是研究国家长远性、战略性与综合性的问题。由于当时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人力、物力的限制，他还为中心制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工作路线。他指出：“中心不仅靠自身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组织研究”。在他的努力与影响下，原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广泛地联系了各部委、各研究机构，组成了农业、能源、交通、机械、消费品、化工、冶金、建材，可行性研究等9个专题组及若干参加单位与联系单位。在他制定的组织路线与工作路线的引导下，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仅有不到20名的工作人员，1983的研究课题达到了90项。并且在1985年，完成了由各部委参加而有巨大国内外影响的重大课题——《2000年的中国》。这些研究工作既为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的政策咨询培养了人才。

　　限于当时中心的人力，中心只成立了综合组与技术经济组。他明确提出：“技术经济组本身不做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而是研究可行性的可行性。”因为每项工程的研究，各部委或国外的专业公司都需要投入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机构，无论是国家计委还是各部委，都设有庞大的机构从事工程项目的研究与设计。但可行性研究，是我们吸取了国外经验，于上世纪80年代初向国家计委提出，才为计委所采纳的。当时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人力只可能选择若干国家重大项目，针对有争议的项目，我们去从事工程可行性的可行性研究，为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例如，在原技术经济中心成立的过程中，马洪同志就曾组织了对宝钢工程项目可行性的可行性的论证，向国务院提出了正确的建议。他曾在原中心9个专题组中专设了“可行性研究”专题组。可惜后来由于种种情况的变化，他所设想的政策咨询机构的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未能得以继续。

　　我怀念马洪同志，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能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能鉴别支持正确的意见。

　　政策咨询研究机构需要有一个宽松的能发表不同意见的环境，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宽松的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风气。1980年代初在国务院进行输煤管道论证时，几乎绝大部分部委都持赞同意见，仅有少数专家持不同意见。而我们组织研究单位之一铁道部的一位同志，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马洪同志找他作了详细了解后，鼓励他下午在国务院及各部委领导都在的会议场合，作时间充分的发言。此举扭转了当时可能出现的错误决策。铁道部的那位同志至今还念念不忘马洪同志的为人及他当时所作的决定。

　　我怀念马洪同志，怀念他谦虚忠厚，具有高尚的学术品质，不计个人得失。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由于党的领导明确了目标并领导着全党全国人民向这一目标推进，才使中国的改革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与行动，加速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江泽民同志在作十四大报告前，在党校所作《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报告中，就曾经提到：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上，他研究归纳了三种提法，“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三种提法之一。江泽民同志经反复深思熟虑后，采用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改革模式。任何学术理论研究，如果没有决策者深思熟虑的认同与行动，对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是产生不了较大影响的。某次我去探望在病中的马洪同志时，我们在闲聊中，马洪同志还带着点不好意思的神情说：“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最早提出的。”我后来回家在他的选集中查了一下，确实，他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就有了这一提法。他在学术上的高风亮节，他当时略带羞涩面容的谈话，使我至今还铭记在心。

　　我怀念马洪同志，怀念他思想开放，勇于改革。

　　在技术经济中心成立伊始，马洪同志对一些行政职务名称，提出了总干事、副总干事、常务干事等名词。听起来有些别扭，但他不愿意采用局长、部长等官称，力图破除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所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的思想。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社会历史的国家，对行政称谓有着不成文的崇拜。技术经济中心初成立，我们外出参加一些会议时，对“中心”还不太熟悉的会议主办单位及人员，往往把我们的座位安排在远远的次要地位，而把各部委的司局长都安排在主要位置，我们的发言也往往受到忽视。后来，中心定职位时，也只能都加上一个“长”字。

　　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也是对外开放最早的单位。早在1980年代初期，马洪同志就同意我们与联合国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中心”所进行的《2000年中国》的研究，与当时世界银行所进行的《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与选择》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并且经常互相交流经验。这使“中心”成员能在吸收国外的研究经验、组织方式及市场经济与国外计划的方方面面，都有较早较全面的了解，也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多作出一些贡献。

　　我怀念马洪同志！怀念他学风的严谨。

　　我1980年代初刚开始参与“中心”工作时，起草的任何向中央上报的文件，马洪同志都是逐字逐句地认真审阅修改，因为我从技术领域转向社会、经济、技术等政策研究时，对于中央上层领导的需求缺少了解。我在原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承担的第一件大的组织研究工作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规划。当时我与程秀生、李善同等同志在山西省先后蹲了一年半时间，完成研究的原始材料及各项报告数量极为庞大。马洪同志也很满意，并告诉东北办、上海办的负责同志说我们在山西的研究资料有1公尺高。但后来马洪同志要我们报告给中央领导的文字不能超过2000字，因为领导同志没有时间看。编写《2000年的中国》，历时近3年，后来上报中央的25条政策建议他都反复思考、逐句斟酌，并召集李泊溪、吴敬琏同志（那时他隶属经济中心）和我作讨论。

　　马洪同志在病中，我曾有机会去探望过他。他都要挣扎着起来，摇摇晃晃地把我们送到电梯口。

　　我深切地悼念马洪同志！深切地怀念马洪同志！他离开我们安详地走了。但我们将继续弘扬他的精神，以他为典范，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把政策研究工作中做得更好，使其成果能惠及全民。以此来表达我们对马洪同志的怀念。安息吧，马洪同志！

　　永远的怀念

　　——悼马洪同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周叔莲

　　马洪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视世情、国情、社情的调查，在经济管理、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工业经济、企业管理等多种学科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带头人，而且是中国经济决策咨询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是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大师。

　　我是1977年下半年开始认识马洪同志的。1977年4月中央号召全国企业学大庆，国家计委组织由马洪等人领导的考察组去大庆总结经验。当时我在国家建委工作，要求参加这项工作，经国家建委领导同意，我也参加了考察组。马洪带领大家用了一年时间在大庆调查研究，撰写了《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于光远主编、马洪等副主编）和《大庆工业企业管理》（马洪主编）两本著作，对大庆经验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的总结。那时“四人帮”谬论的流毒还有很大影响，《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一书中，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按劳分配的性质、科学技术的作用等问题上，结合大庆的经验，批驳了“四人帮”的谬论，推动了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工作。

　　在大庆调查的后期，马洪受命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为此他日夜辛劳，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和有关单位协商，调来了一批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同志，如朱镕基、蒋一苇等人。适应当时的需要和条件，工经所组建了工业经济研究室、企业管理研究室、国外工业经济室、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室；在研究生院成立了工业经济系，招收工业经济、企业管理、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等专业的研究生；还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工作。以后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仍兼任工业经济所所长，一直到1980年5月。他为工经所的健康发展打下了扎实良好的基础。

　　1979年6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为了更好地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委托工业经济所开展全国经济结构调查。马洪组织工经所及有关单位数百人进行调查研究，经过10个月的工作，全面系统地摸清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圆满完成了任务。马洪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创新，该书有中文、英文、俄文、日文等多种版本，是改革开放后向国外系统介绍中国经济的第一本经济学专著。

　　1981年4月，马洪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和四川省社科院联合举办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的报告。以后经过补充修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2年1月正式出版。该书论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经济结构合理化、经济管理体制合理化、经济组织合理化等问题。这是我国经济学界首次提出和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科学论断，引发了以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热潮，并推动科技界、社会学界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

　　马洪在《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中说：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和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不断变化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经济改革“就是要有步骤地改变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严重不合理的状况，建立起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经济管理体制”。他认为经济管理体制要抓住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早在1978年9月，他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论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一文，认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应当把发挥企业主动性作为基本出发点，不能只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1979年他在《改革经济体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一文中又指出：“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社会主义企业“是商品生产的基本单位”，“企业必须实现经营管理的‘自动化’”，即“企业能够经常充分地发挥主动性，实行自主管理，自动调节”。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积极倡导者。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马洪同志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的决议中。他说：“这个提法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我们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否则，就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看做是互不相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对立的东西。从认识上说，这往往是经济战线上产生‘左’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5年5月，马洪同志又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国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一种用宏观管理的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江泽民同志委托马洪同志主编一本宣传、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读物，他组织专家学者共同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江泽民亲自写了序言。这本书深受社会各界欢迎，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马洪同志长期研究企业管理，改革开放以后十分重视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经验。他曾多次率团出访，既考察了美国、日本和欧洲各主要发达国家，又考察了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认真进行调查、比较和研究。1979年10月至11月，他曾率“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考察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宾州大学、印地安纳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五所大学的管理教育。我作为团员，亲眼目睹他详细询问各个学校的管理教育情况、经验和特点，协助他收集这些学校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教学计划。回国后他立即主编出版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一书，介绍了美国管理专业教育的体系、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队伍、学生构成、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并撰写了重视培养管理人才的文章。他还组织专家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主编了《国外企业管理比较研究》等书籍，推动了我国管理教育和管理人才培养工作。

　　我和马洪同志相处30年。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勤奋、认真、谦和、负责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都使我深为感动，深受教育。他对己严格，待人宽厚，爱惜人才，乐于助人。他善于发现和发挥别人的优点长处，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在他领导下工作确实非常辛苦，但心情是愉快的，成绩也明显，学到的更多。他患病期间，我经常去看他，他总要我介绍理论界的情况和动态，每当说起他关心的问题时，他就目光发亮，兴奋起来。他的目光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来他病重了，限制探望，我们见面就少了，但我总想念着他。现在他离我们而去，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怀念。

　　马老：改革开放新时期政策研究咨询工作的开拓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刘世锦

　　马洪同志作为老一辈的经济学工作者，是一代经济学家的一面旗帜，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马老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科班教育，从十几岁开始自学，参加革命到延安后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建国以后，不管是在事业的辉煌时期，还是人生的曲折时期，他的学习都没有间断过。改革开放初期，他曾几次率团出国访问，以当时难得的开放心态，了解、介绍国外的情况和经济学知识，主持编写了几本当时影响很大的书。晚年他身体不好，说话不方便，与他见面，会感到他的思维仍然很活跃，总是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关注新的信息和知识，关注正在争论的一些热点问题。可以说，马老是终生学习的典范。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马老一直致力于推动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马老利用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影响力，以特有的智慧和毅力，很实际地一步步推进认识和理论的进步，并把这种进步体现在经济政策的调整上。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争论很大，有一股使改革倒退的力量。当时马老组织经济学界的一批同志，主要是发展中心和社科院的专家，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目的是把后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观点“打出去”。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争论很多，有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虽然几经反复，但马老始终坚持“市场为基础”的改革导向。

　　马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政策研究咨询工作的开拓者。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办者，并长时间担任主要负责人，组织中心研究人员，参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研究。当时的不少研究成果，对中央决策起了作用，在社会上也有很大影响。马老在社科院工作时，也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为决策研究服务。他当时提出一个相当有影响的看法，认为一篇理论联系实际、对决策起作用的论文，比空洞说教的大部头著作要更有价值。

　　马老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他曾随张闻天同志在陕北杨家沟进行一年多的农村土地改革调查。前些年还有国外学者寻找当时的调查成果，认为对了解当时中国农村和社会情况，是不可多的的第一手资料。文革开始以前，马老和当时国家计委的同志一起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很具体，包括这个工厂基本的状况，比如说早上几点上班，上班以后工人们干什么，工作间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对整个工作流程，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都做了细致的描述。如果要了解那个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基本状况，这个调查应该说是经典案例。在发展中心的工作中，马老经常要求大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把情况吃透，使判断建立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我曾有机会多次随马老在外出差，一有时间，他总是尽可能到工厂、农村实地考察，与第一线的同志交谈，情况、数据问得很细，同时提出一些相当有深度的、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比较注重实际，与马老的好作风是分不开的。

　　马老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领导者，他为人宽厚、豁达，对自己要求很严，鼓励、支持年轻研究人员的成长，身教胜于言教。发展中心的年轻同志大都有这样经历，头天晚上说好，第二天早上年轻人先起床，叫醒其他同志，但事实上，经常是马老最早起来，去叫其他同志。

　　马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精神和品格，是一笔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宝贵财富。

　　回忆和马洪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丁宁宁

　　周日在密云寒风刺骨的山顶上，收到了于伟加同志的电话，说马洪同志不行了。望着那白雪覆盖的满山红叶，我不禁落下了几滴热泪：一个时代结束了。

　　马洪同志亲手教我们搞政策研究

　　我是1982年清华电机系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中心工作的。来中心前先是程秀生同志，后来是王慧炯和李泊溪同志找我谈过话。从谈话中了解到中心的领导是马洪同志，但还不知道如何做政策咨询研究工作。第一次接触马洪同志时，觉得他好年轻啊！前庭饱满、器宇轩昂、声音洪亮，根本不像60多岁的人。那是他亲自布置《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起草任务。马洪同志宣读了王福穰同志的信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然后介绍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这才了解到来研究中心工作纯粹是个机遇。我毕业时，国内大学的经济学系刚刚恢复高等数学和英语教学。可行性研究只有英文资料，且涉及不少高等数学知识，因此中心决定从清华选人。起草任务由马洪同志总负责，王慧炯、李泊溪同志分管，具体的起草工作则由刚毕业的人大硕士许小年同志和我这个清华的工学士来承担。

　　当时的国务院没有研究室，中心不仅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而且承担着繁重的文件起草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马洪同志一面放手让年轻同志去工作，一面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教我们搞调查研究，写调研报告。我们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同志，一写文章就是洋洋上万字。马洪同志当着我们的面，一边改一边讲：为什么这一段要删掉，为什么这几句话必须加上去。厚厚的一摞稿子，重新誊写后往往只剩下不到一半。看着我们委屈的样子，马洪同志说：搞政策研究的同志，一定要学会抓主要内容，写短报告。不仅要短，而且思路要清楚，语言要平实。领导同志很忙，一上班桌子上就摆着几十份文件，没有时间看那么长的报告。凡是经马洪同志修改过的文件，例如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给全体中委的一封信，《2000年的中国研究》总报告等，都具有思路清晰，语言明快的特点。

　　马洪同志是年轻人的朋友和导师

　　马洪同志非常重视发挥年轻同志的作用。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转来一封信，反映两个年轻人提出利用银行贷款加速电力建设的意见，得不到有关领导的支持。马洪同志立刻召集会议，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展开讨论。一开始马洪同志只是仔细地听，并不发表意见；几次会议后一锤定音：银行贷款不准搞基本建设是以前苏联的做法，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先拿出5个亿搞试点。成功了继续扩大规模，失败了影响也不大。会后，在马洪同志的提议下，成立了“青年经济分析小组”，由李泊溪同志负责，我做联系人。这个小组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对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并将结果报送有关部门。国务院各综合部门的不少年轻同志都参加过这个小组的活动，其中一些同志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

　　直到这次入院前的2002年，马洪同志还经常来办公室找我们一些“年轻”同志聊天，主要是听听大家对当前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各项政策的反应。这时他的帕金森症已经很严重了，除了右手颤抖外，说话速度很慢，但思想依然很敏锐。

　　政策研究一定要掌握第一手材料

　　第一次领略马洪同志的超强工作能力是在1983年的回龙观会议后。这个会本来应当是一位老同志参加，但他有事没有去，派我去驻会。会议结束一周后，于伟加同志打电话要我带上会议材料到马洪同志那里去一趟。我在门口看到那位同志红着脸在挨批：会都不参加，写这么长的报告给谁看？马洪同志见到我捧着一堆材料，就说：不要念材料，尽量简短些，拣主要的事情讲。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说：主要有两点共识。一是压水堆百万千瓦起步，但自己的原型堆不下马；二是要引进国外核电技术，就必须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当马洪同志听我讲到台湾已经退出该机构7年，我们却因部门间工作推诿而没有加入时，生气地皱起了眉头。我还没有讲完，马洪手下的报告就写完了：字体遒劲，行文流畅，只有一页纸。“有什么问题吗？”马洪问我，“没有就复印6份，送紫阳、依林等同志。”

　　平朔露天煤矿项目论证时，马洪同志派我参加会议。他嘱咐我两点：一是要拿到外方的英文资料，二是自己一定要亲自算一遍。根据马洪同志的指示，我和当时财政部的李福玉同志，用计算器整整算了两周。最后的结论是：平朔项目合作28年，在保证外方20％收益率的情况下，经常性费用可以打平，但初始投资6亿人民币不可能收回。主持会的孔勋同志不接受我们的结论。马洪同志问清情况后，立刻将我们的报告报送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和小年起草了可行性研究条例，这次派上了用场。有些事情不能只算经济账，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态度不要过于激烈。1992年，哈默先生去世，外国合作方撤资。平朔煤矿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把岛西公司留下的债务由中国银行承担下来，其数额为6．02亿元，和我们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

　　一定要抓住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煤炭探明储量一半以上在山西及其周边地区。改革开放后，国外罗马俱乐部的一些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科委一些同志提出了中国也存在“能源危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领导同志一面批准了大秦线的建设方案，一面委托马洪同志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工作。课题开始时，较多的精力放在“山西到底有多少煤炭储量”问题上。由于文革时期地质勘探工作受到影响，专家之间争论不休。马洪同志听了几次会后，坚决扭转了研究的方向。他说，山西的煤炭究竟够用30年还是50年不要再争了；关键是有了煤，如何能够运出来。在马洪同志的引导下，山西能源基地规划的重点转移到运输问题上。经过反复勘查、论证，最后筛选出若干条铁路出口和公路出口，为“晋煤外运”奠定了坚实的规划基础。为我国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证。

　　十二大提出国民经济20年翻两番的目标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内部众说纷纭。是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呢，还是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是总量翻两番呢，还是人均翻两番？只有搞清这个问题，才能为全国人民设定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指示，马洪同志主持了“2000年的中国”研究工作。这一研究工作动员了几乎所有部委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院所，以及知名大学的研究力量。两年多的时间里，马洪同志办公室的灯经常是通宵亮着。1984年底总报告初稿完成，不仅明确回答了上述问题，而且为全国人民描绘出一幅200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预测图景，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斗志。15年后，当我们将当年的研究结果和实际情况对比的时候，发现除了通讯、航空等一些技术进步较快的领域外，其他很多方面的预测和实际结果十分接近。

　　长远、战略、全局、综合

　　1987年国务院恢复研究室以后，研究中心从大量的文件起草任务中解脱出来，但也有一些同志有失落感，因为国务院领导关心的一些焦点、热点问题都交给研究室了。当时我还在党校读博士，马洪同志要我回来参加1988年全国咨询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起草过程中讨论最激烈的是长远研究课题与领导交办课题的关系。马洪同志来听过几次会，批评了一些同志不配合研究室工作的错误，要求大家凡是研究室需要的资料，都要毫无保留地提供。他说：焦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要有长远、战略、全局、综合的眼光，要以长远、战略、全局、综合性的研究为基础。现在一些年轻同志遇到问题就急于出着，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这次讲话就是要在长远、战略、全局、综合这八个字上作文章。只有做好了这八个字的文章，发展中心才能真正成为国务院的智囊团、思想库。有为才能有位。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马洪同志才敢于在1987年全面承包后积极促成税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对1988年的所谓“价格闯关”预先提出了通货膨胀的警告，在八九事件后支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课题研究等。虽然这些超前的研究常常不为一般人理解，甚至还要受到领导的批评，但马洪同志从来没有消极过。即使在受到批评后仍积极完成一些领导交办，但本来不属于中心的研究任务。而且教育我们：政策研究工作关系到国家安危和百姓的切身利益。治大国如烹小鲜，切忌鲁莽行事。

　　1985年以前参加中心工作的同志，现在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依然可以感觉到马洪同志的存在：那种关心国家大事、敢于直言时弊的拳拳之心；那种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那种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的献身精神。

　　马洪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马洪同志生平简介

　　马洪同志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曾是同蒲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后任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平泉县县长，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化学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北京石油化工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长（1985年免），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1985年起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4月免）。1993年4月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94年5月起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会长。是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著有《经济结构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等。参与主编《当代中国》丛书。